陈老总受邀到儿子陈昊苏的学校演讲，吃饭前却大怒：陈昊苏是谁？

一九五〇年冬，黄浦江畔寒意正浓。刚刚就任上海市长的陈老总披着那件穿了三年、袖口磨白的呢子大衣，匆匆踏进市政厅。事务堆成了山，偏偏老家的双亲也远道而来。他在日记里写下几个字：“公私分，方能行远。”

父母第一次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街巷里夹杂的沪语、英语、法语，把两位四川老人听得一头雾水。陈老总抽不出时间陪伴，职务所限，他更不想让父母在公家招待所住得太久。堂弟看不过眼，悄悄借用他的名义开来一辆公车，载着俩老人逛豫园、外滩，足足玩了两天。

车子一回到机关大院，陈老总把堂弟叫进办公室，没有拐弯抹角：“公车是谁批的？”堂弟讪讪解释，他只听到一句话——“家事不能占公家便宜。”几句话，情面已尽，却不留余地。堂弟羞愧难当，自写检讨，硬贴在办公室的公告板上。自此，亲友再无人敢提“借车”一事。老两口后来回了四川，分别时陈老总说：“别给娃子惹事，儿女自有儿女福。”先约法三章，再转身进了会客室继续谈判接管银行的细节。

这样的棱角，也磨在对子女的教养上。三个孩子上学，从不见专车接送。天寒地冻，照样骑着锃亮却廉价的凤凰牌旧车。大儿子陈昊苏曾在日记里写过：“衣裳是兄弟轮番穿，补丁摞着补丁，爸爸说‘长征时这已经算奢侈’。”秘书看不下去，提议为孩子买件新棉袄，被老总一句“艰苦胜于华服”挡了回去。有人悄悄议论：这哪像当年那位攻下大上海的司令，倒像陕北来的老游击队。

若把镜头再往前推一年，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城内刚刚礼让和平，而长江南岸的局势却如弦上之箭。中央决定上海解放后必须立刻筑牢地方政权。会上摆出两个名字：刘帅与陈老总。刘帅横刀立马，军事天才；陈老总兼擅政治，久历统战。毛主席沉吟片刻，放下手中烟袋：“上海，陈老总去。”一句定音，东海之滨的烂摊子，便成了这位川中硬汉的主场。

数年苦心经营，金融秩序稳住了，粮油市场活了，长江口的船只重新汽笛长鸣。可越到局面见好时，陈老总越不允许自己松懈。他常说，上海是世界橱窗，一点差错都可能放大成风波。谨慎之名，也就这样传遍了系统上下。

时间很快来到一九五八年三月，北风尚未退场，北京城却早早受到了春雷的催促。北京四中门口贴出了大红标语：“欢迎陈老总莅临演讲”。校长笑得合不拢嘴：学校里正好有位高材生——高三（四）班的陈昊苏，那可是老总的长子。老师们揣测：这次能请动陈老总，兴许就是托了这层关系。

礼堂里座椅重新摆放，最前排第一张桌子专门贴了名字条——陈昊苏。上课铃响，同学们鱼贯而入。陈昊苏见状直皱眉，他小声对引导员说：“我就在后排坐着，别闹特殊。”对方愣住，以为这孩子谦虚，劝道：“见见父亲，他肯定高兴。”陈昊苏只是摇头。

午间，演讲结束。陈老总与师生谈论新中国的建设，问起“英语教学如何”“实验设备够不够”。他一句没提自家孩子，倒把伙食标准、宿舍取暖记在心头。临近就餐，秘书低声汇报：“校方想安排您和昊苏同桌。”老总脚步微顿，旋即眉头一拧，声音低沉而锐利：“陈昊苏是谁？哪个班的学生？”七个字落地，走廊里空气像被瞬间抽空。站在一旁的教导主任额头沁汗，这才明白校方的“小心机”碰了铁板。

老总转身嘱咐：“学生代表该来，就按成绩排，不要因为我乱了规矩。”秘书忙不迭点头。最终，午餐照常在简朴的学生食堂进行，老总掏出两角钱自己买单，一荤两素，再要了碗青菜汤。窗外柳枝轻曳，礼堂中刚挂起的横幅还在微微晃动，陈昊苏却依旧夹在同学中间，小口喝着白菜汤，心里五味杂陈。

这场小小风波随后在校园里传为佳话。有人说陈老总太过苛刻，可也有人私下佩服——不以亲疏废公义，正因如此，进城十年，上海滩始终稳如磐石。那一声“陈昊苏是谁”，不是否认亲情，而是告诉在场每个人：纪律和家国之别，绝不含糊。

陈老总晚年曾回忆，最欣慰之事，并非执掌一方，而是“子女能自立，不倚父荫”。陈昊苏后来成为外交战线的干将，也常被问起那天的情形，他笑答：“父亲当时的眼神，比在战场下达进攻命令还锋利。”一句玩笑，却道出一种家教——严肃、节制、把私情锁在门内，把公义摆在桌面。

那日演讲结束后，四中的学生用自家伙食票包了几块红烧肉，硬塞给老总。他摆手连连，却见孩子们眼里掩不住的期待，只好收下又转赠给炊事员。“让大家多打点菜。”言罢拎着那件旧大衣，跨出校门，车未发动，他已戴起那顶老棉帽，风里步履依旧矫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