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收回旅顺港，苏联为何会主动归还这个远东第一要塞？

1954年十二月初，凌晨四点，旅顺军港灯火通明。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拖船鸣笛待命，海面雾气弥漫，岸上的中国警卫悄悄议论：“看样子，他们是真要走了。”——这并非简单的一次军队调动，而是半个世纪风云翻涌后即将落幕的历史悬案。

翻开旧档案，旅顺口的名字第一次被各国放上谈判桌，还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之后。那一年，北洋水师溃败，日军五日拔掉旅顺要塞，京津门户顷刻洞开。旅顺，这座天然的不冻良港，被日本当作撬动东亚的杠杆。随后的《马关条约》逼迫清廷割让辽东半岛，列强们却又因“蛋糕分配不均”而喝止日本，让其退回旅顺，代价是三千万两白银。

日本走了，沙俄便登场。1898年，《旅顺大连租借条约》把港口拱手让出，租期二十五年。沙俄太平洋舰队南下的咽喉自此掐住中国北方海岸的呼吸。可好景不长，1904年的日俄战争让沙俄黯然失势，旅顺再次落入日本之手。自此，直到1945年，港口的晨雾里飘荡的都是日语号令。

时间切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桌上，斯大林对罗斯福、丘吉尔抛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苏联出兵，就得给些我们能向人民交代的东西。”得到英美点头，他如愿把旅顺又写进了协议。八月，苏军南下，四十个师席卷东北，关东军溃败。战后，苏联以“共同使用”为名盘踞旅顺，再次把大连—旅顺列为本国太平洋舰队的前哨。

1949年2月，米高扬抵达西柏坡。一张小圆桌上，他对毛泽东坦言：“等对日和约签好，苏军即可撤离。”这句承诺在当时听来略显遥远，但已让中共中央在谋划新中国外交时，留下了“旅顺可谈”的备忘。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斯大林希望保住旅顺三十年使用权，中国代表团则寸步不让。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直到那天深夜，斯大林对顾问低声说：“这一次，得给他们一些体面，不然日后难相与。”于是他退让，协议中写入“三年至五年撤军并交还港权”。

紧接着爆发的朝鲜战争却让一切按下暂停键。美国第七舰队横在台湾海峡，仁川登陆的隆隆炮火把远东安全的天平瞬间打破。苏联方面以“未签对日和约、地区局势动荡”为由，将撤军时点由1952年向后顺延。中国方面也明白，此刻难以独自守住辽东门户，于是默认苏军再驻数年。

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战云渐散。往后两年里，东北重现勃勃生机，新组建的人民海军也以惊人速度成长。与此同时，莫斯科迎来权力更迭。赫鲁晓夫掌舵后急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重塑威望，旅顺遂被他视为“一张可以出手的人情牌”。

1954年秋，苏共中央讨论远东调整方案。海军元帅库兹涅佐夫抗议：“旅顺一弃，舰队前沿就裸露。”赫鲁晓夫却拍桌子回敬：“那是中国的门口，我们不能像沙皇一样做不受欢迎的房客。”最终高层批准撤军。

1955年5月25日，苏军第一批三万余人乘十三艘运输船离开旅顺，全套岸防火炮、雷达和一座大型船坞交予中国海军。到年底，十二万苏军全部撤出，港口、要塞、码头、仓库以及通讯枢纽悉数交接。中国方面仅用半年便完成接收，东北防务从此真正回到自己手里。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中国海军尚处草创。接收的驱逐舰“列宁格勒”级虽已陈旧，却为后续舰艇改装提供宝贵范本。旅顺海军学校也因此快速成型，大批青年军官从这里走上大洋。

苏联为何愿意放手？除了改善氛围，更深层的考量在于：一、联合国军撤离朝鲜后，美苏在东北亚进入战略收缩阶段；二、苏联在远东新建金角湾、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基地，旅顺的重要性下降；三、对华关系当时仍被视作对抗西方的基石，适度让利利大于弊。

退一步说，苏联人也看见中国工业化的决心。若继续霸占港口，早晚会损害双方合作。与其未来闹得僵，不如此刻体面退出，既兑现承诺，也为后来大规模援华奠定信任。

回到1955年12月24日，最后一艘悬挂红旗的扫雷舰缓缓驶离，码头上的礼炮声此起彼伏。老水兵们挥舞帽子，解放军海军代表高叫：“一路顺风，欢迎再来做客！”俄语翻译忙不迭地传递过来，苏军指挥官也笑着还礼：“愿友谊长存！”短短几句话，为此地多舛的半个世纪写下了罕见的温情注脚。

旅顺终归，是中国北方的海枢纽。1860年后的列强足迹，像潮水一样来来去去，激起屈辱，也留下警醒。1955年的归还，不是赠与，而是一场涵着枪炮、条约、外交和民族意志的漫长较量。倘若没有新生中国在战争与建设中迅速壮大，没有坚定的谈判原则，没有寸步不让的底线，这座远东第一要塞的命运或许将是另一番模样。

风依旧吹过老虎尾巴般蜿蜒的海岸线，炮台上的铁门已锈迹斑斑，却仍静静守望渤海。旅顺今天的平静，是无数前驱者的足迹与心血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