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溥仪和毛主席聊：我在皇宫时，一顿饭十几个菜，每个菜吃一口

1961年隆冬，凌晨六点的北京植物园薄雾未散，一位瘦高的中年人卷着裤脚，正蹲在暖棚里给一株含苞的兰花松土。值夜的工友悄声告诉新来的学徒：“他以前是皇帝。”学徒抬头端详，只见那人戴黑框眼镜，袖口磨得发白，怎也想不到眼前这位就是宣统。

他名叫爱新觉罗·溥仪，五十出头，和大多数园林工一样每天背土、浇水、记生长笔记。没人再称他“万岁”，他也不需要跪拜。放下铁锨的一刻，往日早膳十八味、每味只动一筷的记忆，像冷雾般飘忽；如今的粗茶淡饭，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命运的转折要追至一二·一上演前十年。1945年，苏军攻入长春，新京机场上那架试图南逃的三发运输机未能起飞，溥仪被俘。被押往伯力战犯营时，他四十岁出头，头发已花白。1950年7月还乡，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以为这辈子会在高墙内了结，但改造课堂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让他第一次直面自己的过往：从小被捧进金銮殿，到1932年戴着三叶草帽章充任“伪满皇帝”，再到战败后仓皇逃亡，一切荣光都成了铁一般的罪证。

地方与中央官员曾有人主张“旧主须以重典示人”，斩草除根最省事。毛泽东却在1955年的一次汇报会上摆手：“留下他们，往后才有说服力。历史能教育人，活着的教材更有用。”于是，1959年9月，随着共和国十周年庆典临近，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上出现了“爱新觉罗·溥仪”五个字，引起全国热议。有人不忿，有人观望，但最高层的态度十分明确：从靶子到公民，这是新政权自信与气度的试金石。

获释后的溥仪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做专职园艺师。微薄的工资、简陋的单身宿舍，恰恰提供了重新做人最合适的土壤。清晨的虫鸣、傍晚的落叶，比龙牀凤榻更能抚慰内心。他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洋洋二十万字，句句是剥开虚饰的自剖。写到自己在沈阳故宫拆御座换日元时，他停笔良久，只留下页角一行小字：“此是真溃败，恨不及早自警。”

1962年春节刚过，溥仪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参加一次小型座谈。他以为要检讨新稿，忐忑走进丰泽园，推门刹那，看见毛主席微笑起身，“老同学来了。”旁席还有陈赓、郭沫若、章士钊等老辈政要，气氛温和而松弛。

椭圆餐桌上摆了八道家常菜，湘味浓郁。毛主席先替客人盛了一碗热汤，随口问道：“听说你在温室里忙得不错，身体可要紧。”溥仪欠身答：“多谢主席关怀。”拘谨之意写在脸上，却在下一刻被对方一句玩笑打散——“我们可都做过您的子民哪，这顿算给上司尽孝。”众人哄然。

酒过两巡，话赶话。溥仪轻声自嘲：“我那会儿用膳，一顿少说十几个菜，却只象征性地各尝一口。”他顿了顿，“如今想来都是惶惑与浪费。”陈赓把筷子一转：“吃多不是福，能把日子活明白才算本事。”圆桌上笑声乍起，又归于平静。

说到伪满洲国，溥仪面色暗下。他坦言，当年在天津被日方“劝进”时，年少轻狂，渴望复辟，结果做了傀儡。“我以为能守住祖宗基业，殊不知一步错，十步皆陷。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自己。”他声音发颤。毛主席端杯示意：“历史错综，不全在个人。问题是，能否从此向前。”这句平缓的鼓励，让溥仪眼眶泛红。

席散时，已经夜深。院中槐影斑驳，溥仪小心翼翼开口：“主席，我年已半百，身边空空，若能有个伴，或可安心效劳社会。”这话被周总理记在心里。不久，医护人员李淑贤走进了溥仪的世界，两人于1962年底登记结婚，简单喜宴只摆三桌，却比当年金銮大礼更让他心安。

饭局之后，溥仪的生活节奏依旧：白天在苗圃扶枝剪叶，傍晚回宿舍校改书稿。偶有游客认出他，他会笑着鞠个躬，倒也自在。1964年，《我的前半生》面世，引起读者关注：昔日帝王的自白，并非纸上悔词，而是一册厚重的历史旁证。

1966年动荡骤起，他的特殊身份难免受到冲击。手术摘除肾脏后，他常以镶边搪瓷杯泡酽茶驱寒。有人提到过去，他淡淡应一句：“我那段路，值给后人看。”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病逝于协和医院，终年六十一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碑文仅刻“爱新觉罗·溥仪”。

诞于1906，终于1967，短短一甲子，跨越帝制、共和、占领、解放，跌宕如史诗。1962年那顿八菜一汤的家常饭，见证了一个旧王朝子孙与新国家领导人之间罕见的交汇，也勾勒出时代更迭中个人命运的曲线。往昔的御膳余香随尘而散，而那句“每个菜只吃一口”的感慨，仍在历史的角落里回响，提醒世人：谁能永拥权势，谁又能逃离时代？唯一能决定未来的，唯有在风雨洗礼后重新立身的勇气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