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账(散文)
◎文 东方亮
寒假倏忽而至,凛冽的寒风卷着年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的思绪,也顺着这股寒意,跌回了三十五载前的旧时光里。
那是一九九零年的岁末,年关将至,年味尚浅,寒意却浓得化不开。彼时的我,正读师范三年级,正是半大不小、初懂世事的年纪,揣着对家的惦念,挤上了返乡的长途大巴。车轮碾过坑洼不平的土路,一路颠簸摇晃,尘土与寒气从车窗缝隙钻进来,裹着一路的风尘,我终于回到了那个萧索冷冽、却又牵系着满心牵挂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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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母亲迎上来,眉眼间是藏不住的欢喜,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粗糙的掌心蹭过我的手背,满是岁月的温度。而父亲,早已卧病在床,身形消瘦,脸色带着久病的蜡黄,靠在床头,望着我,眼神里有欣慰,也有藏不住的疲惫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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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二哥早已成家立业,各自撑起了小家庭,唯一的三姐也早已嫁作人妇,成了别家的人。曾经热闹的老屋,骤然空了大半,平日里只有父母二人相守,显得格外冷清。大哥一家还在学校未归,偌大的院子,只有寒风穿过巷弄的声响,静得能听见屋檐下冰棱融化的滴水声。
那是一个阳光难得明媚的清晨,冬日的暖阳透过窗棂,斜斜地洒在土坯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父亲忽然轻轻唤住我,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让我去寻来纸和笔。我依言照做,搬来小凳坐在床头,握着笔,等着父亲开口。
“你写,我说。”父亲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
他说的,不是家常,不是期盼,而是家里这些年,一桩桩、一件件欠下的债——欠邻里的银钱,借亲友的粮食,还有那些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赊下的一笔笔药费。我握着笔,一字一句地记:某年某月,因家中急用,借王家多少钱;某日某时,因青黄不接,向李家借了多少麦子、多少红薯干;哪位医生上门诊病,药费赊欠几何,分文未付……
父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没读过一天书,可他的记性,却好得让我心惊。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琐碎到极致的账目,时隔数年甚至十数年,他竟记得一清二楚,分毫不错。哪笔是为儿女读书所借,哪笔是为治病所欠,哪笔是为家中生计所贷,桩桩有缘由,笔笔有出处,条分缕析,历历在目,仿佛那些日子就刻在他的骨血里,从未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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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午饭,冬日的日头偏西,暖意淡了几分,父亲依旧靠在床头,闭目凝神,细细回想,生怕漏了半分。他想一句,我记一句,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写满了一页又一页,满纸皆是贫寒岁月里的窘迫与不易,皆是一个父亲为撑起这个家,扛下的所有风雨。
直至掌灯时分,暮色四合,屋内点起昏黄的煤油灯,火苗轻轻摇曳,映着父亲憔悴的脸。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缓缓开口:“能想起的,就这些了,记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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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父亲让我把纸上的账目,一一核算总数。我握着笔,快速地加减计算,指尖都有些发颤。算罢,纸上赫然列着:欠钱共计三千余元,欠粮两千多斤。在那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代,这是一笔足以压垮一个农家的巨债。
父亲沉默片刻,又轻声吩咐:“把这些账,平均分一分。”
那一刻,我心头猛地一沉,瞬间明白了父亲的用意。这哪里是简单的算账记账,这分明是要分家,是一个久病在床、自知时日无多的父亲,在为这个家做最后的安排,是他拼尽最后力气,想要卸下肩头的重担,给儿女们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果不其然,春节的热闹散去,出了正月,年的余味还未散尽,父亲悄悄喊来了大哥和二哥。他撑着病体,从枕下拿出两张誊写工整的账单,轻轻递到两个儿子手中,没有争执,没有吵闹,没有多余的话语,就这样平静地,把这个家分了。
家里有三处宅基地,共计八间房屋,皆是简陋的土坯瓦房,是家中仅有的家产。三间坐北朝南、稍显齐整的正房瓦房,父亲分给了二哥。他私下跟我说,我和大哥读书多年,吃的是家里的粮,花的是家里的钱,一直走在求学路上,唯有二哥早早辍学,守着几亩薄田种地谋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这个家操劳最多,付出最大,理应多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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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分得三间坐西朝东的偏房,低矮狭小,却也能安身。而我,尚在求学,未成家,未立业,便依旧与父母同住,只有两间坐东朝西的小瓦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厨房,狭小逼仄,却也是我彼时的安身之所。
而那三千多元、两千多斤的沉重欠账,父亲一分为二,平均分给了大哥和二哥,让两个已成家的儿子,扛起这份属于家庭的重担。
寒来暑往,春秋更迭,我终于师范毕业,回到了家乡的村小学,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每月工资一百零五元,不多,却也是一份安稳的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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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两年,家里的日子依旧难捱。大嫂、二嫂看着平白分到的一身债务,心中颇有微词,平日里的埋怨、数落,少不了落在父亲耳中。那些难听话,那些委屈与难堪,父亲从未跟我们提起,独自默默承受,其中的辛酸与苦楚,恐怕只有他一人知晓。
更让我不解的是,父亲常常拖着病体,跟我念叨,说谁家又上门来要账了,谁家的债拖得太久了,让我想方设法,尽快还上。
我起初满心疑惑,忍不住问:“爹,账不是早就分好了吗?大哥二哥都分了债,还钱的事,哪里还轮得到我?”
每每这时,父亲总是沉默不语,枯瘦的手紧紧攥着衣角,眉头紧锁,脸上满是愧疚与无奈,许久才低声叹一句:“有些账,日子久了,我记混了,忘了分……”
这样的话,这样的催债,这样的无奈,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也未曾有个尽头。他走的时候,依旧牵挂着那些未还清的账目,眼神里满是不安与歉疚。
父亲走后,那些零散的、未曾分清的旧账,依旧断断续续地找上门来。我拿着每月一百零五元的工资,省吃俭用,一点点偿还,一笔笔了结,前后足足五六年,终于再也没有要账的人登门,院子里,终于恢复了长久的平静。
如今,又是年关,又是寒假,寒风依旧,岁月流转。我站在时光的这头,再次想起那个卧病在床、却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的父亲,想起那个年关的清晨,煤油灯下的纸笔,想起他平静分账、默默扛下所有的模样。
他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是一生清贫的父亲,是这个家曾经的当家人,用最笨拙、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扛下了所有的贫寒与风雨。那次年关的分账,分的是债,是家,更是一个父亲藏在心底,从未说出口的爱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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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刻在旧纸上的账目,早已泛黄模糊,可父亲的模样,那年冬日的阳光,掌灯时分的低语,却永远清晰,刻在我的生命里,岁岁年年,不曾忘怀。
2026年2月9日中午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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