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亡到复国，李在明含泪抚砖墙，为何韩国开国法统在上海？

今年，韩国总统李在明访华期间，专程前往上海，踏访了一处对韩国而言意义非凡的场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此处已成为历任韩国总统访华的重要地标，也被许多韩国人视为追寻独立精神的“历史圣地”。今年恰逢该旧址设立一百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更引人深思：为什么一段关于韩国的深刻历史记忆，其最重要的实物载体，会坐落于中国上海？

三一运动

韩国著名语言学家、时在“京城織纽株式会社”任职的李熙昇（1896-1989）在回忆其目睹的“三一运动”情景时写道：

“1919年3月1日下午1时顷，办公室的对话铃响个不停，对方称塔洞公园集会‘独立万岁’呼声震耳欲聋。我激动万分，放下话机与手边的事务，急忙向塔洞公园跑去。”

《申报》当时也报道了这一历史事件：

“星期六（3月1日是周六，旧历正月二十九日）汉城有韩人数千集众示威游行各街道，且有数百人涌入前皇灵柩所在之宫中，大呼祈求高丽独立。”

三一运动的爆发始于大韩帝国高宗李熙的“突然”离世。

1919年1月21日凌晨，高宗皇帝李熙突然去世，日本官方宣布他死于脑溢血，但民间普遍传言李熙是由于1907年派出特使出席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而被日本人毒死的。

朝日之间的紧张情绪由来已久。

1875年日本“云扬”号等3艘军舰先后骚扰朝鲜釜山、江华岛一带，最终签订朝日《江华条约》，朝鲜国门被迫打开。1910年8月日本又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朝鲜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朝鲜设立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不断压迫着朝鲜人民。

1919年3月1日，饱受日本殖民压迫的朝鲜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李熙的葬礼，各界代表孙秉熙、李升薰、韩龙云等33位韩国独立运动家聚集在汉城塔谷公园八角亭庄严宣读了《独立宣言》，由此掀起了半岛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运动的序幕。

“吾等兹宣言：我朝鲜之为独立国，朝鲜人之为自主民，以此告于世界万邦，而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于子孙万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权。

1.日本的合邦动机是所谓的‘泛亚日本主义’，这是东方的敌人。

2.日本的合邦手段是欺诈、强迫非法、无道的武力、施暴的极致，这是国际法的恶魔。

集会群众振臂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成立朝鲜独立政府”“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等口号，这与一战后的“民族自决主义”也息息相关。随后，集会群众涌向街头，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群众分成三队，一队走向外国领事馆驻地，一队走向德寿宫，另一队走向驻朝日军司令部。

日本殖民当局大怒，对孙秉熙等32名“民族代表”（33人中的金秉祚此前流亡上海）和宋镇禹等16名教育界和学界人士实施逮捕，史称“己未48人事件”。据当时《每周评论》的报道：

“日本当局用兵力镇压，捉去的人数有一千多名，内中学生和教士居多。”“有一位幼年学生右手拿一面国旗，口喊独立万岁。日本宪兵拿刀就把他右手砍了。这位学生又用左手去捡起国旗，仍呼独立万岁。日本宪兵又把他左手砍了。”

三一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三一运动的影响正不断深化其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意义。

1919年3、4月间，在三一运动的基础上，在韩国国内、中国上海和俄国远东地区等地出现了约6个临时政府，如俄国海参崴的“大韩国民议会政府”、韩国畿湖地区的“大韩民间政府”（布告政府）、上海法租界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以日本朝鲜总督府的对立政权出现。

流亡中国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设在上海是彼时韩国独立运动者们综合考量的结果。

首先，日本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血腥镇压，使得韩国的独立运动者无法在其国内建立抵抗中心，不得不流亡海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设置也不宜过于偏远，否则难以联络。中国东北地区虽然有一批韩侨，但日本监视严重，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与对外交往的中心，最适合作为联络之地。比如当时上海的《申报》《东方杂志》等都多次报道韩国独立运动的消息。再者，上海的地理位置优越，与各大洲之间都有航线沟通，与韩国的仁川港甚至建立了海上定期航班。

1919年4月10日，在位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的玄楯住所内，29位来自韩国各地和海外的独立运动代表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

第二天，代表们召开了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第一届会议，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孙贞道为副议长，李光洙、白南士为书记。会议制订《大韩民国临时宪章》，提出了韩国独立运动的明确目标。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经成立，即获得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以及法国、波兰等国的承认。现在的韩国政府，亦以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1919年作为大韩民国开国元年。

可是，由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复国活动一度沉寂，直至金九的出现。

1926年12月，临时议政院选举金九为国务领，并组成第十届韩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办公地迁到金九住处，即普庆里4号。经中韩有关学者考查确认，普庆里4号（今马当路306弄4号）为民国十五年（1926）至二十一年（1932）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办公旧址，今年恰好为该旧址一百周年。

此外，金九亦通过“韩人爱国团”开展了一系列暗杀复国活动，其中，“东京樱田门事件”和“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影响最为广泛。

1931年12月，李奉昌身揣两颗炸弹到了东京，住进锦町旅馆。李奉昌发了一封电报给金九：“商品于1月8日必售出，祈安心。”

1932年1月8日，李奉昌选择东京樱田门外作为狙击地点。当日本天皇的车队在转弯处减速时，李奉昌趁机将炸弹磕火投出，误将车队副车当成了日本天皇座车，轰然一声巨响，副车当即被炸翻。李奉昌迅捷投出了第二枚手榴弹，不料，这枚手榴弹竟是一颗哑弹，日本天皇座车疾速驶进皇宫内。

次日，《申报》发表《韩国志士狙击日皇未成》通讯，详尽报道投弹事件经过。

淞沪战争期间，日本军人蓄意宣扬要在4月29日于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举行所谓的“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中国军民闻此消息，义愤填膺。

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决心实施暗杀行动。其在虹口附近摆过菜摊，经常打探日军消息。尹奉吉邀请韩人爱国团的一个女队员李东海，假扮成谈恋爱朋友，再一次去虹口公园观察地形，目测投弹距离。

4月29日中午，尹奉吉在仪式进行期间向主席台掷出伪装成饭盒与水壶的炸弹。霎时间巨响震天，场面大乱。日方多名高级官员在爆炸中遭受重创。

爆炸发生后，一直在外接应的李东海迅速撤离现场。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震动了日本军方与警务系统，日方随即展开大规模搜捕，矛头直指在沪韩国志士。

同盟会元老、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褚辅成在上海组织抗日后援会，竭力营救韩国志士。1932年，金九在褚辅成等人鼎力帮助下，离开上海到嘉兴避难。

1935年10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特别会议，确立了金九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从此，韩国独立运动有了掌舵人。1936年2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南京。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先后从杭州迁往江苏、湖南、广东、广西等地。

1939年3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广西柳州迁到重庆市郊的綦江县。

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同盟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也曾与中国军民一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日活动。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曾发表宣言指出：作为同盟国的一员，光复军将同中国军队一道为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战斗。

此前，朝鲜义勇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1938年周恩来发表了《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解放斗争》的讲话，这篇讲话是周恩来在朝鲜义勇队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他指出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性及其确立国际联合与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朝鲜义勇队后来并入韩国光复军，在华的韩国武装力量实现了统一。

一部分继续在中国开展抗日活动。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他们组织了特工队，伪装成日军督战队联络兵打入敌军内部进行侦察，取得了大量的情报，并俘获了数名日军，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开展宣传则是其另一主要活动方式。1941年2月，韩国光复军创办了《光复》刊物，其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民众宣传、介绍韩国革命；向韩国民众介绍中国英勇抗战的消息；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暴行、阴谋；唤醒中、韩民众的抗日情绪等。

韩国光复军的抗日复国宣传对于推动在华韩国侨民踊跃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继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1941年12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颁布了《对日宣战声明书》，并成为同盟国的一员，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从历史的客观进程来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得以在中国成立并长期活动，是特定时代条件下多方力量交织的必然结果。

我国当时自身也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依然为周边受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空间与支持，这既是在面对共同挑战时的一种自然联结，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一种朴素的国际主义情怀。

《大韩民国宪法》的序言写道：“大韩国民继承了三一运动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法统。”或许对于韩国民众而言，上海的这一方旧址，既是宪法所铭刻的国家法统源头，也是跨越山海前来寻根的精神原乡。

这段历史已成为中韩两国近代史中交织的一页。它是韩国自身独立运动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组成。

回望那段抵御黑暗的岁月，至今仍是中韩在历史上携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