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林彪一行出逃，林立果通知党羽周宇驰：你们想办法马上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二十三时四十分，北京城的秋风已有凉意。空军学院后院那幢三层小楼，灯光忽明忽暗，值班电话骤然响起，刺破沉寂。接线员匆忙奔上三楼，推开办公室的门：“周副主任，有加急长话！”下一秒，听筒里传来林立果的低沉声音，“首长决定立即‘北上’，你们想办法马上走。”短短一句，像闷雷炸响。周宇驰僵在原地，随即捂住话筒，脸色灰白，眼神里闪过难以遮掩的惊惶。

周宇驰当时三十六岁，河北乐亭人。二十岁参军时，他梦想驾驶战鹰，却在体检关口折戟，转而留在第一航空学校做宣传科科长。会写能说，使他步步高升，早早混进机关，后来更被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一眼相中，拉去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当秘书。可秘书当得也不易，一次延误送《参考消息》，就遭到刘亚楼当面呵斥，还被贴上“踢皮球”的标签。彼时的周宇驰嘴硬，不认错，结果被新出台的“下放补课”条文直接发往盐城当了一年营教导员。也正因这段插曲，他学会了在夹缝中察言观色，更懂得谁手里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晋升阶梯。

六十年代末，空军司令部迎来一个特别的新秘书——二十四岁的林立果。吴法宪一句话，让北大学生林立果以“锻炼”为名进入机关，而周宇驰被点名充当“师傅”。在表面上的传帮带背后，真实的权力纽带悄然织就。两年间，林立果官至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他要什么资料，周宇驰几乎是“秒送”；他想听什么意见，周宇驰便“恰到好处”地补充一句。这种配合，让林立果产生极大信任，也让周宇驰摇身成了“小舰队”里最活跃的骨干之一。

一九七○年五月二日，中南海勤政殿外花香正浓。林彪在叶群的搀扶下缓步出现，高层照面变成一场小圈子的聚首。名单上的名字，被叶群逐一念出；王飞、周宇驰先后走到林彪面前握手致意。林彪温声问：“听说你们配合小老虎不错？”一句“小老虎”，指的就是林立果。王飞恭谨回答，周宇驰更是“立果同志指挥一切”的原话不离口。会场气氛热烈，叶群分发的那颗“城楼糖”被视若神物，大家小心翼翼揣进口袋，仿佛从此身价倍增。这一晚，周宇驰真正看清了自己在这条隐秘链条中的位置——紧跟林立果就等于绑上林彪。

转到一九七一年五月，空军第三十四师按照林立果的特殊要求，调来一架代号三六八五的“云雀”直—五直升机。陈士印任指挥员，他三十出头，飞行履历漂亮却不显山露水。林立果在机库前拍拍直升机机身，半玩笑半认真：“关键时候，可得靠它。”谁都没想到“关键时候”这么快就到来。

九月十二日深夜，北戴河传来消息：形势突变，林彪夫妇决定连夜离开。林立果立刻给北京打了三通电话，第一通给周宇驰，第二通给王飞，第三通给空军某机关值班首长。最紧迫的吩咐就在对周宇驰的那一句——“马上想办法走”。“北上”的暗语，他们心照不宣，目标指向苏联。

身在北京的周宇驰迅速召集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原定十三日南下广州的计划即刻作废，新的出逃路径亟需铺排。周宇驰锁定三六八五号直升机，判断夜航起飞不易受注意，且航程勉强够到蒙古。他一秒不敢耽搁，连夜打电话：“陈士印，快到西郊机场前的马路等车，有急事。”对方困意未散，只听一句“重要任务”，便匆匆披衣而出。

凌晨一点半，军车风驰电掣冲进沙河机场。飞行区漆黑，远处塔台灯光黯淡。陈士印被带到小楼，看到桌上放着一张纸条：落款“林彪”，日期是九月八日。纸上寥寥数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周宇驰把纸往前一推，语速很快：“形势紧张，必须立刻飞到首长那儿汇报，你负责送我们。”陈士印皱眉，“我久没摸直—五，心里没底。”“怕？这是首长的命令！”周宇驰声音压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硬度。陈士印见回旋余地不大，只得提出再找一位技术好的飞行员，也好“保险”。于是，他去把好友陈修文喊醒，谎称“紧急勤务”。

二时四十分，加油完毕，罗盘校对，起落架检查，程序做得一丝不苟。另一边，空军值班系统已得到风声，警卫连长骑着自行车赶向停机坪，可夜色里直升机旋翼已呼啸翻转。三时十五分，三六八五号钻入漆黑夜空，向北拔高。雷达荧屏上的白点刚刚划出一道弧线，作战值班员立刻拨通张家口机场：“立即起飞，拦截！”

机舱里，周宇驰一身便装，手握一支“小匕首”手枪，一再嘱咐：“不要开台，保持无线静默。”飞机爬升到三千米，他命令：“航向三二零。”陈士印心里暗叫不妙——飞山海关是零九零度，三二零度分明奔内蒙古草原。陈修文在左座轻咳一声，算是提醒。周宇驰冷冷瞥来：“按我说的飞！”话音甫落，陈士印心里已有定计：拖延、设法返航，哪怕赌上一切。

高空夜色深沉，偶尔出现的雷达光点如同幽灵。几分钟后，两位飞行员故意报告：“疑似战斗机尾随。”周宇驰探头向窗外，一无所见，却也不敢大意。机会就在这时，陈修文悄悄把定向仪旋转一百八十度，但姿态控制柔和，机身平稳过渡，肉眼难辨。直升机慢慢转头向东，渐近官厅水库。

四时十六分，返航已成事实，可周宇驰直到看见远处北京城微弱灯带才彻底恍然。他怒吼，甩掉耳机，“你们耍我？别想落地！”枪口抬起，舱内空气倏然凝固。就在飞机下滑八十米的瞬间，陈修文猛地扭身试图夺枪，胸口却被一弹击穿。剧痛让他愣了一秒，又扑向操纵杆，用最后力气协助陈士印把飞机掷向空旷地带。四时五十二分，机体重重坠进怀柔北房镇附近的玉米地，螺旋桨碎裂，尘土冲天。

机身稍稳，三名乘客率先撞开侧门逃窜。陈士印肩膀扭伤，却扶着昏迷的陈修文挣扎出来。黑暗中传来连串枪声，很快又归于寂静：周宇驰与于新野各开一枪，倒在荒草间；李伟信只朝天鸣了一响，随即弃枪跪地，大哭不止。十余分钟后，追兵赶到，现场灯火通明，叛逃闹剧就此收场。

事件回溯，燃点在那通深夜电话，但导火索早在数年里层层累积。组织架构的松动、个人野心的膨胀、对政治前途的畸形押注，多重因素混杂，让周宇驰这位原本“想当飞行员”的老兵误入险途。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家族与空军部分高层间若隐若现的利益交换，正是让这班人甘为“党羽”的关键。一颗糖、一纸手令，便足以令他们铤而走险，可见权力魅影的蛊惑有多深。

劫机过程同样折射出飞行员群体的职业底色。陈士印、陈修文面对手枪威胁，仍本能地选择了逆转航向，这是多年军事训练里铭刻的忠诚与技术的合奏。遗憾的是，陈修文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年仅三十一岁。后来，空军在其牺牲地点立碑纪念，碑文里只写了九个字——“以身许国，不负飞行天职”。

而对周宇驰，官方结论是“背叛祖国，畏罪自杀”。档案记载着冰冷的生卒年月，却写不出那夜的风声、心跳和最后的决绝。他曾经的文字才华、对蓝天的少年憧憬，都永远定格在北京郊外的荒土之中。至此，林彪集团的覆灭蔓延开最后一幕，伴随那架直升机的残骸尘埃落定，再无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