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岛国正把海洋规则攥手里

石莹丽

我曾在萨摩亚从事过为期3年的教育部援教任务。在这3年的海边生活里，海洋展现出一种独特而严谨的秩序。清晨沿着海边的小道散步，浅海里的海参清晰可见，不远处的海水里常有人在静静垂钓，岸边也不时有人提着一早下海抓来的螃蟹，追着向我兜售。只是，在我接触的许多当地家庭的餐桌上，海鲜并不常见，阿皮亚唯一的海鲜市场反而更多是外国人和餐馆老板光顾。这种反差让我开始思考：岛国临海，村民们并没有靠海吃饭；海很大，也不等于可以无限取用。这份临海不靠海的克制背后，答案往往不在海里，而在规则里。长期以来，太平洋地区的渔业之争，表面是资源之争，本质是规则定价权之争。

在萨摩亚，近海资源如海产品捕捞、旅游地收入等归乡村议事会管理，村民是生态与生计成本的第一承担者。许多村庄通过村规民约或渔业附例限制破坏性捕捞，对潟湖等敏感海域的捕捞方式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例如，当地明确禁止在潟湖内使用机动船进行网捕。在这种行政能力相对有限的岛屿环境中，村庄和乡村议事会反倒撑起了一张最坚韧的保护网。

然而，当话题转向深海中的金枪鱼时，治理尺度就超出了村庄治理范围。金枪鱼牵动的不再是一家一户的餐桌，而是国家财政、国际市场与地缘秩序的深度博弈。对许多太平洋岛国而言，金枪鱼早已不只是吃不吃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把资源转换成财政收入、公共服务和就业岗位的问题。

近年来，太平洋地区不断强化“以海为家”的身份共识。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在《海洋声明》中直言，本地区“96%是海”，海洋处在地理、文化与经济的核心。这种呼声的日益高涨，是岛国主权与规则意识的全面觉醒：家要守得住，首先要能守住资源、秩序以及规则的制定权。在这一进程中，太平洋渔业治理中最有代表性的制度创新，莫过于由“瑙鲁协定缔约方”推动的“船日制”。

船日制的出台不再是被动地谈捕鱼配额，而是给全球金枪鱼捕捞总量设上限，将捕鱼天数变成可以分配、可公开交易的资产，渔船必须按天付费。这一制度将分散的海域重塑为一个具有共同定价权的准入市场。由此，多个小国合纵连横、用统一规则对外谈判，过去由外部大国主导的地板价就被拉升到了更接近市场的合理价位。据公开资料显示，相关收入由2010年的约6400万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4.7亿美元。自2017年始，准入费收入一直维持在4.69亿至4.97亿美元之间。显然，规则的变化让资源租金实实在在地留在了地区内部。但价格抬上去之后，围绕准入、转运与执法的博弈也会更激烈。

规模化捕捞从来不是只赚不赔的生意，它正将治理压力从海面引向岸上。高昂的监测成本、复杂的港口监管以及对跨境数据协作的长期依赖，都在考验着岛国的治理韧性。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近海”与“外海”的秩序错位：近海可以靠村社传统维持节制，外海则必须依靠现代国家能力与区域制度兜底。一旦外海规则执行软弱，非法捕捞就会浮出水面，甚至反过来削弱“蓝色太平洋”的政治共识。真正的分水岭在于：捕捞强度能否完全被规则锁住？治理能力能否切实得到提升？如果这些命题能得到肯定的回答，“蓝色太平洋”就不再只是口号；若答不出来，再大的海也守不住自己的未来。

‍从萨摩亚浅滩的守望，到远洋博弈中的制度重构，太平洋岛国正在用最现实的方式回答：海不是谁的“后院”，规则要牢牢攥在岛国自己手里。对于那些试图进入这一区域的外部伙伴而言，与其空喊“蓝色太平洋”的口号，不如把合规捕捞、港口监管、卫星监测和收益透明化落在实处，与岛国开展真诚、务实的合作。（作者是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