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7月，罗布泊沙暴刚停，临时指挥所仍灯火通明。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盯着墙上的倒计时牌，忽然想起几个月前在北京听到的一句玩笑——“我那大儿子失踪了”。他皱了皱眉，吩咐警卫去取第六试验队花名册。
花名册很快翻到“罗箭”两字，后栏标着“进场日期：五月，保密级别：绝密”。张爱萍笑了：小子竟在眼皮底下。可军令如山，他还是决定亲自去看看。
一辆嘎斯吉普颠簸着驶向野外工棚。烈日当头，罗箭正把测线绑牢，汗水顺着下巴直淌。张爱萍没打招呼，上前拍了拍他肩膀：“年轻人，干得带劲儿啊！”
罗箭抬头，愣了一秒，立正敬礼。张爱萍压低声音：“你爸爸以为你人间蒸发了，你怎么连封家书都没有？”罗箭憨憨一笑：“纪律规定，不许泄密。咱得听您的嘛。”氛围顿时活络。
这场父子“失联”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背后众多保密故事的一个侧面。时间拨回1938年4月，延安窑洞里诞生一个婴孩。父亲罗瑞卿忙得脚不点地，给名字都抽不开身，同学任白戈随口称“小卿”。念小学时，孩子嫌“卿”字笔画太多，自作主张改成“青”。
战火正酣，父母常年在前线，小小罗青被寄养在做豆腐的老乡家，不久转进中央保育院。窑洞深处，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成了玩伴，朱德夫妇隔三差五来看孩子，扬琴声在月光下回荡，为童年添了暖色。
1945年抗战胜利，罗瑞卿把家人接到张家口，又迁到阜平南庄。荣臻小学的大通铺里，罗青白天听老师讲电磁感应，晚上趴在油灯下拆罐头盒做收音机，理工兴趣那时已露端倪。
北平解放后，学校改名“八一”。罗瑞卿把家规贴在墙上：踏实做人，绝不脱离群众。工作再忙，他也要翻看子女作业，常提醒：“别当空头司令。”这句话后来伴随罗青终生。
1958年高考，罗青果断选择理工方向。陈赓建议他报考中国科技大学，他欣然照办。在科大，他第一次系统接触核物理，读到原子能资料时两眼放光。1961年寒假，与哈军工同学的一番长谈让他决心转学，恰逢中央抽调优秀生，调令顺利批下，他也把名字正式改成“罗箭”。
哈军工生活紧凑。早操背枪，夜晚研读波恩方程。1961年底陈赓去世，全校默哀三分钟，罗箭暗下决心：要把枪杆子插进实验室。1963年毕业，他被分到某基地第六研究所，代号9211。
1964年5月进入罗布泊，他像蒸发在沙海，家里再无半字消息。总参会议上，罗瑞卿随口的一句“我儿子失踪”引得哄笑，却被张爱萍牢牢记住，于是才有沙漠深处那场突然的“约谈”。同年10月16日14时59分，巨大的蘑菇云升起，罗箭在掩体里记录最后一组数据。
成功电文飞回北京，罗瑞卿拿到一份白色加密纸条，“任务完成，已立三等功”。他只是吩咐警卫订了全聚德。几日后，罗箭背着行囊回到家。罗瑞卿拍了拍儿子：“继续低调，功劳是集体的。”语气淡，却掩不住目光里的欣慰。
此后，罗箭在国防科研、政治部、组织部几度辗转，不管岗位如何变化，他始终保持工程师的认真。朋友问他最珍贵的家训，他笑道：“就两句，听指挥，不摆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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