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最强CP”：《自然》期刊因他们而创办

1860年6月30日，牛津大学博物馆，空气闷热的令人窒息，仿佛一场暴雨正在酝酿。大厅里挤满了上千人，纵使火爆如此，看客们也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是载入人类历史的场景。

这是一场针对《物种起源》的审判。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问出了一个带有羞辱的问题：“赫胥黎先生，请问您是通过您的祖父，还是通过您的祖母，才觉得自己是猴子的后代呢？”赫胥黎具体回应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但留下了一个传奇的断言：他并不以拥有一只猴子作为祖先感到羞耻，但他会羞于与一个用巨大天赋掩盖真相的人联系在一起。全场哗然，甚至有贵妇当场晕厥。

▲《名利场》中描绘的两位辩论的主角，威尔伯福斯（左）与赫胥黎（右）

与一般叙述不同的是，这场辩论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进化论的地位，只是断绝了扼杀进化论的可能，因此会后双方都觉得自己赢了，但仍然是进化论发展史上的关键时刻。故事讲到这里，有些人突然反应过来，《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在哪里呢？答案是抱病在家，或者说，正躲在几百公里外的乡下庄园里，裹着毯子瑟瑟发抖，根本不敢面对这场风暴。在之后的时光里，赫胥黎更是在多个战场上秉持科学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旗帜，也因此获名“达尔文的斗牛犬”。虽然这一亲密关系被许多人熟知，但这其实只是两人乃至两个家族关系的起点罢了。

▲今天来看赫胥黎当然赢了，英国有80%的人相信进化论，而美国只有一半人相信进化论（scienc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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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翁与穷小子

如果剥离掉科学的光环，达尔文与赫胥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阶级光谱上，原本是处于两极的存在。

达尔文是标准的富家子弟。父亲罗伯特·达尔文作为英国顶尖医生，每年收入有上千英镑，外祖父乔赛亚·韦奇伍德作为一名陶瓷商人更是富甲一方。这让他拥有一项当时（其实现在也是）最昂贵的奢侈品——闲暇。他不需要工作，可以花八年时间去研究藤壶的分类，或者花一下午观察一只蚯蚓的蠕动。

▲乔治·里士满绘制的达尔文年轻时的肖像（wiki）

赫胥黎则是妥妥穷小子。虽然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但是经济十分困难，这种困难随着求学还不断加强，因此年轻的赫胥黎不得不去军舰上做助理外科医生。回到伦敦后，他不得不像个陀螺一样疯狂旋转：教书、写专栏、做鉴定、在大众讲坛上科普。纵然年纪轻轻就成为皇家学会会士，但依旧疲于生计，因此赫胥黎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吐槽: 在英国做科研，啥都能有，就是没薪水。能赚来满肚子称赞，却填不饱肚子。

▲21岁的赫胥黎(wiki)

但赫胥黎最终靠才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自学成才者，不仅学会了德语、拉丁语等多门语言，还得出了鸟类由恐龙进化而来的结论。凭借这份才智，他很快结识了约瑟夫·道尔顿·胡克，这是达尔文一生的密友。也是通过胡克，赫胥黎得到了达尔文的赏识。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1871-1911）（NIH）这位胡克也是那场辩论的参与者，立场是维护达尔文的观点，并认为自己表现也很不错，但是历史一般只记住了那两位，他和那位胡克一样，也被历史“遗忘”了

赫胥黎一开始并不认同进化论，但达尔文依旧对他有着一种特殊的直觉，他非常焦虑的想要改变这个年轻人的想法。因此，赫胥黎成为了极少数在《物种起源》发表前就知晓核心机密的内部人士之一。当赫胥黎终于完全弄懂了达尔文的理论时，他的反应既懊恼又坦率，留下了那句名言：“我真蠢，竟然没有早点想到这个！”

但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位“斗牛犬”其实从未完全对主人臣服。在学术上，赫胥黎一直对自然选择是否是进化的唯一动力持保留态度（他性格急躁，更倾向于那种剧烈的、跳跃式的进化，觉得达尔文的渐变论太慢了，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派觉得激进派太保守了）。但这恰恰证明了这段友谊的伟大：赫胥黎冲进战场，捍卫的不是每一个细节的绝对正确，而是科学解释世界的权利。他意识到，达尔文正在把神权从自然界剥离，为了这个大前提，他愿意把个人的学术分歧暂时搁置。

▲1859年物种起源的书影(美国国会图书馆)

然而，这种单方面的冲锋陷阵并不能长久维持。有7个孩子的他要像永动机一样疯狂工作，当然永动机不可能存在，终于在1873年，这台机器终于崩坏了。赫胥黎一直因过度劳累而受苦，最近还因新房施工被邻居起诉，此外，他还欠建筑商一大笔款项。经济压力与身心压力从各个方面向赫胥黎袭来。这时候，一直躲在幕后的达尔文出手了。

他太了解这位朋友那强烈的、甚至有些刺人的自尊心。于是，达尔文没有直接像施舍乞丐那样给钱，而是秘密联合了一些老朋友（又是那位胡克从中斡旋），在极短的时间内凑齐了2100英镑（约赫胥黎3年综合收入）。随后，达尔文写了一封信，连同支票一起寄给了赫胥黎。这封信写得如此小心翼翼，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朋友尊严的维护和近乎恳求的深情：

如果不把你当成一位备受尊敬和挚爱的兄弟，我们就不会对你怀有这样的感情……我相信你会回应这份感情，并因此乐意给我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你的机会，因为这将是我们余生中快乐的源泉。

信中，达尔文特意强调这笔钱来自“18位最亲密的朋友”，绝无任何陌生人的施舍，并恳求道：“我们这样做，确信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也是为了让你能获得彻底的休息。”

▲信件原文（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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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护城河

如果说1873年的那封信见证了私人的温情，那么赫胥黎为达尔文构建的X俱乐部，则展示了他在公共领域冷酷而高效的政治手腕。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拉回1860年。虽然赫胥黎在牛津大辩论中一战成名，将威尔伯福斯主教驳得哑口无言，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惨胜。那个拥挤的大厅让他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旧世界的势力依然强大得令人窒息。他们将进化论视为对神定社会秩序的冒犯，正准备发起反扑。赫胥黎痛感科学不仅仅是真理的辩论，更是权力的游戏。想要让进化论真正站稳脚跟，他不能只做一只狂吠的斗牛犬，他必须成为一名组织者。

1864年，为了防止朋友们在繁忙中疏远，更为了在不受宗教教条束缚的情况下推动科学的专业化，X俱乐部在赫胥黎的组织下诞生了。

俱乐部只有9名成员，且不再扩招。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英国最顶尖的大脑：除了赫胥黎和胡克这两位达尔文的左膀右臂，还有物理学家廷德尔、数学家赫斯特、社会哲学家斯宾塞，以及身兼银行家与生物学家双重身份的卢博克等（当然不包括达尔文，这个俱乐部可以理解为达尔文的应援团）。他们不仅智商超群，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自然主义者，是一群致力于将科学从神权手中解放出来的“新教徒”。

从1864年到1893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晚上6点，这些人聚会在一起，晚餐后一起参加皇家学会会议。在这些推杯换盏的晚宴中，他们在这里协调立场、分配资源、制定策略，像一道铜墙铁壁，将达尔文严严实实地护在身后。

在舆论阵地，他们于1869年扶持诺曼·洛克耶创立了《自然》（Nature）杂志，创刊号首页文章正是由赫胥黎亲自撰写。X俱乐部的成员们负责供稿、审稿，并用他们巨大的学术声望为这本连年亏损的杂志做信用担保。这本杂志成为了进化论最坚固的宣传阵地，直到今天依然是科学界的圣经。在荣誉体系上，X俱乐部通过精密的运作，成功冲破阻力，将皇家学会的最高荣誉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挂到了达尔文的胸前。这一举动极具象征意义，它迫使主流科学界不得不正式承认这位“离经叛道者”的地位。

▲Figure 诺曼·洛克耶（1836-1920）一直担任《自然》主编到1919年（Notables of Britain）

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个小圈子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们几乎垄断了英国科学界的最高权力机构。从1873年到1885年的整整12年间，皇家学会的会长职位就像X俱乐部的内部传家宝一样，在胡克、斯波蒂斯伍德和赫胥黎手中轮流传递。他们决定了谁能获得资助，谁能发表论文，谁能进入权力的核心。

在这个俱乐部的运作下，达尔文不再是那个孤军奋战的老头，而是成为了一个庞大科学权力网络的核心图腾。赫胥黎用这种精妙甚至有些霸道的政治手腕，为他的朋友打造了一件刀枪不入的铠甲，确保了进化论在惊涛骇浪中安然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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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藤蔓

X俱乐部只是明面上的权力堡垒，而在它的地基之下，是一个更为盘根错节的亲缘网络，其渗透进了唐屋每一个迎来送往的午后。

赫胥黎的造访总带着一种特有的生命力，往往能把常年虚弱的达尔文从沙发上唤起。两人会并肩踏上那条著名的沙径（Sandwalk），那是达尔文独自沉思的领地。在这里，赫胥黎像开香槟一样倾倒出伦敦科学界的最新战况与趣闻，而达尔文则在这些时刻里，奇迹般地忘却了那时刻纠缠他的胃部绞痛。

这种私人信任甚至打破了达尔文的一贯怪癖。晚年的达尔文极度厌恶被人盯着看，更讨厌长时间坐着当模特，无数专业画师都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但他唯独为赫胥黎的女儿玛丽昂·赫胥黎破了例——1878年，她捕捉到了晚年达尔文最放松的姿态。

▲玛丽昂·赫胥黎达尔文肖像（英国名人肖像馆）

这种父辈的亲密，让两家的后代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混同感。达尔文的孙女，艺术家格温·拉维拉在她的回忆录《一去不返的时光》（Period Piece）中记录了这种独特的氛围：在她的童年记忆里，赫胥黎家族的孩子们和达尔文家族的孩子们是不分彼此的一群人。他们共享同一个夏天，在剑桥的同一个花园里爬树。

▲达尔文的孙女格温·拉维拉描绘的家庭时光（Period Piece: A Cambridge Childhood）

两家通用的教育环境，制造了一种奇特的智力混血。赫胥黎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在这个圈子里耳濡目染，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达尔文的衣钵，成为了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及教科文组织首任总干事。而赫胥黎的另一个孙子阿道司·赫胥黎，虽然成为了作家，但他那部旷世名著《美丽新世界》，探讨的全是生物技术与人类未来的关系。

这种深度纠缠，最终在1964年迎来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结局。那一年，乔治·彭伯·达尔文（达尔文的曾孙）迎娶了安吉拉·赫胥黎（赫胥黎的曾孙女）。这也刚好是x俱乐部成立100周年。

这正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智力贵族的核心运作模式，达尔文-韦奇伍德-赫胥黎-凯恩斯这几个家族，通过互为教父、互相入学推荐、互相审阅手稿，编织了一张也许是英国历史上密度最高的智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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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适者生存”

人们习惯把进化论的胜利想象成真理的自然显现，仿佛时间一到，错误就会自行退场。但达尔文和赫胥黎的故事提醒我们：事实从不会自动胜出，真理也需要盟友。

如果没有赫胥黎的咆哮、X俱乐部的算计、家族网络的层层加固，进化论也许依旧正确，却未必能成为今日世界的常识。所以进化论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关于“科学对抗宗教”的简单故事，其中也蕴含着思想如何通过友谊、权力与代际传递，完成自身进化的征程。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与赫胥黎，不只是百年长青的科学CP，他们更是现代科学最早的一次成功的“物种适应”。

来源：墨子沙龙

原标题：科学界“最强CP”：《自然》期刊因他们而创办 | 我在科学界认亲（2）

编辑：Thymol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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