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除夕守夜,长沙坡子街的老居民王爹总会从柜子深处取出一个陶罐,将几味中药与米酒缓缓注入,喃喃念着“屠苏散疫,岁岁平安”。这一罐色泽琥珀的酒,在长沙方言里仍被一些老人称作“年关酒”,其实是千年屠苏古俗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最后余韵。
屠苏酒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汉末名医华佗,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明确记载其“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这一原本盛行于中原的元旦饮俗,随着历史上数次人口南迁,经湘江水道传入湖南。宋代范成大在《岳麓道中》记载“湘中除夕,家家制屠苏草酒”,说明彼时长沙地区已形成稳定习俗。
明清时期,长沙屠苏酒出现了地方化嬗变。药材配伍上,长沙人逐渐以本地常见的艾叶、苍术替代了原本方剂中的部分药材;酒基也从黄酒改为湖南本地米酒,形成“辣中带甘、药香清冽”的独特口感。更值得玩味的是饮用方式的变化——中原传统讲究“幼者先饮”,而清代《长沙府志》记载当地“长者先尝,示护幼也”,这种顺序的颠倒,折射出湖湘文化中敬老传统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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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屠苏酒的习俗演变
近代长沙开埠(1904年)成为屠苏习俗演变的分水岭。随着西洋医药传入,屠苏酒的防疫功能逐渐被消解,其仪式意义却以新形式延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九如斋、玉和醋坊等老字号推出“预制屠苏散”,将传统习俗商品化;《长沙晚报》前身《市民日报》每逢春节都会刊登简化版屠苏配方,让古俗借助现代传媒继续流传。
真正让屠苏酒淡出日常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社会变革。集体化生活与破除“旧俗”运动,使得家庭自酿屠苏逐渐式微。然而在长沙周边浏阳、宁乡等地的山村,仍有老人记得完整的屠苏古方,部分中药铺除夕前还会配售“屠苏包”,只是购买者多是出于文化怀旧而非实际饮用。
如今在长沙火宫殿的除夕宴上,偶尔还能见到改良版的“吉祥屠苏茶”——用药材熬煮的养生茶饮替代了酒精版本。这折射出传统习俗在当代城市中的终极命运:从实用性的民俗实践,转化为符号性的文化记忆。年轻一代或许不再懂得每一味药材的药理,但“过年要喝辟邪酒”的集体潜意识,仍以“养生”“吉祥”等新话语悄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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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苏古俗在长沙的千年流转,恰如湘江水般蜿蜒却不息。从汉唐的防疫良方,到明清的地方习俗,再到近代的商业化改造与现代的文化重构,这杯酒里沉淀的不仅是药材与酒浆,更是一座城市应对变迁的文化韧性。当王爹将新泡的屠苏酒供在神龛前,他守护的早已不止是祛病的功效,而是时间洪流中,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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