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红军改编时，中共中央起初提出编为4个军，军长分别是谁？

一九三七年二月初的延安，黄河岸边的风剜面似地冷。窑洞里油灯忽明忽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正围着一张小方桌展开一张手绘的兵力编制草图。几行醒目的铅笔字写着：“总指挥部——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四个军，各辖三师。”这一夜，他们讨论到很晚，敲定了最初的设想：让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出任四个军的军长，率十余万精锐出关抗日，用铁流挽救危局。话音落下，朱德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轻声感慨：“时间不多了，不能再等。”这一幕，成了红军改编谈判史的序章。

两周后，周恩来、叶剑英赶赴西安，同顾祝同见面。周恩来掏出那份草案，字迹依旧清晰：“一路军、四军、十二师、三十六旅、百余团，三月内完成集训即可东进。”顾祝同却只淡淡抬眼：“委员长同意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师上不设军，总部也免了。”场面一时间僵住，周恩来没有立刻反驳，只说一句，“差距太大，容后再议。”谈判第一次无疾而终。

夜里，周恩来发电报到延安。毛泽东回电寥寥数语：“不急，留有余地。能改编就是胜利，四军亦可变三、变二，原则是保存建制，保持领导。”这一条“活字诀”让第二轮会谈得以延续。周恩来退了一步，把四军压缩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人数减到七万——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仍各掌一师。顾祝同依旧摇头，坚持两师八团。气氛再度冻结。

三月转眼过去，南京暗流汹涌。蒋介石既要稳住抗战大局，又担心红军坐大，终于抛出一份“苛刻条款”：红军师以上干部出洋“深造”，军政权由中央军委会接管。周恩来当场回绝，“此事无可谈。”与此同时，延安决定，如果再拖延，就自行宣布改编。时间定在八月一日。

七月七日，卢沟桥枪声震破华北夜空，日本侵略者全面发动战争。形势骤变，蒋介石再无回旋的余地，却仍想在细节上做文章。蔡元培、马叙伦等七十余位社会贤达齐声疾呼，让红军速上前线。一向平和的蔡元培甚至以绝食三日相逼，“不解决，我便不离开。”压力排山倒海，蒋介石只得召集国防会议：同意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但番号只给三个师——第115、第120、第129师，总员额四万五千人，且要在师、团设政训处，由南京派员监控。

七月十七日，庐山洽谈室里，蒋介石递过公文，语气客气：“贵党精兵难得，三师已是特批。”周恩来轻轻放下茶杯：“兵可少，但指挥权须在我们。”几番周旋，最终确定：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副之；师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副师长则是聂荣臻、肖克、徐向前。三个师，以甲乙丙三种编制里的最小丙种师为底，但政治委员权力保留，军魂得以延续。

八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公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三天后，洛川，中央军委颁令生效。与此同时，浩浩荡荡的改编场面在陕北、晋西、陇东各地展开。对不少老红军来说，最难接受的不是缩编，而是帽徽。青天白日取代红五星，队伍里议论纷纷。九月二日在富平庄里镇，贺龙抬手摸着新帽：“外表白，心里红。”他先戴上军帽，大喊一句：“打日本去！”人群顿时爆出热烈呼声。几日后泾阳石桥镇，刘伯承冒雨站在卡车车厢上，把帽子高高举起：“同志们，换帽子不改初心！”号令一下，全师官兵齐刷刷换帽，雨声与呐喊混成一片。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最初坚持的“四军”方案并未白费。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四位后来都成为开国元帅与大将，他们在抗战中指挥的正是当年“缩水”后的三个师外加山东、冀中等地地方武装，最终发展成百万大军。徐向前虽然改任129师副师长，却在前线独当一面；黄土岭、神头岭、吕梁山的枪声里，留下了他与刘伯承并肩作战的身影。

回头看二月的那张草图，朱德拿铅笔勾出的“四军十二师”没有完整落地，却为八路军奠定基调。蒋介石曾打算借华北激战让红军“为国捐躯”，谁料太行山成了八路军发展的温床。短短一年，115师在平型关敲响日军装甲部的丧钟；120师千里奔袭雁门关后扬名塞北；129师边打边建，冀南、晋南根据地星火相连。四位军长各具风格——林彪用闪电式突击，贺龙把山地游击玩得出神入化，刘伯承善谋，徐向前敢拼。若不是早春那场谈判阻力，他们原本可以各统一个番号，在更大舞台上施展。

抗战八年，四人带出的数万将士打出一条血路，也让当初蒋介石只批“三个丙种师”的算盘落空。新中国成立后，军衔授予时，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佩戴元帅花枝，贺龙虽然未列首批，却在1955年同样荣膺元帅。人们若还记得一九三七年延安窑洞里那盏油灯，就会明白：无论军装颜色怎样更改，指战员的信念从未改变。

至于最初那份“四个军”的名单——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它写在草纸上，却镌刻进了中国革命的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