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李克农向伟人汇报：盛世才已逃至台湾，主席听完无奈长叹一声

1949年10月2日清晨，北京西郊的一处院落里，灯火彻夜未熄。刚从南京前线赶回的中央情报部负责人李克农，匆匆踏进屋门，把一份加急电报递到伟人手上。信纸并不厚，寥寥数字却极重：盛世才乘机离开广州，经香港转赴台湾，现已抵基隆港。“主席，确认无误。”李克农压低声音。伟人指间的香烟燃到尽头，微微一抖，烟灰落在地板，他只是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一句。

这种沉默里，往事汹涌而来。不到二十年前，新疆还是另一幅景象：红色办事处门前，年轻的技术员、师范生满怀理想远道奔来；报刊上频繁出现“自治”“改革”“联苏”等字眼。彼时的盛世才，被不少内地知识分子称作“亲共、开明的新军阀”。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后，他不仅翻脸，更将屠刀对准昔日盟友，把新疆变成血色囚笼。

把时间拨回1937年10月。卢沟桥硝烟尚未散尽，西陲却在悄悄试水统一战线。当月，盛世才批准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那天乌鲁木齐沙尘未起，门口一块崭新的铜牌闪着冷光，从延安到迪化（乌鲁木齐旧称）长达三千多公里的路，似乎被剪短了一截。中共干部陆续进入新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在财政、教育、交通岗位施展拳脚，新政让当地百姓第一次尝到减税和普及教育的甜头。

苏联同样看好这位军阀代理人。1938至1941年，近千名苏联专家、教官、飞行员被派到新疆，留下军事顾问团、棉纺厂和一条从伊宁通往塔城的军用公路。大量援助物资自霍尔果斯口岸涌入，盛世才的机械化旅也在此时成型。他表面拥护马克思主义，书房高悬《共产党宣言》俄文原版，逢人便夸“列宁的道路”。然而正如李克农后来总结的那样，“盛不过是把红旗当遮雨伞，用完即弃”。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无暇西顾。新疆的天平开始倾斜。蒋介石看准时机，派人赴兰州密谈，提出“中央与新疆共商驻军事宜”。同年冬，胡宗南部队进入河西走廊，距离迪化仅两日车程。盛世才的算盘很简单：倘若德国取胜，苏联衰落，他必须另寻靠山。于是公开喊出“拥护中央”，暗中收紧对在疆共产党人的监控。

转折点发生在1942年3月。盛世才借口“肃清异己”，下令枪杀其胞弟盛世骐。理由荒唐，却为后续大逮捕铺平道路。9月17日凌晨，警备部闯入多处宿舍，一百余名中共党员与家属被带走。毛泽民在财政厅宿舍前被反绑双手，押赴监狱。有人劝他“认个错，保条命”，他只留下八个字：“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一年后，47岁的毛泽民与陈潭秋等人在狱中牺牲，具体地点至今未能完全考证，只知处决命令直接出自盛世才手笔。

延安方面对事件所知不多，原因就在于通讯被严密封锁。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桌上连提数次“释放新疆被捕同志”，蒋介石却推托：“新疆事务归盛公主理，中央不便过问。”直到1946年夏，部分幸存者被押往重庆，才将毛泽民等人遇害的消息带出。伟人在延安窑洞里听完汇报，默默点上一支烟，并无太多言语。那一晚，灯盏亮到天明。

盛世才的背信弃义，换来的却不是蒋介石的信任。1943—1944年，国民政府以“开发边疆”为名，陆续抽调三千余名军政人员赴疆，这些所谓“援疆干部”实际在削弱盛世才的地盘。盛氏察觉势头不妙，起初妄想再度抱紧苏联大腿，甚至试探性提出“重新合作”。莫斯科已无心再养虎，反手将其急电全文转交给重庆，“此人靠不住”五个字比子弹更致命。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被迫离疆，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外界看来风光，实则进京赶考、身陷囹圄。他所倚重的两个卫戍师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军，主官换成了中央系。此后几年，他在重庆、南京不停易宅搬迁，深怕夜半敲门。东北义勇军旧部、哈密维族家属、被迫害商人接连告御状，蒋介石签字批示“从严查办”。到1949年春，华北、东北、西北已尽入解放军掌握，盛世才越发没有立足之地。4月下旬，解放军渡江，他判断大局已定，立刻带家眷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同行者仅两名心腹，却携带巨额黄金与古玩，据说在吉隆坡停留时还曾变卖珠宝换外汇。

等到李克农拿到确切情报，盛世才已乘“中美号”轮渡抵台。台湾方面对他的到来并不欢迎。蒋介石站在机场只点头寒暄：“新疆苦寒，盛部长辛苦。”一句话，算是把过往情义一笔勾销。盛世才很快被闲置，农林部长成了空衔，卫士、秘书全数裁撤。他租住台北北投一栋平房，后门直通山林，整日紧闭门窗，偶尔出门也必戴墨镜，生怕旧怨找上门。

确有旧怨。1949年5月16日晚，兰州城郊传来惊雷般的消息：邱宗浚一家十一口被灭门，墙上血字“十年冤仇一日雪”。邱宗浚是盛世才岳父，当年在新疆横征暴敛，得罪无数商旅。枪声响彻西北，震到台北。翌日清晨，盛世才听到电报，脸色灰败，低声自语：“报应啊。”传闻他自此夜半惊醒成常态，枕边常置左轮。

1951年，台湾媒体刊登“诉盛”专栏，揭露其在新疆时期的杀戮、贪腐。社会舆论汹涌，蒋介石决定切割，宣布“暂停盛世才一切公职，交监察院调查”。盛氏四处行贿、低头认错，最终保住性命，却被要求“闭门自省”。他把名下地产典当，躲到阳明山一处僻静木屋，更名“王震东”，雇一老兵守门。来往客人寥寥，偶有记者登门，也只能扑空。

走到晚年，盛世才常独坐窗前，把玩一只残损象牙手杖。熟人问他近况如何，他苦笑：“活一天算一天。”1970年7月13日，心脏病突发，无人及时救治，于台北病逝。昔日“新疆王”终究成为孤魂，连讣告也只在报纸角落刊出四行字，墓碑至今难寻。

灯下的伟人没有看到这一步，但他深知历史自有其公正。1949年的那声长叹，包含着兄长对手足的悼念，也有对叛徒终局的了然。李克农记录的只是一次普通汇报，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坐标上，那份沉默将盛世才的命运钉在原处，无法再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