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毛主席曾利用公开消息，误导美军情报机构判断

1950年11月7日傍晚，京城的北风裹挟着碎雪，紫禁城角楼挂起了冰凌。就在这一天，东京电报大楼里，美军远东情报司令部部长威洛比还在翻阅最新的侦察报告，他习惯性地把目光放在鸭绿江一线，却始终没能拼出真正的局势图。与此同步，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亮到深夜，一场隐秘的情报博弈悄然铺开。

几小时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不足百字的简讯——中国军队在鸭绿江边执行“水利防护任务”。这则看似平淡的公开信息，正是在毛主席亲自修改、再三斟酌后发出的。信息量有限，措辞含糊，强调“保护电站”，避免直指“入朝参战”。美国监听台第一时间捕捉到播音内容，迅速译成英语送往麦克阿瑟办公室；然而文本里没有“战役”“进攻”这些刺激字眼，只留下扑朔迷离的边防意味。

毛主席当夜让聂荣臻进屋谈话，他递过一张刚整理的电码稿问：“广播之后，敌人反应如何？”聂荣臻简要答道：“未见大动作，东京那边照旧开晨会。”一句简短对话，暗含胜负心机。毛主席随即轻声引用《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语气平缓，却已经点明了这一行动的核心——用最公开的方式，遮蔽最关键的真相。

志愿军10月19日踏雪过江，首批四个军约二十五万人分批隐蔽行军。战士们把军帽上的红五星用布条遮住，把肩章拆下，再将棉衣里子朝外翻成白色，远远望去与山野风雪融为一体。无线电台此时也保持静默，只用最原始的步话机短时联络。一个连若被侦听到呼号，立刻更换频率并删除编号，美军空中侦察飞机在云端盘旋，得到的无线电图像却寥寥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边防军的筹建早在当年七月就露出蛛丝马迹。国民党潜伏特务把动向源源不断传回台湾，美国人据此判断：中国只是“防御姿态”，尚无渡江决心。偏见一旦种下，再强的情报也难以撼动认知框架。威洛比在11月1日电报中向华盛顿强调：“大规模入朝不符合中共利益，最多是边境警备。”这份结论很快传遍五角大楼，进一步巩固了美军心中的“安全感”。

然而第一场遭遇战来得猛烈。10月25日至11月1日，志愿军三十八军在两水洞、云山连续击溃南朝鲜军和美国第一骑兵师，歼敌万余。美军火速俘获了数十名穿着破棉衣、操着四川口音的士兵。审讯官质问其番号，一名战士只沉默地比划“八一”手势。消息层层上报，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却在记者会上大手一挥：“也许是散兵游勇，中国移民到处都有。”他的比喻是：“洛杉矶有那么多墨西哥人，也没人说那是墨西哥的城。”台下哄笑声掩盖了隐隐的警报。

连环错判继续放大。11月5日，麦克阿瑟亲自登机北飞侦察，他在舷窗后寻找“大部队集结”的迹象，却只见千里冰封、群山沉寂。此后他在电报中写道：“中国或无全面介入意图。”同时提出“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乐观计划。偏偏就在这股乐观情绪弥漫之际，志愿军正靠着夜幕和山路，悄悄集结第二次战役的十五兵团、二十兵团等共二十余万兵力。

11月24日，美军以“感恩节攻势”全面北犯。彭德怀在临江前线观察所里握着望远镜，轻声嘀咕：“这就是他们的豪赌。”两天后，志愿军发起反击，东线长津湖、西线清川江同时开火，麦克阿瑟在兵力配置上瞬间失了平衡。美三十一团级战斗队被合围于下碣隅里，八军团侧翼裸露，战线土崩瓦解。战后美方才发现，事前种种“公开信息”与战场现实天差地别。

毛主席早已算到这一刻。第二次战役打响前，他授权新华社逐步公开“志愿军”这一称谓，《人民日报》11月8日报道“志愿军协同朝鲜军民作战告捷”。公开宣传与前期隐蔽出兵形成强烈对照，既满足国内民意动员，也让美方意识到情报链的断层——真正的战略突然性已然造成，想补救已回天乏术。

回看当时的心理战布局，三条线索格外清晰：一是利用广播实施“半遮半掩”的信息投喂，使对手在噪声中自行筛选出对己方有利的解读；二是前期严控我方媒体与电台，硬生生把数十万大军的行动压成“无声风暴”；三是及时开放“志愿”二字，将军事行动与政治动员无缝衔接，把战场胜利转化为全国上下的凝聚力。三线并进，令美军情报体系在认知—决策链条上节节失误。

从情报学的角度看，这是一堂反向运用“开放源”信息的经典案例。公开信息并非都用来揭密，有时恰恰可以制造假象。只要对手心理预判出现偏差，再完善的间谍网也会自我误导。美国拥有十数个情报机构，仍然没能在关键节点纠正错误评估，这种惨痛代价被布莱德雷称作“错误的战争”，亦折射出战略傲慢的致命后果。

抗美援朝进入第二阶段后，麦克阿瑟的乐观文件被紧急封存，白宫开始检讨情报体系。可战场主动权已滑向志愿军手中。1951年1月4日，平壤再次易手，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冲破三八线向南推进，美军的反击计划被迫全面收缩。反观中方，舆论动员在短短两个月内已招募青年数十万，形成前线后方一体化的新局面，这一点同样得益于前期“只做不说”带来的窗口期。

试想一下，如果那条11月2日的简讯写成“我志愿军四个军跨江出击”，美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必然大幅提升，东京司令部即便不完全准确，也会把空中侦察机和炮火提前调往清川江、两水洞一带；一旦首战僵持，国内动员与国际舆论也会被动许多。正是那几句字斟句酌的公开消息，轻飘飘，却在战略层面压住了时间差，为志愿军创造了最宝贵的第一周。

1951年春，前方传回的战报再不断补充细节，美方档案里才陆续出现“疑似毛泽东有意放风”“公开消息系策略”之类的分析。但纸面纠错已无法挽救战场失利。这个被称为“史上最昂贵的误判”，根子不在情报数量，而在对手预设的思维框架。毛主席借用极普通的广播，把敌人引进盲区，使一场必然艰苦的战争拥有了制胜开局，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依旧是值得研究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