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已立国百余年,政权趋于稳定。乾隆帝通过编纂《贰臣传》,旨在批判明末降臣的“失节”,同时为清初招降政策辩护。他提出“贰臣”现象源于明朝君主的昏庸,称“所以至有二姓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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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承认了清初招降的必要性,又通过贬斥前朝臣子间接强化清朝取代明朝的正当性。属于既要还要,既当又立。
这本《贰臣传》是官方对明末清初降清官员的系统性评判与记录。根据史料记载,该传记共收录157人,分为甲、乙两编,其中甲编列名者多被视为对清朝有显著功绩的降臣,共50人,包括洪承畴,李永芳。乙编则收录反复无常或效忠不足者,共约70人,包括钱谦益:南明礼部尚书,降清后秘密反清,著作中暗藏诋毁文字,被乾隆斥为“作婊-子立牌坊”;龚鼎孳:先降李自成,再降清朝,被批“为清流所不齿”,乾隆以“三姓家奴”类比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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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编纂行为由乾隆帝亲自下令发起,国史馆具体执行,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并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一步细化分类标准。
从内容来看,《贰臣传》的编纂并非简单的名单罗列,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和道德评判。甲编人物如洪承畴、祖大寿等,虽被定义为“大节有亏”,但因在清朝统一过程中“效忠本朝”而被部分肯定,乾隆甚至为洪承畴辩解称“昔战国豫让初事范中行,后事智伯,卒伸国士之报,则于洪承畴又何深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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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编则以钱谦益、龚鼎孳为代表,前者因降清后仍著书诋毁新朝被斥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后者因先降李自成再降清朝被批“为清流所不齿”。值得注意的是,编纂标准严格限定为在明朝实际任职者,如仅考取功名未任实职的范文程便未被收录。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明确要求“据实直书,不隐不饰”,但实际操作中刻意突出降臣的道德污点。例如,刘良臣父子因在大凌河战役中率先降清,被列为《贰臣传》首篇,但其军事贡献被淡化,重点渲染其“背主求荣”。编纂过程中同步查禁涉及“贰臣”的著作,如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被列为禁书,周亮工等降-臣的传记从地方志中剔除,形成“删史以证忠”的连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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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通过区分“忠贞”与“贰臣”,既承认清初招降政策的现实需要,又为树立绝对忠君观念提供历史依据。借批判“贰臣”强化“华夷之辨”,如将推行剃发令的洪承畴斥为“文化叛徒”,实则消解汉人对前朝的眷恋。又以“忠君不二”重构历史叙事,将1644年后的降清行为从“顺应天命”重新定义为“失节”。
据《四库全书》编纂记载,涉及“贰臣”的文献多达百余种被删改,周亮工、杨捷等人的传记遭剔除。对吴三桂等“三藩”人物另立《逆臣传》的处理。当降臣威胁统治时,其历史定位便从“功臣”转为“叛逆”。通过编纂《贰臣传》,清廷试图以“忠君”为核心重构道德标准,瓦解汉人士大夫的故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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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带有政治偏见,《贰臣传》保留了明末清初大量历史细节。例如,祖大寿降清过程、孔有德封王始末等,为研究明清易代提供了独特视角。乾隆同时编纂表彰明末殉国者的《胜朝殉节诸臣录》,收录3000余人,与《贰臣传》形成“忠奸对照”,强化道德教化的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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