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做的这件事，一部《贰臣传》，写出多少人的丑恶嘴脸！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已立国百余年，政权趋于稳定。乾隆帝通过编纂《贰臣传》，旨在批判明末降臣的“失节”，同时为清初招降政策辩护。他提出“贰臣”现象源于明朝君主的昏庸，称“所以至有二姓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

既承认了清初招降的必要性，又通过贬斥前朝臣子间接强化清朝取代明朝的正当性。属于既要还要，既当又立。

这本《贰臣传》是官方对明末清初降清官员的系统性评判与记录。根据史料记载，该传记共收录157人，分为甲、乙两编，其中甲编列名者多被视为对清朝有显著功绩的降臣，共50人，包括洪承畴，李永芳。乙编则收录反复无常或效忠不足者，共约70人，包括钱谦益：南明礼部尚书，降清后秘密反清，著作中暗藏诋毁文字，被乾隆斥为“作婊-子立牌坊”；龚鼎孳：先降李自成，再降清朝，被批“为清流所不齿”，乾隆以“三姓家奴”类比其行径。

这一编纂行为由乾隆帝亲自下令发起，国史馆具体执行，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并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一步细化分类标准。

从内容来看，《贰臣传》的编纂并非简单的名单罗列，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和道德评判。甲编人物如洪承畴、祖大寿等，虽被定义为“大节有亏”，但因在清朝统一过程中“效忠本朝”而被部分肯定，乾隆甚至为洪承畴辩解称“昔战国豫让初事范中行，后事智伯，卒伸国士之报，则于洪承畴又何深讥焉”。

乙编则以钱谦益、龚鼎孳为代表，前者因降清后仍著书诋毁新朝被斥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后者因先降李自成再降清朝被批“为清流所不齿”。值得注意的是，编纂标准严格限定为在明朝实际任职者，如仅考取功名未任实职的范文程便未被收录。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明确要求“据实直书，不隐不饰”，但实际操作中刻意突出降臣的道德污点。例如，刘良臣父子因在大凌河战役中率先降清，被列为《贰臣传》首篇，但其军事贡献被淡化，重点渲染其“背主求荣”。编纂过程中同步查禁涉及“贰臣”的著作，如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被列为禁书，周亮工等降-臣的传记从地方志中剔除，形成“删史以证忠”的连锁效应。

乾隆通过区分“忠贞”与“贰臣”，既承认清初招降政策的现实需要，又为树立绝对忠君观念提供历史依据。借批判“贰臣”强化“华夷之辨”，如将推行剃发令的洪承畴斥为“文化叛徒”，实则消解汉人对前朝的眷恋。又以“忠君不二”重构历史叙事，将1644年后的降清行为从“顺应天命”重新定义为“失节”。

据《四库全书》编纂记载，涉及“贰臣”的文献多达百余种被删改，周亮工、杨捷等人的传记遭剔除。对吴三桂等“三藩”人物另立《逆臣传》的处理。当降臣威胁统治时，其历史定位便从“功臣”转为“叛逆”。通过编纂《贰臣传》，清廷试图以“忠君”为核心重构道德标准，瓦解汉人士大夫的故国情怀。

尽管带有政治偏见，《贰臣传》保留了明末清初大量历史细节。例如，祖大寿降清过程、孔有德封王始末等，为研究明清易代提供了独特视角。乾隆同时编纂表彰明末殉国者的《胜朝殉节诸臣录》，收录3000余人，与《贰臣传》形成“忠奸对照”，强化道德教化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