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美丽是政治错误；在酒店，我犯了所有错误

李秀珍把导游旗举过头顶时，白衬衫领子磨得她脖子发红。这是国家配发的制服，料子粗糙，但必须挺括。2016年9月的平壤顺安机场，她等待着那批从北京飞来的客人。

第一个走下舷梯的女人让秀珍屏住了呼吸。

四十岁上下，拎着秀珍只在宣传画上见过的皮包，指甲是酒红色的，在九月的阳光里反着光。她走近时带来一股香气——不是朝鲜肥皂的朴素气味，是分层的、挥霍的香，像某种热带花卉在夜间整片整片地盛开。

“导游小姐？”女人说中文，眼睛上下打量她，“真年轻。就是打扮太……”她没说完，但秀珍懂了。她的深蓝色套装，她扣到最上面的纽扣，她只用无色润唇膏的嘴唇，都在说同一件事：朴素。

在开往市区的大巴上，秀珍背诵欢迎词：“在伟大领袖的关怀下……”她的目光却总被后排吸引。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正在涂口红——不是偷偷抹，是对着小镜子，仔细勾勒唇形。口红的颜色是娇艳的玫红，衬得女孩的皮肤像雪。

秀珍的喉咙发干。她想起自己唯一那支口红，母亲留下的，颜色已经发暗，她只在最重要场合涂一点点，用后必须立刻擦掉——培训手册第32条：“过分修饰外貌是个人主义表现。”

“小李啊。”爱马仕女士忽然开口，“你们这儿能买到化妆品吗？”

全车安静下来。秀珍握着麦克风的手心渗出细汗。

“涉外商店有售。”她回答，心里补上一句：但你买不起。那些法国化妆品标价三百美元，相当于平壤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

晚餐时，中国游客抱怨人参鸡汤“太清淡”。秀珍保持微笑，心里计算着这一桌菜的价值：这只鸡需要特别供应批文，这碗米是特级粮，这壶人参茶抵得上普通家庭一个月的副食配额。

饭后，她在洗手间多待了十分钟。

爱马仕女士在镜子前打电话，另一只手涂抹着乳白色面霜。秀珍瞥见瓶身上的字母：LA MER。她知道这个——在涉外商店的橱窗里，像神话一样摆着，标价五百美元。

女人讲完电话，挖了一大坨面霜涂在脸上、脖子上。然后，秀珍看见她做了件让心脏停跳的事：她把还剩半瓶的面霜扔进了垃圾桶。

塑料瓶落下的声音很轻，在秀珍耳中却震耳欲聋。等洗手间空无一人，她走过去，从垃圾桶里捡出了那个瓶子。

瓶身还是温的，残留着陌生女人的体温。秀珍拧开盖子，乳白色膏体散发着淡淡的海洋气息。她用指尖沾了一点，涂在手背上——膏体迅速融化，那一小块皮肤变得柔软光滑，在日光灯下闪着健康的光泽，像在嘲笑她脸上其余的、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暗沉的部分。

第三天下午，大巴沿着统一大街缓行。车窗外，几个朝鲜女性骑着自行车经过，都穿着长裤或过膝长裙——这是规定。

“这么热的天，她们不穿丝袜吗？”爱马仕女士问。

秀珍一时语塞。丝袜？在平壤，尼龙丝袜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只在特殊商店用外汇券购买，供应量极少。普通女性穿棉袜，或干脆光腿。

“我国女性更注重内在美。”她最终说。

中国女游客们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涂口红的女孩小声说：“可是丝袜能修饰腿型啊……”

晚餐时，秀珍注意到女孩的丝袜。极薄，几乎透明，在灯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泽。女孩翘着腿，丝袜包裹的小腿线条流畅优美。几个朝鲜男服务员上菜时，目光总是不自觉地飘过去。

秀珍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不是嫉妒女孩的美貌，是嫉妒她可以如此理所当然地展示自己的身体，可以如此轻松地获得异性的注视——在朝鲜，女性吸引目光是需要克制的，甚至是危险的。

饭后，女孩找到她：“李导，送你个小礼物。”

是一双未拆封的丝袜，包装上印着日文。

“我看你们这儿好像买不到好的。”女孩真诚地说，“这个很透气。”

秀珍盯着那个小盒子。她应该说“我们不能接受游客礼物”，应该上交组织。但她听见自己说：“谢谢。”声音小得像蚊子振翅。

第四天在凯旋门拍照时，爱马仕女士把秀珍拉到纪念碑的阴影里。

“小李，帮个忙。”她压低声音，“我想买点真东西带回去——野山参，上好的。商店里那些不行。”

秀珍的心脏狂跳起来。她懂。这个女人想要的是黑市货。导游涉足黑市是重罪，最低十年劳改。

“抱歉，我不清楚。”秀珍说。

女人没放弃。她从那只昂贵的皮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秀珍手中：“一点心意。你该买点好衣服、好化妆品，年轻姑娘要打扮自己。”

信封很厚。秀珍的手指隔着纸感受到里面钞票的质感——人民币，而且面额不小。

“我不能……”

“导游小费，国际惯例。”女人拍拍她的手，“晚上我来找你。”

她手里握着那个信封，像握着一团即将焚身的火。

那晚秀珍没睡。酒店房间的椅子上，摆着三样东西：那半瓶捡来的面霜，那双未拆封的丝袜，那个装着五千元人民币的信封。

五千元。相当于她八年的工资。

她想起母亲咳血时需要的那种进口药，三百美元一瓶。她跪在医院走廊求了三天，最终只拿到几片替代药。想起弟弟想要一双能跑步的运动鞋，她在涉外商店橱窗前站了三个月，最终买不起。想起自己那支快要用完的旧口红，每次涂抹都要小心翼翼，因为再也无处可寻。

而现在，这笔钱能解决所有问题。

凌晨三点，她做了决定。打开信封，抽出五百元——这是“合理的小费额度”，上交后自己可以留一部分。剩下的四千五百元，必须退回去。

至于丝袜和面霜……她看着这两样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忽然哭了。不是嚎啕，是眼泪无声地涌出，滴在丝袜包装盒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她拆开包装，取出那双薄如蝉翼的丝袜。尼龙面料冰凉顺滑，在手中几乎没有重量。她脱掉鞋袜，慢慢将丝袜套上脚，拉过脚踝，抚平在小腿上。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房间的全身镜前。

镜中的女人有一双修长的腿，被肉色丝袜包裹着，在昏黄灯光下泛着细腻的光。她转身，侧身，微微踮脚——丝袜改变了腿部的一切线条。接着她做了更大胆的事：脱掉外套，解开衬衫最上面两颗纽扣，在锁骨处抹了一点LA MER面霜。

镜中人突然变得陌生。不再是那个穿着规矩制服、头发一丝不苟的朝鲜导游，而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皮肤光泽、有腿部曲线、有若隐若现锁骨的年轻女人。

秀珍靠近镜子，鼻尖几乎贴上冰凉的玻璃。她看着镜中自己的眼睛，轻声问：“你是谁？”

没有回答。只有窗外平壤的夜色，厚重、沉默，像一块无边无际的黑丝绒。

送机那天清晨，秀珍把装钱的信封还给爱马仕女士。

“对不起，我帮不了您。”她说。

女人惊讶地看着她，然后笑了：“你倒是难得。”她从信封里抽出一沓，“这些你留着，当交个朋友。”

秀珍数了数，一千元。还是太多了，但她没再推辞。

涂口红的女孩最后拥抱她：“李导，有机会来中国！我带你去买化妆品，画最漂亮的妆！”

秀珍微笑着点头，心里知道这永远不可能。朝鲜公民出国需要七层审批，旅游？那是另一个宇宙的事。

大巴驶离后，秀珍回到导游休息室。储物柜里放着三样东西：面霜、丝袜、一千元人民币。她该把前两样扔进垃圾桶，该把第三样全部上交。

但她没有。

她将丝袜和面霜装进塑料袋，塞进背包最底层。那一千元，她抽出两百元准备上交，剩下的分开藏在袜子里、内衣中、笔记本夹层间。

那天深夜，秀珍在家里的卫生间完成了三件事：

第一，穿上丝袜，在腿上涂抹面霜，然后迅速洗掉。第二，把八百元人民币藏进床板下的缝隙。第三，对着家里那面裂了缝的小圆镜，用母亲留下的旧口红，涂了一个完整的、鲜艳的唇。

镜中的女人望着她，嘴唇红得像血，像火，像那个中国女孩的玫红色口红，像一切不该存在却又真实存在的美。

秀珍看了很久，然后拿纸巾用力擦掉。擦到嘴唇发疼，擦到红色褪尽，擦到镜中人变回那个朴素的、规矩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女性。

但她知道，有些东西擦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