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局长接外商，我因学历低被派去催菜，外商竟用方言向我问好

那天我揣着洗得发白的围裙站在酒店后厨，听见经理扯着嗓子喊：“小李！局长带外商来视察，宴会厅的菜催快点！你腿脚快，去后厨盯着，别耽误了正事！”

我“哎”了一声，往围裙上擦了擦手。其实我不算酒店正式员工，就是个打零工的，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混，后厨洗碗、前厅传菜都干过，经理总说我“学历浅，只能干粗活”。今天这阵仗我知道，市里要跟外商签合作协议，局长亲自陪，宴会厅里摆了鲜花，连地毯都换了新的，听说光翻译就带了三个。

穿过走廊时，能听见宴会厅里的笑声，像撒了把珍珠，脆生生的。我缩了缩脖子，加快脚步往后厨跑——比起那些穿西装、说外语的人，我身上的油烟味确实有点扎眼。

“王师傅，清蒸鱼好了没？”我扒着厨房的玻璃门喊，里面的蒸汽裹着鱼香扑出来，烫得我往后躲了躲。王师傅颠着锅铲回头：“催啥！这鱼得蒸够八分钟，嫩得像豆腐才成！”

“可前厅等着呢，说是外商爱吃这口。”我搓着手转圈，看见旁边案板上摆着刚切好的芦笋，绿得发亮，突然想起我妈种的那些，每次摘下来，我爸总说“这菜得少油少盐，吃着才鲜”。

正愣神，后厨的门被推开条缝，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探进头来，身后跟着个翻译，急乎乎地说：“请问……洗手间在哪？”

我赶紧指方向，手指却不听话地抖——长这么大，还是头回跟老外离这么近，他的西装袖口绣着精致的花纹，跟我围裙上的油渍形成俩极端。

“谢谢。”老外笑了笑，正要走，突然盯着我围裙上的补丁看，那是块蓝布，我妈用我穿旧的校服改的，上面还留着洗不掉的墨水印。

“这个……”他突然指着补丁，用生硬的方言说，“是‘百家布’？”

我懵了。这方言是我们这旮沓的土话，意思是用碎布拼的补丁，除了本地人，没几个人知道。

老外见我愣着，又说：“我爷爷……以前在这住过，教我这么说。他说，穿‘百家布’的人，心善。”

翻译在旁边解释：“汉斯先生的爷爷是二战时来这儿避难的，住了五年，总跟他说本地的事，连这方言都学了几句。”

我这才看见汉斯先生手里的相框，里面是个戴瓜皮帽的老外在菜地里干活，背景里的老槐树，跟我家村口那棵长得一模一样。“这是……”

“我爷爷，”汉斯先生眼里闪着光，“他说当年饿肚子，是个穿‘百家布’的大婶给了他半个窝头，还教他种白菜。他总说，这里的人，比金子还暖。”

正说着，经理举着对讲机冲过来，看见我跟汉斯先生说话，脸都白了：“小李你瞎凑什么！还不快去催菜！”

汉斯先生却摆摆手，指着我围裙上的补丁：“他身上有我爷爷说的味道。”他突然用方言问我，“你家……种芦笋不？我爷爷说，沾着露水的芦笋，最好吃。”

我喉咙有点堵，点头说：“种！我妈种的芦笋，早上摘下来，带着土腥味，炒鸡蛋可香了。”

“真好。”汉斯先生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能告诉我你家在哪吗？明天我想去看看，就看看那芦笋地。”

我报了地址，他认真记下来，临走时拍了拍我肩膀：“谢谢你，朋友。”

等他走了，经理才敢训我：“你知道他是谁不？德国来的大老板！要是谈崩了，你十个小李都赔不起！”

可我没听进去，满脑子都是汉斯先生的话。后来菜上齐了，我蹲在后厨台阶上啃馒头，听见宴会厅里传来碰杯声，突然有人喊我：“小李，汉斯先生叫你！”

我捏着没吃完的馒头跑过去，汉斯先生正举着酒杯对我笑：“我跟局长说了，明天去你家买芦笋，按市场价的三倍！”他又用方言加了句，“别忘了叫你妈，我想听听她种芦笋的法子。”

局长愣了愣，看我的眼神都变了，经理更是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

第二天汉斯先生真的去了我家。我妈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衫，在芦笋地里给他摘芦笋，他蹲在旁边看，用我爷爷教他爷爷的方言问：“大婶，这芦笋得浇多少水啊？”我妈笑得直抹眼泪：“你这老外，咋说得比咱本地人还地道！”

临走时，汉斯先生给我塞了本书，是他爷爷写的回忆录，里面夹着张老照片，穿百家布的大婶正给年轻的老外递窝头，那大婶的眉眼，像极了我奶奶。

后来合作签成了，经理再也不说我“学历浅”了，总喊我“小李”，还让我管后厨的采买。我知道，我还是那个没读过多少书的打工人，但汉斯先生让我明白，人哪分什么高低——穿百家布的大婶能温暖逃难的老外，没学历的我，也能靠这双手，种出最好的芦笋，也能被人真心实意地叫一声“朋友”。

现在我家的芦笋地边上，立了块小木牌，上面用中德两种文字写着：“这里的芦笋，带着1945年的窝头香。”每次浇水时看见它，就觉得，这土地里长出来的，不只是芦笋，还有比学历、身份更金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