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遗忘”到“被重估”的学术移民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1887－1939）是成长于沙俄、就学于法国、研究于中国的人类学家，他在中国北方民族的调查写作方面用力甚巨，并深度参与了民国时期中国人类学界的学科建设。但因史料的语言壁垒和星散四方，有关史氏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中长期黯淡。华东师范大学王传教授的新作《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不仅填补了近代学术史的重要空白，更深入挖掘了早期人类学的中国化历程。

　　自由鸟般的迁徙

　　史禄国如自由鸟般跨越国界，脚步纵横欧洲，中国东北、华北、上海、闽粤、云南。史禄国在俄国与法国接受完学术教育后，受圣彼得堡学术界长期的远东学术志趣和传统影响，逐渐转移到西伯利亚和东方民族的调查上来。1912—1917年，在帝俄科学院效力的史氏与其夫人伊丽莎白，自由穿梭于圣彼得堡和远东之间，但沙俄的灭亡使他们原本的学术环境发生改变，1922年，史氏夫妇流亡上海。此后，史氏夫妇通过亚洲文会这一平台，广泛地结识了巴尔敦、梅益盛、葛学溥等名流、学者，并出版学术著作、做了体质人类学调查，还与上海探索学会、圣约翰大学等学术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在沪四年是史氏中国研究的重要转捩点，使史氏由思考通古斯、东北亚为主的学术理路，转向对全体的中国民族起源与民族志书写的思考。

　　1926—1930年，史氏夫妇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史语所之间辗转，结交了顾颉刚和张星烺两位在华引路人，并认识了以后长期支持自己在华工作的贵人傅斯年。可惜月有阴晴圆缺，史氏因为“云南调查事件”蒙上了临阵脱逃的名声，逐步被中国学术界边缘化。但傅斯年出于对史禄国治学理念、实际成就、研究计划的肯定，以及傅斯年本人对国际学术潮流的把握和争夺汉学正统中心的野心，选择聘任史氏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在此期间，史氏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人类学标准，出版了《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还将自己早年在通古斯学领域的经验和资料，整理出版为《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举奠定学术地位。傅、史二人的合作，开创了史语所国际合作的悠久传统。但史语所毕竟草创未久，公家经费不足，难以长期支撑史禄国大规模的调查，旋即因史语所的北迁和李济的加入，史禄国的地位动摇，最终在1930年，傅斯年不再续聘史氏，将其荐入清华。

　　鸟儿般穿梭中国南北的史禄国，没有了史语所、傅斯年的支持，也未能再继续大规模的调查。不过冥冥之中似有定数，他在北平培养的弟子费孝通，在他被遗忘数十年之后，再次把史禄国的名字带回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之中。

　　蜗牛般的隐居与深耕

　　1930—1939年，史禄国隐居燕市，坚守学术阵地，这期间，他如同蜗牛一般缓慢而谨慎地展开自己的学术交往和学术研究，在自己以往的学术领地上锲而不舍地深耕。史氏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交往基本围绕自己的直接学术关系来展开，尽量避免冗余社交。本书通过对史禄国和阿理克书信的考察，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性情中人的史禄国，他不是所谓的怪人，而是一个待人真诚、充满热情而又有原则的学人。

　　他的真诚可从与费孝通的交往来证明：面对难得的人类学苗子费孝通，史氏爱才如宝，给费氏设定了严格的人类学训练计划。他打算从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四个方面对费氏加以教导，并狠抓费氏的自主实践能力，典型案例就是费氏1934年对北平军营和监狱八百余人的体质测量。1935年，史禄国又安排费孝通、王同惠夫妇赴广西调查，并亲自为小两口定制了德国精制长筒皮靴——正是这双皮靴使费氏摆脱了调查时落下终身残疾的风险。史禄国爱弟子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而费氏也最终不负师教，他在史禄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为中国民族学发展和民族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可以说，费孝通传承了史禄国的重要学脉，继承了史氏的治学精神。

　　随着中国人类学本土化不断发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史禄国学术遗产的深远影响愈加明晰，对史禄国学术生命探讨的重要性愈加突出。从这一角度而言，本书可谓一部杰作，切中肯綮地将史禄国这个“学术侠客”的鲜活样本还原出来，弥补了中国人类学史上的一块重要拼图。史禄国的一生，本身就是人类学的绝佳案例，他既是殖民时代知识生产的参与者，又是政治动荡中的边缘流亡者；既是欧陆学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中国人类学的播种人。他的学术轨迹本身便是文化接触、思想迁移与学科范式变革的活态标本，是知识跨越地理国界和意识形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