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朱德总司令竟然会说四门外语，他是怎样学的呢？

1937年1月，著名美国女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的特派记者身份史突破封锁抵达延安 ，成为首位访问中共根据地的外国女性。在延安史沫特莱采访众多中共领导人，其中，朱德总司令是令她最为敬仰的，还成为她毕生的挚友。

一、窑洞里的震撼：当总司令开口说德语

1937年初春的延安，黄土高原的风还带着寒意。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跟着向导穿过一片枣树林，来到一孔普通的窑洞前。她拍了拍粗布衣上的尘土，深吸一口气——今天要采访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窑洞里的陈设简陋得让她吃惊：一张木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被褥；一张旧方桌，上面摊开着军用地图，红蓝铅笔的标记密密麻麻；墙角堆着几摞书，书脊都被翻得起了毛边。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欧洲部分用铅笔做了许多小标注。

朱德从地图前转过身来。史沫特莱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刚从田里回来的老农——深褐色的脸庞布满沟壑般的皱纹，粗布军装肘部打着补丁，布鞋沾着黄泥。只有那双眼睛，在抬起眼看人时，会突然变得异常明亮锐利，像鹰一样。”

她示意带来的翻译上前，准备开始这场期待已久的采访。

就在这时，朱德开口了：“Guten Tag, Frau Smedley. Ich hoffe, Ihre Reise war nicht zu beschwerlich.”（日安，史沫特莱女士。希望您的旅途不算太辛苦。）标准的柏林口音。每个音节都清晰准确，甚至带着一点柏林方言特有的轻微喉音。

史沫特莱的手僵在了笔记本上方。她曾在德国柏林做过三年驻外记者，自信德语流利，但此刻她听到的德语，从一个中国陕北窑洞里的“农民将军”口中说出，流畅得仿佛在说母语。

“您……您会德语？”她下意识地用德语回应，忘了身边的翻译。朱德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叠起来：“我在哥廷根 住过三年。那儿的秋天很美，树叶金黄，学生们骑着自行车穿过老城区——和延安很不一样，是不是？”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窑洞里只有德语的交谈声。朱德谈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演变，谈起他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看到过的工人游行，谈起哥廷根大学图书馆里那些泛黄的哲学典籍。说到兴起时，他甚至轻声哼了几句《国际歌》的德语版。

“您的德语是哪里学的？”史沫特莱终于忍不住问。“为了读马克思。”朱德简简单单地说，手指轻敲桌上那本德文原版《资本论》，“翻译总会丢失些什么，就像透过毛玻璃看东西。”

二、三十六岁的留学生：远渡重洋寻真理

时间倒回1922年秋天的上海码头。

一艘即将开往欧洲的邮轮鸣着汽笛。36岁的朱德站在甲板上，看着外滩的西式建筑缓缓后退。他身上穿着半旧的西装——这是专门为出国置办的，但常年握枪的手还是不太适应这身打扮。码头上送行的人寥寥无几。他辞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的职务，拒绝了川军杨森的师长聘书。同僚们不解：一个少将旅长，正是仕途坦荡的时候，为何要抛下一切远去欧洲？

只有朱德自己知道答案。从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从排长一路做到旅长。仗越打越多，困惑却越来越深：为什么推翻了一个皇帝，又来一个军阀？为什么百姓的日子还是苦？“我想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想找到真正能救中国的路。”

邮轮经过马六甲海峡时，朱德开始了他出国后的第一课：语言。他带的行李箱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全是书——英文的、德文的，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汉德词典》。“最难的是发音。”多年后他对史沫特莱回忆，“德语的‘r’要卷舌，我练了两个月，每天对着船舱墙壁练，同舱的人还以为我得了什么怪病。”

三、哥廷根的岁月：一盏油灯与《资本论》

1923年5月，朱德搬进了哥廷根普朗克街3号的一栋二层小楼。

房东威廉·霍夫曼是个退伍老兵，左腿在一战中受了伤，走路有些跛。第一次见面时，这个德国老头皱着眉打量眼前的中国中年人——东方面孔，穿着不合身的西服，德语说得磕磕巴巴。

“您来德国做什么？”霍夫曼问。“学习。”朱德用生硬的德语回答，然后补充，“学习如何让我的国家不再有战争。”霍夫曼愣住了。他见过很多中国留学生，大多是来学工程、医学或哲学的，这样的答案还是第一次听到。

最初的交流要靠手势。朱德想租楼上的房间，但不知道“阁楼”怎么说，就用手在头上比画尖顶；想问房租多少，就从口袋里掏出马克，做出数钱的动作。霍夫曼被逗笑了，在纸上写下“80马克一个月”。

朱德白天的日程排得很满：早上6点起床，跑步到哥廷根大学旁听社会学课程；下午去市立图书馆读报，了解德国政局；晚上是雷打不动的阅读时间。他在旧书店淘到一套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如获至宝。“那真是一段苦读的日子。”霍夫曼后来对采访者说，“朱先生房间的灯总要亮到深夜。有次我半夜起来，透过门缝看见他一手拿着字典，一手在书上做笔记，那么专注，连我敲门都没听见。”

进步是缓慢而坚实的。刚开始，朱德读一页《共产党宣言》要查几十次字典，密密麻麻的注解写满了页边空白。三个月后，他能磕磕绊绊地和霍夫曼讨论“剩余价值理论”；半年后，两人已经可以就“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的原因”争论一个晚上了。“您知道最让我吃惊的是什么吗？”霍夫曼说，“是他总是把理论和中国实际联系起来。有一次我们读到‘农民问题’，他突然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这和德国完全不一样’。”

1925年的一个冬夜，朱德读到《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巴黎公社的段落。他推开窗户，哥廷根正下着雪，远处教堂的尖顶在夜色中模糊不清。“霍夫曼先生，”他突然用流畅得多的德语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建立这样的公社。在中国。”

四、多语背后的硝烟：从滇缅边境到莫斯科

朱德的外语地图，铺展在他半生的足迹上：

云南讲武堂的日语课（1909-1911）

教室简陋，黑板是用锅底灰涂成的。日本教官寺田宽眼睛总是眯着，说话时带着关西口音。朱德发现寺田的军事教材里有大量新式战术图，但翻译成中文的只有寥寥几本。

“教官，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指着“迂回包围”的日文注解说。寺田看了他一眼：“你发音不错。”从此每天下课后多留半小时，单独教朱德军事术语。后来南昌起义时，朱德部署部队用的不少战术概念，还带着当年日语课的影子。

滇缅边境的法语时刻（1916-1920）

作为巡防营长，朱德要处理边境纠纷。对面是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警察，蓝制服，红帽徽，说话时总昂着头。

一次边境冲突，法国警长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翻译紧张得直冒汗。朱德突然开口了，用法语说：“根据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这个界桩的位置没有问题。”警长愣住了。后来的谈判异常顺利——当对方发现这个中国军官不仅能说法语，还熟悉边境条约的每一个条款时，态度明显软化了。

“语言是武器，”朱德后来对部下说，“有时候比枪还好用。”

莫斯科的俄语寒冬（1925-1926）

东方大学的教室里没有暖气。朱德和二十几个各国革命者挤在一起，呵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结。教官是苏联红军的老兵，语速快得像机枪。“повторить!”（重复！）教官盯着朱德。

“左翼迂回，炮兵掩护，步兵突击。”朱德用俄语复述战术要点，虽然带着口音，但术语准确。下课后，他拉着苏联同学去操场，在雪地里用树枝画地形图：“如果这里是山头，您会怎么部署？”莫斯科郊外的训练场上，朱德是年龄最大的学员之一，也是进步最快的。六个月后，他已经能看懂俄文版的《步兵操典》，并能用俄语指挥模拟战斗。

五、战场上的语言武器：瓦解敌心的艺术

1938年，山西太行山区。八路军俘虏了一批日本士兵，关押在临时战俘营里。

这些士兵大多被灌输了“宁死不屈”的军国主义思想，低着头一言不发，眼神里满是敌意和恐惧。看守的战士有些着急：“总司令，他们什么都不说。”

朱德摆摆手，走进关押战俘的土屋。他穿着一身普通的灰布军装。在一个年轻士兵面前蹲下，用日语轻声说：“你是大阪人吧？听口音像。”士兵猛地抬头，眼睛瞪大了。“大阪的樱花这时候该开了。”朱德继续说，“道顿堀的霓虹灯，心斋桥的人流——和这里很不一样，是不是？”士兵的嘴唇开始颤抖。他已经三年没回家了。

“你的母亲一定在等你回去。”朱德的声音很温和，“战争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是那些让你们离开家乡的人的错。”那天下午，这个19岁的大阪士兵哭了。后来他加入了“日本人反战同盟”，用日语向日军喊话：“不要再为军阀送命！回家去吧！”

类似的情景发生过很多次。有时朱德用日语给战俘讲《三国演义》，讲到关羽“义”字当先时，战俘们会若有所思；有时他组织战俘学中文，自己当老师，黑板上并排写着日语和汉语词汇。“语言是一把钥匙，”他对史沫特莱解释，“能打开人心里的锁。那些日本兵也是普通人，被洗脑了，被欺骗了。你如果用他们的母语和他们说话，他们才会意识到：哦，这个中国人把我当人看。”

六、窑洞长谈：四门外语，一部史诗

史沫特莱在延安住了下来。她发现朱德的语言才能远不止德语。

有一次，一个法国记者团访问延安。欢迎宴会上，法国记者故意用很快的法语讨论“八路军能否坚持敌后抗战”。朱德突然转过头，用法语接话：“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现在这头狮子已经醒了，而且是在山地游击战中醒来的——这是拿破仑没遇到过的新情况。”全场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笑声和掌声。

还有一次，苏联顾问带来一批俄文军事教材。翻译忙得焦头烂额，朱德拿过一本《纵深防御理论》，翻了翻说：“这个章节和我们在井冈山反‘围剿’的经验很像，可以对照着看。”

史沫特莱开始系统记录朱德的讲述。那些夜晚，窑洞的油灯常常亮到天明。“您到底是怎么掌握这么多语言的？”史沫特莱终于忍不住问。

朱德放下茶杯——那是一个搪瓷缸子，上面磕掉了好几块漆。“需要。”他说得很简单，“在讲武堂，想学现代军事就得懂日语；在云南边境，要和法国人打交道就得会法语；在德国，要读马克思原著就得学德语；在莫斯科，要受训就得懂俄语。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就是需要，然后去学。”

他停顿了一下，眼睛望着窑洞外深蓝色的夜空：“其实语言就像打仗一样。你首先得知道目标在哪里——是为了交流，为了读书，还是为了工作？然后你就朝着那个目标前进，遇到障碍就克服，走错了就调整。最重要的是，不要停下来。”

可见朱德学外语就是为了应用，服务于他的革命斗争需要，与现在不少学生为应试学的哑巴英语不同，他也从不显摆，也因此并不所为人知。

七、超越国界的信任：遗物与遗愿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后并发症在英国牛津去世。她的遗嘱震惊了很多人——这位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以独立报道著称的记者，居然将全部遗产（包括《伟大的道路》一书的版税、手稿、所有个人物品）交给了一个外国领导人。

“我所有财产的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元帅”

更令人动容的是遗嘱中的附言：“这些财物来自于中国人民给予我的故事。现在，请把它们交还给朱德将军，他知道应该用它们做什么——为了那些普通中国士兵和农民，我们曾一起谈过无数次的人们。”这份信任的重量，只有了解他们之间长达十三年的交往才能理解。

1937年到1949年，即使战火阻隔、政局变幻，史沫特莱与朱德的联系从未中断。她离开延安后辗转武汉、重庆、香港，最后被迫离开中国，但每个月都会收到朱德的信。有时是简短的前线战报，有时是几页深刻的分析——用英文写就，但思维里明显带着德文哲学的严谨结构。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史沫特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今天收到了朱德的信。他说：‘现在全世界都看清了法西斯的面目，就像我们十三年前在哥廷根讨论的那样。’十三年前！他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在窑洞里用德语讨论德国纳粹的崛起……这个人的记忆力和他的人格一样令人敬畏。”

遗产的处理方式

朱德收到遗嘱副本后，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对工作人员说：“这不是给我的，是给中国人民的。”他亲自拟定了处理方案：

1. 所有版税收入设立“史沫特莱文学基金”，用于资助外国记者研究中国革命的课题

2. 手稿和信件捐赠给即将成立的中国革命博物馆

3. 个人物品中，那台她在延安用了多年的打字机留在朱德办公室，“看见它，就像还能听见她在窑洞里敲字的声音”

4. 剩余现金全部捐给太行山区的学校——那里是他们1938年一起视察过的地方

最微妙的是那枚史沫特莱随身多年的戒指，上面刻着她母亲的名字。朱德请人将它送回史沫特莱在美国的亲属手中：“私人记忆应该留在家族里。”

八宝山上的重逢

1951年2月，史沫特莱的骨灰被护送到北京。朱德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就像1937年在延安迎接她一样。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安葬仪式上，朱德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悼词。他先用中文，然后忽然改用英语——为了让在场的外国友人和史沫特莱的灵魂能够直接听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同志……你曾说，你找到了‘精神的故乡’。今天，你的故乡迎接你回家。”

墓碑的设计朴素庄重，正如史沫特莱一生追求的风格。朱德题写的碑文只有两行：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革命作家 中国人民之友

1892-1950

但在这简短的铭文背后，是一个长达十三年的对话：从延安窑洞里的德语问候，到太行山区的战地采访；从武汉沦陷前的深夜长谈，到隔着太平洋的书信往来。他们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的德国源头，争论过美国民主的局限性，共鸣于对普通农民的深切关怀。

语言的终点是理解

晚年的朱德书房里，一直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史沫特莱英文原版的《伟大的道路》，另一本是他自己翻译成德文的中国古代兵法集。有次孙子问他：“爷爷，您觉得学外语最重要的是什么？”朱德放下手中的德文书，想了想说：“最重要的不是学会怎么说，而是学会怎么听。史沫特莱女士之所以能写出真实的中国，不是因为她中文多好，而是因为她听懂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他走到窗前，八宝山的方向在夕阳下泛着金光：“我们当年用德语聊天时，经常说到一个词：Verständnis（理解）。她说这个词在英语里没有完全对应的翻译，不是understanding，也不是comprehension，而是‘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感受’。她留给我的不是遗产，是一份Verständnis。”

1976年朱德逝世后，工作人员在他的日记本里发现一页1960年的记录，字迹已经有些颤抖：“今日整理旧物，见史沫特莱1939年所赠钢笔。忆武汉分别前夕，她以此笔赠我，曰：‘将军不喜佩枪，唯以笔与舌为武器。’今笔尖已秃，而言犹在耳。国际友人若此，夫复何求。”

从德语开始的友谊，以超越语言的信任告终。当史沫特莱决定将一生所得托付给这位中国元帅时，她交付的不仅是物质遗产，更是一份至高的认可：认可他的品格，认可他代表的理想，认可他们用外语反复讨论、用一生实践的那个信念——人类的相互理解终将跨越一切鸿沟。

在朱德的多语世界里，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座桥：日语桥接现代军事科学，法语桥接国际规则，德语桥接革命理论，俄语桥接革命战争理论。但所有这些桥梁，最终都通向同一个彼岸：人与人的相通，心与心的相知。史沫特莱的遗产，正是对这彼岸最深的信赖。

人物简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1950年5月6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于1929年初到达中国，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建工作，第一个用英文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1941年回到美国后，她继续支援中国抗战，写就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主要作品有《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伟大的道路》等。1950年5月6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友人有朱德、鲁迅、茅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