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撕破脸，总统驳斥中方，不到24小时，中国打响对巴拿马反制

最近，巴拿马方面态度很是嚣张，一方面，以“违宪”为由单方面终止香港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特许经营权，并迅速将运营权移交美国背景的丹麦马士基集团。

另一方面，身为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更是在社交媒体公开驳斥中国港澳办的严正警告，宣称所谓“司法独立”不容干涉。看得出来，巴拿马“知法犯法”，是要跟我国撕破脸了，不料他话音刚落，中方的反击当场就来了。

在拉美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中，任何一项涉及大型国际合同的裁决，从审理到执行通常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流程。而这一次，从法院敲下法槌到港口完成交接，整个过程压缩在了一天之内。

这种效率在巴拿马的司法史上前所未有，其背后的政治推动力不言自明。长和集团于巴拿马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彼时起，其便在这片土地留下身影，开启了一段跨越多年的商业篇章。

自1997年起，该集团通过合法的商业竞标获得了这两座港口的特许经营权，此后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升级，历次审计均合格，经营记录没有重大违规。

一家深耕当地三十年、履约记录良好的外国企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被突然剥夺经营权，连基本的申辩和协商程序都被跳过，这在国际商业实践中极为罕见，其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商业纠纷范畴。

要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必须回到事件发生前几天的一个关键细节。就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才结束了对巴拿马的正式访问。此际，裁决与访问似在无形间牵起微妙关联，引人关注后续动态走向。

彼时的华盛顿正处于浓厚的"门罗主义"焦虑之中，特朗普团队对中国在西半球的商业存在高度敏感，尤其无法接受中国企业在巴拿马运河这个全球航运最关键的战略节点上掌握着运营控制权。卢比奥的访问与随后法院裁决之间的时间关联，使得整个事件的政治脉络变得极其清晰。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这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同样值得审视。2024年2月4日，面对国内外的广泛质疑，穆利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回应，强调"司法独立"，声称巴拿马拒绝任何外国干涉。

这番表态听起来正义凛然，但如果对照时间线上的事实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美国国务卿前脚刚离开巴拿马，法院后脚就作出了有利于美方战略利益的裁决，而接盘的马士基集团与美国资本之间有着深度的关联，甚至存在与美国国防体系相关的商业往来。

在时间的长河中，所谓的“铁证”也会变得模糊，穆利诺所标榜的“司法独立”，在这条清晰的时间线面前，瞬间褪去伪装，显得无比苍白无力。

穆利诺的真实意图并不难判断。通过将中国企业从运河要害位置上清除出去，他向即将重返白宫的特朗普政府递交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政治表态。

对于一个地处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总统来说，这种选择在短期政治逻辑上或许说得通——通过配合美国的地缘战略需求来换取华盛顿的支持和保护。但穆利诺严重低估了这个决定将引发的连锁反应，尤其是低估了中方的反制力度和速度。

中国方面的回应没有停留在外交抗议的层面，而是直接转化为了具体的经济行动。首当其冲被紧急叫停的，乃是巴拿马运河第四桥项目。此项目本承载诸多期待，如今戛然而止，引发各方关注与猜测。

这座桥梁的建设合同价值约14亿美元，原本已经进入了实质性推进阶段，中方企业是主要承建方。项目突然中止，不仅意味着巴拿马失去了一笔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还直接影响了与之配套的就业岗位和产业链上下游的收入。

随后，巴拿马的农产品出口便遭遇了中国海关“强化检验检疫”举措。此措施如严密滤网，对巴拿马农产品出口带来了别样挑战。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体来说，出口通关速度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冲击现金流。

当货物在港口积压、通关周期被大幅拉长时，出口商面临的不仅是利润损失，还有保鲜期限带来的货物贬值风险。这种精准打击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为"制裁"，但其实际效果却渗透到了巴拿马经济的毛细血管中。

相较于上述举措，真正对巴拿马造成巨大冲击的，并非它们，而是长和集团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出的索赔诉求，其杀伤力堪称更胜一筹。此次索赔数额堪称巨额，高达30亿美元。

如此庞大的金额，无疑会在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其后续影响亦值得拭目以待。要理解这个数字的分量，需要将它放到巴拿马的经济体量中去衡量。30亿美元，这一数额颇为可观，约占巴拿马全年财政收入的5%以上。

如此比例，凸显出该金额在巴拿马财政体系中有着不可小觑的分量。对于一个GDP总量不到800亿美元的国家来说，一旦仲裁结果不利，这笔赔偿将对国家财政构成极其沉重的负担。

但仲裁索赔的影响远不止于赔偿金额本身。更深层的伤害在于国家信用的损失。巴拿马的经济模式高度依赖其作为国际航运枢纽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这两个角色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法治环境的可预期性和合同执行的可靠性。

当一个国家以政治目的为导向、通过司法手段强行剥夺外国企业合法持有的经营权时，它发出的信号不仅仅针对中国投资者，而是面向所有潜在的国际投资者和合作伙伴。

资本天然厌恶不确定性，一个今天可以用"违宪"为由没收中国企业资产的政府，明天同样可以用类似的借口对欧洲、日本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投资下手。这种主权信用的损伤一旦形成，修复周期将远远超过任何一届政府的任期。

在经济反制之外，中国在战略层面的应对同样值得关注。就在巴拿马港口易手事件发生前后，秘鲁的钱凯港正式启用。这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大型深水港位于南美太平洋沿岸，其战略意义在于它为亚洲通往南美洲的货物运输提供了一条全新的直达通道。

传统上，从东亚发往南美西海岸的货物需要穿越整个太平洋后再经巴拿马运河转运，而钱凯港的启用使得货轮可以直接在秘鲁靠岸卸货，航程缩短了12到17天。对于海运行业来说，半个月的航程差距意味着巨大的燃油成本节省和周转效率提升。

这条新航线的开辟，对巴拿马运河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实质性的稀释。在此之前，巴拿马运河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不可替代性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底牌。中国作为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国，贡献了运河通行费收入中超过40%的份额。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货轮开始选择钱凯港航线，巴拿马运河的通行量和收入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穆利诺政府为了讨好华盛顿而驱逐中国企业，最终却可能加速了巴拿马运河战略价值的下降，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

到了2026年1月，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两年，巴拿马仍然深陷在仲裁纠纷和经济后遗症之中。30亿美元的索赔案尚未了结，国际投资者对巴拿马的信心明显下降，运河通行量的增长势头也受到了钱凯港分流效应的影响。

穆利诺期望从华盛顿获得的那些回报，却远没有达到预期。美国的外交承诺在拉美的兑现率向来不高，穆利诺为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所付出的代价是确定的、可量化的，但他换回来的东西却是模糊的、不可靠的。

这个案例深刻地揭示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困境。巴拿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然处于大国利益交汇的焦点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能在大国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事实上，巴拿马过去三十年的繁荣，恰恰建立在它作为中立枢纽、同时服务于所有大国商业利益的基础之上。长和集团的存在不仅没有损害巴拿马的主权，反而通过持续的投资和运营提升了运河港口的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穆利诺政府打破了这种平衡，主动选择了站队，其结果是既得罪了一个主要的经济伙伴，又没有从另一个大国那里获得足以补偿损失的实质回报。更严重的是，他的决定动摇了巴拿马赖以生存的商业信用根基，并为竞争对手港口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一个靠运河吃饭的国家，亲手削弱了运河的竞争力，亲手损害了吸引国际资本的信用环境，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是亏的。

30亿美元的仲裁索赔、14亿美元的桥梁项目泡汤、农产品出口通道受阻、运河通行量面临分流威胁——这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代价，最终都将由巴拿马的普通民众来承担。

而那个在社交媒体上高喊"司法独立"的总统，能否从华盛顿那里换来足够的补偿来填补这些窟窿，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在国际政治的牌桌上，小国最大的资产从来不是军事力量或政治站队，而是信用、中立和不可替代性。穆利诺在24小时内挥霍掉的，恰恰是巴拿马花了三十年才积累起来的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