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瞿秋白从容就义，宋希濂竟立正站好，向他行最后的注目礼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晚风透着肃杀。重庆白公馆里的战犯宋希濂整夜难眠，他攥着笔，日记本却空空如也。思绪被一幅陈年旧影牵住——十四年前，福建长汀县郊外，那位瘦削的文人背影离他渐行渐远，他曾本能地立正，举手敬礼。这一幕，不但成为他军旅生涯的转折，也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时间拨回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江西瑞金渐成焦土。重病中的瞿秋白不得不留下，原想在苏区坚持游击，最终仍被组织决定经福建绕道香港治疗。他换了名字，改口口音，结伴邓子恢、何叔衡等人，从山间小径悄悄南下。

二月二十四日清晨，长汀水口镇雾气弥漫。忽然几声枪响划破山谷，地方保安十四团封锁了去路。邓子恢率队硬闯，火力绵延一个时辰仍未突围。何叔衡身中数弹倒下，瞿秋白喘得急促，吐出的血染红了围巾。“我拖住他们，你们快走！”他倚着树干低声催促。终究，掩映在灌木里的身影被搜哨发现，随即押往保安团营地。

瞿秋白自称“林祺祥”，说自己是江南行医的普通郎中。拷打、威逼、套话，一一无效。将士们差点信了，不料俘虏中有人叛变告密。这人咬定：“那位戴圆框眼镜的书生，就是前共产党总书记。”消息层层上报，直落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案头。

宋希濂那时正躺医院包扎腿伤，却先收到一封电报：“严格甄别俘虏，瞿秋白或在你部。”看到熟悉的名字，他脑中闪回长郡中学读书时的夜灯，自己曾抄写那篇《俄乡纪程》，心里燃过的少年热血还带余温。纠结片刻，他还是赶回师部，下令把“林祺祥”提来交军法处。

五月十日，审讯室灯光惨白。吴淞涛重拍案桌：“别装了，你是瞿秋白！”对面的人淡淡一笑：“林祺祥，医生而已。”直至被旧相识郑大鹏当面指认，他才承认身份。消息飞往南京，宋希濂却在沉思——枪口处决，抑或另有他法？

有意思的是，宋希濂给的不是刑具，而是书案、毛笔、白布衣和官长口粮，“自师长以下，皆称先生”。理由简单：“对读书人，要用心。”士兵们面面相觑，却只能遵令。日子里，瞿秋白写诗、钤印、撰稿，深夜灯火常亮。短短数周，他完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多余的话》，用平静的文笔剖析一生得失。

六月初，南京方面再派王杰夫、陈建中来劝降。二人绕着话头兜圈子，开出“当大学教授”的筹码。瞿秋白淡然地摆手：“有国，方有家；无人民的自由，一切皆空谈。”劝降无果，电报线另一端的声音愈发焦躁。六月十六日深夜，蒋介石拍发绝命令：就地正法，照相呈验。

宋希濂看着密令，沉默良久。执行时间被定在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十七日午后，他派参谋长向贤矩通知瞿秋白。对方只提一事：让军医把自己的手稿寄往武汉友人处保存。条件得到口头许可。那晚，瞿秋白服下安眠药，入睡之前吩咐守卫：“麻烦你们明天早些叫我，我不想耽误行程。”

十八日破晓，春雨初歇。瞿秋白换上干净的白裤褂和黑绸唐装，端坐喝完一盏浓茶，信手写下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九点过半，他微笑着走出大门，拒绝了带镣，步履从容。行刑场在湖边草坪，百余名士兵列队，他提两件小小要求：“请让我坐，别打头。”随后高声说道：“同志们，到新世界是幸福的。我死得其所，你们毋需悲伤！”话音未落，枪声齐响。

千米外的师部窗口，宋希濂闻声挺身，军靴磕地，帽檐下的目光追随那抹倒下的白衣身影。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双唇紧抿。有人低声提醒：“师座，该撤了。”他没有应声，只是摘帽，长长吐出口浊气。

三天后，一口新漆杉木棺安葬在长汀中山公园侧。宋希濂在墓前摆下一杯黄酒，低语：“对不起，先生。”部下不敢多问。自此，他极少提及这段往事，却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此生之疚，难以自释”。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瞿秋白同志英勇牺牲”被正式记述。十年后，京城初夏，八宝山松柏苍翠。周恩来主持安葬仪式，董必武、彭真等肃立默哀。当天，远在功德林的宋希濂听到消息，扶墙而立，唇角颤抖，喃喃自语：“师者不死，只是远行。”

瞿秋白的故事总让人想到“从容”二字：从容于贫病，亦从容于刑场。至于宋希濂，他在硝烟与信仰之间做了选择，却再无从容二字。不论后世如何评价，这段交汇的命运，早已写进了那年六月的雨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