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当年起早贪黑交的公粮，到底能不能算社保？

农民当年起早贪黑交的公粮，到底能不能算社保？

如果只看现行的法律和制度，答案很冰冷——不能。但如果摸着良心，站在历史正义和公平的角度，答案只有一个：应该能，而且必须被承认！这从来都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乎记忆、关乎责任、关乎尊严的政治伦理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欠亿万农民的一句公道。

现在我们的社会保险体系，不管是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明确区分了两类缴费，界限清晰得有些刺眼。一类是显性缴费，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个人加单位每个月按时交现金，一笔一笔都记入个人账户，看得见、查得到；另一类是视同缴费，特指1992年养老保险改革之前，城镇职工的工龄，因为当时还没有建立缴费制度，所以国家“视同”他们已经缴过费，退休后一样能领退休金。

可唯独农民，当年交的公粮、缴的农业税、扛的“三提五统”、出的义务工，从头到尾，都没有被纳入任何社保制度的框架里，仿佛那段刻骨铭心的付出，从未存在过。深究原因，无非三点，每一点都透着当年的身份不公。

第一是身份隔离。自从1958年户籍制度确立，农民就被硬生生排除在“国家职工”体系之外，在制度层面，他们不被视为“劳动者”，仅仅被定义为“集体成员”。说白了，就是从根上，他们就没被纳入那个能享受“视同缴费”的圈子，哪怕他们干的活最苦、最累，贡献最不可或缺。

第二是无个人账户。农民交的公粮，不是现金，是实打实的实物税，是他们披星戴月种出来的粮食，一车车、一袋袋，乖乖上缴国家粮库，没有收据，没有记录，更不会记入任何个人名下。他们付出的是血汗，留下的却只有空荡荡的记忆，连一句“已缴费”的凭证，都没能拿到。

第三是制度缺位。直到2009年，全国性的农民养老保险才开始试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农保，在这之前，整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农民社保”这个概念。亿万农民，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情况下，默默为国家付出了几十年，到老了，才被告知“你没交过社保，只能领最低养老金”。

所以，从现在的规则来看，公粮确实不算社保缴费。可我们不能忘了，公粮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纳粮”，不是农民心甘情愿的“奉献”，而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农村剩余价值的系统性提取，它的性质，更像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积累机制，是亿万农民，用自己的温饱，托举起了整个国家的发展。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当年的公粮，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再以高价出售工业品，一低一高之间，是对农村财富的无声转移。据学者估算，仅仅这一项，从农村转移的财富就超过了6000亿元，这在当时，相当于全国GDP的三分之一！这些从农民手里“拿”来的资源，直接变成了工厂的机器、纵横的铁路、强大的国防，甚至支撑起了“两弹一星”的后勤保障——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背后是亿万农民当年的忍饥挨饿。

而农民的付出，远不止公粮这一项。那些年，修水库、修公路、修水利设施，到处都是农民的身影，他们出的是义务工，没有工资，没有补贴，甚至连饭都要自己带，纯粹是无偿奉献；还有“三提五统”，村提留、乡统筹，硬生生要占去农民年收入的30%以上，用来维持基层运转，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承受；更让人揪心的是自然灾害时期，尤其是1959到1961那三年，农民自己都吃不饱饭、饿肚子，却依然要按时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有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

他们从来都不是“没交社保”，而是用粮食、用汗水、用青春，甚至用生命，为整个国家交了一笔沉甸甸的“隐形社保”！可最让人寒心的，是制度上的双重标准：1992年之前，城镇职工和公务员也没交过社保金，但他们的工龄能被“视同缴费”，退休后能领数千甚至上万元的退休金；而农民同期交了几十年公粮，干了几十年重活，却被轻飘飘一句“没缴费记录”打发，每个月只能领100到200元的养老金，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

这里面的逻辑矛盾，不用多说，大家都能看清：如果“计划经济时代，劳动成果上缴国家”，就能视为社保积累，那么工人创造的利润上缴了国家，农民交出的粮食也上缴了国家，凭什么只承认前者的贡献，却无视后者的付出？凭什么城镇职工的工龄值钱，农民的血汗就一文不值？

其实，我们争论“公粮是否等于社保”，早就陷入了一个概念陷阱。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公粮能不能等同于现在的社保缴费，而是我们现在，是否愿意正视那段历史，是否愿意承认亿万农民的历史贡献，是否愿意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补偿，还他们一份应有的尊严。

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该忘记那些为国家奠基的人，更不该让那些用脊梁撑起共和国地基的人，在晚年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当年交公粮的农民，他们不是“未参保者”，他们是被遗忘的奠基者，是被亏欠的奉献者。他们沉默，不是因为他们无所谓，而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付出；他们老去，不是因为他们该被遗忘，而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从来都没有被真正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