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谭震林的长女，江华的长媳，曾巧借婚礼给父亲带话，助父回京

1972年十一月的一个深夜，北海公园的湖面已隐约结冰。刚从实验室值班归来的谭泾远，把白色大褂往沙发上一扔，却怎么也睡不着。她的户口暂挂在亲叔叔家，每天出门得假装“表妹”，可只要夜深人静，思绪便飞到三千里外的桂林——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妹在那里“休养”，日日盼着重返北京。

广播里还在播放《东方红》，窗外北风呼啸。忽然电话铃响起，一位老朋友压低嗓门：“明晚，去胡耀邦同志家，他找你。”对方不肯多说，挂断了。这样无头无尾的叮嘱，在那个特殊年代并不稀奇，也往往意味着重要的转机。谭泾远想起父亲离京四年的坎坷，心口猛地一热：也许这一次，真能把父亲的路子疏通开。

翌日晚饭后，她匆匆赶到西直门外胡宅。刚跨进院门，胡耀邦热情迎上来，家里只点了盏昏黄的台灯，帘外雪花纷飞。他招手让她坐下：“我就不拐弯了，主席同意老同志陆续回来。你赶紧去桂林，让你爸爸亲笔写封信，直接报给主席。”说罢，他递来一个小本子，上面草草写着几句话的要点。谈话不足十五分钟，却像一道暖流，驱散了北京初冬的寒意。

可问题随即摆在眼前：刚从东北探亲回来没多久的她，再请假去桂林，恐怕难获批准。谭泾远安静地梳理对策，忽地想到一条“曲线救父”的法子——领证结婚。她与江华的大儿子虞大江原本就是青梅竹马，彼此心有默契，只因家事未定，一直未提婚事。趁此机会，何不把探亲和婚礼合二为一？

第二天清早，她找到领导，递上“旅行结婚”申请。“我与未婚夫想请十天假，去桂林见父母办婚事。”领导翻了翻档案，点头默许。手续不过十分钟办妥，效率前所未有。回到研究所，几位同事瞧她眉眼带笑，还打趣：“大喜啊，记得带桂林山水的照片回来！”

十二月中旬，泾远与虞大江一路南下。绿皮火车掠过黄土地，车窗里是枯黄的芦苇和稀疏的炊烟。她攥着那本写着胡耀邦要点的小本子，心里翻江倒海：四年来，她和弟妹们没敢给父亲写过一封信，生怕给老父亲添麻烦。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桂林的冬天并不似北方那般凛冽，山城细雨绵绵。谭震林听说大女儿带准女婿来了，走出两步就拄着拐杖迎到门口。多少风霜写在这位76岁老人脸上，背却依旧挺直。“爸，妈，我们回来看你们了。”泾远扑上去，眼眶止不住发热。简单寒暄后，全家围坐在石桌旁。虞大江端出老酒，敬了岳父一杯：“伯父，今天是来报喜的，想在您跟前把婚事定了。”谭震林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好！十二月二十六，毛主席生日，我们操办。”

夜深人静时，泾远悄悄把胡耀邦的托付说出：“爸爸，现在形势转了，您得写信。”谭震林听罢，沉默良久，终于点头：“明白，我心里有数，你先忙婚事，别操这心。”他关上房门，摊开稿纸，斟酌多时，笔尖终落两行大字：敬爱的毛主席……

一封信谈私事，他自陈腿伤难行、妻病未愈、孩子停学；另一封信论公事，坦陈当年怀仁堂会议“有失冷静”，恳请中央重新安排工作。写完已是凌晨，他轻轻吹干墨迹，将信封封好交给泾远。“路上小心。”短短四字，父女心照不宣。

十二月二十六日，小院里张灯结彩。没有锣鼓，没有盛宴，邻居端来几只活鸡，战友送来一匾“井冈同盟”。葛惠敏穿着当年在新四军留下的旧旗袍，精神格外好。谭震林举杯：“今天娶媳妇，也为主席祝寿，更盼我们全家早日回北京。”席间，老战士周彪半开玩笑：“谭司令，该回部队报到了！”众人一片笑声。

一周后，泾远带着两封信返回北京。电报室工作人员连夜加急，文件当天就送到中南海。毛主席看完批示：“谭震林是好同志，可回京工作，并妥善安置家属。”批示贴着红条，很快传到国务院、中央组织部。紧接着，总理办公厅打来电话，通知桂林方面准备动身。

1973年三月上旬，谭震林一家抵达西直门火车站。十几位老新四军战友自发迎接，拉起横幅写着“欢迎谭司令回家”。车站人潮汹涌，京片子口音此起彼伏，孩子们扯着谭震林的军大衣，笑得合不拢嘴。警卫员沈凤云偷偷抹泪：“首长，咱们终于回来了。”谭震林拍拍他的肩膀：“活着就好，还有许多事要做。”

回京后，他调回国务院，分管农业、林业、减免“三秋”贷款等棘手工作。一进办公室，对着那张久违的办公桌，他低声说：“得赶紧补上一课，耽误四年，可惜哟。”枯燥文件堆成小山，他却乐在其中。葛惠敏病情时好时坏，一见北京的玉兰开花，精神便好了许多。小院里又有了当年金陵路旧宅的热闹，鸡鸣狗吠、笑声不断。

谭泾远婚后仍在科研一线，江华的长子变成了“半个老北京”，两家来往更频繁。一次家宴上，她悄悄对丈夫说：“若非那场婚礼，爸不知还要在桂林待多久。”虞大江端起酒杯：“运气是运气，更是胆识，你敢顶着风险去送信，这才把路打通。”窗外初夏雷声滚滚，他们相视一笑，谁也没再提当年的艰难。

1979年春，国务院召开农村调查汇报会。谭震林拄着拐杖，足足坐了四个小时，末了强调一句：“包产到队可以试，但绝不能松掉集体经济。”言语铿锵，屋内掌声零落却真挚。会议后，他回家抱怨膝关节又肿了，葛惠敏给他贴膏药，半嗔半怪：“年轻时打仗，老了为农民操心，你这辈子呀，就没想过自己。”他呵呵直笑，说革命就是这条路，早选定了。

1982年秋，他向中央递交退居二线申请。陈云来看望，打趣道：“你可不能光种菜，还得看文件。”谭震林连连摆手：“种菜养鸡，多接地气，省得老想枪林弹雨。”

翌年九月三十日，病房的清晨格外安静。他握着葛惠敏的手，轻声道：“记得云岭，那年梅花开得正好。”话音渐轻，心电监护线缓缓归零。同日，医院走廊挤满了新四军老兵、国务院同僚、农口干部，不少人红着眼圈，互相搀扶。这一幕，仿佛将人们又拉回硝烟岁月，也让人想起那场桂林小院的婚礼——一次平凡却关键的奔波，改变了一位老兵后半生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