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干爹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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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德光即位，耶律倍则因落选而不快。与此同时，他统治下的东丹国与宗主国契丹的矛盾也逐渐尖锐化了。当初，阿保机听从耶律倍的意见，决定不向新征服的渤海征收赋税。

但是，东丹政权建立之后，他的主意就发生变化了，根据他启程返回皇都前的最后规定，只有十余万户的渤海遗民每年要向契丹贡献布十五万端，外加马千匹。德光即位后，即使不再增城，对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高的东丹来说，也是一项相当沉重的负担，何况东丹朝廷的各项开支也同样要由这十万户渤海遗民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耶律德光最怕东丹王耶律倍与渤海遗民联合起来反对他。

1、东丹国的解体

耶律德光先是严密控制其兄东丹王，据《辽史·太宗本纪》载，他即位后，曾频频“幸人皇王第”，这表明，自从东丹王奔丧来到上京之后即一直未能返回。直至天显五年(930年)四月，耶律倍才得以返回东丹，但此时的东丹，经德光改造之后早已不同于往日了。

在东丹王滞留上京期间，东丹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已成了耶律德光的心腹。另一掌实权的契丹官员左大相迭剌在东丹立国之后不足一月就病故了，这样，羽之就作为德光的代理人取得了东丹的最高权力。

耶律羽之认为，渤海去上京遥远，契丹朝廷从这里得不到很大好处，且又需驻兵戍守，实在不合算。因此，他建议将东丹遗民迁徙至辽东地区。这样，东丹居东，突厥、党项、室韦在西，可以构成契丹的左、右两翼，对继续执行太祖南进统一天下的计划极为有利。

耶律德光认为此言不谬，于是接受下来，天显三年(928年)十二月诏令由耶律羽之负责迁徙东丹的渤海遗民实东平（今辽宁辽阳）。当时，许多渤海人拒不服从，纷纷逃向新罗、女真境内。契丹不得已仍在形式上保留东丹政权，并升东平郡为南京，设立东丹国机构，统治迁徙到那里的渤海人。除此之外，契丹统治者还把大批渤海人迁徙到辽西等地。这样，渤海人被分散开，就很难再集合在一起从事反抗斗争了，东丹王也就被架空了。

德光部署既定，始于天显五年(930年)九月放耶律倍回到南京。四个月以后，德光诏令置“人皇王仪卫”，表面看来，他似乎是要为其兄壮声威，其实是以卫士“阴伺其动静”，等于把东丹王软禁起来了。

耶律德光即位后秉承阿保机的遗志，不断对中原用兵。天显三年(928年)，后唐义武节度使王都以定州来降，耶律德光先后派出万余骑前往接应，后唐军队迎战获胜，一举夺回定州。契丹败军北返过程中，又遭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邀击，最后生还者不过数十。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后唐的军事实力并不弱，契丹虽有力量发动攻击，但后唐也有足够的力量防御。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企图利用对方内部的矛盾打破均势。后唐明宗得知耶律倍不见容于耶律德光，便遣使持书越海与倍秘密联系。倍应后唐之召，天显五年(930年)十一月，偷偷率部曲四十人离开辽南京，由辽东半岛南端渡海，到达后唐境内的登州（今山东蓬莱）。当他即将离开故国时，曾立木海上，刻诗以表所以出走的原因，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他以“小山”比其弟德光，而以“大山”自比。这首简洁而寓意深刻的小诗，反映了一个失意的政治家将要背井离乡出走时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

2、流亡后唐的岁月

后唐明宗为召得东丹王到来而感到特别得意，他充分估计了此事的政治意义，故对东丹王优礼有加，甚至以天子仪卫迎接此人。东丹王即至洛阳，明宗赐他姓东丹，名慕华，命为怀化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瑞、慎二州皆在辽东，唐末以之设怀化节度，这说明“节度使”云云不过是送给耶律倍的虚衔，但后唐却是要藉此表明它自已也如同原来的大唐帝国一样，势力已远及塞外。

随后，明宗又赐东丹王姓名为李赞华。由于东丹王在中原对契丹的牵制作用，再加上契丹几个重要将领相继被后唐俘获，故契丹连续数年未敢南犯。于是，明宗更加看重李赞华，于长兴三年（辽天显七年，932年)表示要以河南藩镇授攒华，这就是说，不仅徒予其虚衔，更要进一步授予他实际的军政要职。

对此，尽管群臣皆以为不可，但明宗仍坚持自己的决定，他认为能招东丹王至中原，非同寻常，他已年迈，“后世继体之君，虽欲招之，其可致乎”！终于以赞华为义成节度使。后唐义成军以开封为治所，领今豫、鲁、皖、苏四省交界处，地位十分重要。明宗选派朝士作为赞华的僚属，辅佐他处理公务。然而，赞华是个聪明人，他懂得自己不过是后唐与契丹关系中的一个筹码，明宗重用他，目的在于给德光施加压力。

所以每日里他只是优游自奉，并不关心什么政事。然而此举亦正中明宗下怀，于是攒华更加受到称赞。这位流亡政治家懂得，权力和政治只能为他带来危险。为了让后唐统治者放心，他不仅要表明自己没有任何权力欲，而且还极力要使人相信他已经不可能再从事政治活动了。

他故意做出一些变态的举动。例如明宗把庄宗生前的宫人夏氏送给李赞华作妻子。赞华来投后唐时，本来是携他心爱的高美人同来的。夏氏来到他的身边，很可能负有监视使命，这使他有如芒刺在背，然而既不能公开下“逐客令”，更不敢直接虐待夏氏。于是，他就故意折磨身边的姬妾，借以令夏氏惊恐不安。他经常刺伤这些女人的胳臂，令其流血以吮之。奴仆小有过错即施以挖眼、烧灼等酷刑。

他终于以这些故意做出的残暴行为使夏氏感到恐惧了，夏氏不敢再与赞华生活在一起了，奏请明宗准其离婚为尼。赞华达到了目的，赶走了监视者，明宗则以为此人心态既已失常，无需再多加提防了。

东丹王在后唐期间，潜心钻研学问与绘画。他来中原，曾携书数千卷，其中许多异书、医经为中原所无。他有文才，博通古今，尤长于绘画，成就极高。《宣和画谱》谓其画多以契丹贵族、酋长生活为题材，所画人物皆不服中原衣冠。他的作品有十五幅入北宋御府，其中《射骑图》流传至今（原物在台湾）。

清泰三年(936年)闰十一月晋军攻入洛阳前，这位流亡者被后唐末帝李从珂杀害。

3、李从珂与石敬瑭的恩怨

耶律德光即位初期，由于调整契丹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任务十分繁重，因而不可能集中力量执行耶律阿保机的南进国策。东丹王出走，又在南北关系上形成了对后唐有利的局面。然而后唐统治者并没有充分利用自己获得的这张王牌，而这时契丹统治者却终于等来了对自己有利的时机。

长兴四年（辽天显八年，933年），当后唐明宗病危之际，发生了其养子秦王李从荣抢班夺权的事件，未遂，伏诛。明宗死后，其第五子宋王李从厚即位，是为愍帝。不过数月，又被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推翻。从珂即位，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934年)。这是当年四月间的事。这时，流亡在洛阳的耶律倍仍然心向故国，他向契丹朝廷密报李从珂弑君自立，建议声罪致讨。

契丹获得上述情报后，先是在后唐北境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当时，后唐禁军多集中在幽、并地区。面对后唐这样的战略部署，契丹是不敢冒然南下的。但是，后唐用人不当。卢龙节度使北平王赵德钧及河东节度使兼北面都总管石敬瑭都是寡廉鲜耻的野心家，他们虽身负防御契丹南下的重任，却暗中与契丹通好。

尤其是石敬瑭，人皆知其久蓄异志，唯清泰帝李从珂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石敬瑭把存放在洛阳及各地的财物都运往晋阳，诡称“助军费”，实际上是准备发动叛乱。在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清泰三年（辽天显十一年，936年)三月，大臣李崧和吕琦认为石敬瑭在河东谋反，必结契丹为援，因此，朝廷当力争在敬瑭之先与契丹结盟，这样一来，他虽欲图谋不轨，也必将一事无成。

当时，与契丹结盟并非不可能：因为东丹王尚在中原，述律太后非常希望与后唐改善关系，并曾屡次要求“和亲”，只是因为后唐还扣押着契丹将领，故一时未能实现。李崧等建议放回契丹被俘将领，此外每年再赠送“礼币”十万缗，这样结盟便不难实现。清泰帝一听，很受鼓舞，忙命他们起草《遗契丹书》，准备与之联络。但当他听了相反的议论之后，又认为崧、琦二人之谋是“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廷”，盛怒不已。结果后来再也无人敢于提起与契丹结盟之事。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如能与契丹结成盟好，并不带有屈辱性质。

拟议中的“礼币”虽有十万缗之多，然而后唐却可以因此节省下来比这多得多的边防开支，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石敬瑭结援契丹，从而求得政权的稳固。然而，清泰帝不懂战略和策略，轻易丧失了一个可以争取主动的大好机会。

既然决定不与契丹结盟，后唐就应尽力安抚石敬瑭，避免激成事变。然而清泰帝处事全然违背常规。当时他刚刚即位不久，石敬瑭曾多次上表，借故自己健康状况欠佳，请求解除北面都总管之任，移镇别处。这实际上是在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李崧等皆力谏不可表示应允。

五月间当李崧不在宫中之际，反对与契丹结盟的薛文遇又进言：“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图之。”

清泰帝一听，认为很符合他的想法，而且以为这是定天下的“奇谋”，决定不计成败，立即实行。于是令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以原河阳节度使宋审虔取代他为河东节度使。随即，又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军都部署，督促石敬瑭尽快赴郓州上任。这时，石敬瑭疑虑重重，不知如何是好。其掌书记桑维翰认为朝廷既然已经公开对河东表示不信任，为自全计，那就只好求助于契丹，他对敬瑭说：“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

听了这种劝告，石敬瑭决计投靠契丹。于是他非但不奉诏移镇，而且上表指斥清泰帝不当立（因为他是明宗养子），要求他传位给明宗之子许王李从益，然而清泰帝李从珂岂能示弱，他将石敬瑭所上表撕得粉碎，奋力向地上一掷，立即下诏削夺敬瑭在身官爵，命张敬达、杨光远等率军进讨。

4、李从珂的最后希望

张敬达很快率领大军到达晋阳城南的晋安寨。于是，石敬瑭连忙遣使间道至契丹请求援助，并令桑维翰草表向耶律德光称臣，还表示愿对这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契丹首领“以父礼事之”，约定事成之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以为酬谢。敬瑭此举，就连与桑维翰一起为其谋划推翻后唐的刘知远也认为未免太过分了，他认为：“称臣可矣，以父礼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他所说的“中国”实即中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他顾虑中原日后的安定，不赞成石敬瑭对契丹称儿、割地，但石敬瑭坚持一定要这样做。

耶律德光看了石敬瑭所上表，认为中原果然有隙可乘，于是喜形于色地对其母述律氏说：“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因为他一直在寻找南下的机会，故时刻注视着中原各派势力的消长。他当然盼望石敬瑭与后唐朝廷闹翻，以便坐收渔翁之利。现在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真是天赐良机，此时不行动尚待何时！于是，他复书石敬瑭，许以仲秋赴援。

后唐朝廷听说契丹要在仲秋南下，故屡次督促张敬达对晋阳加强攻势，然始终未能攻下。这一年的九月，正值秋高马肥时节，耶律德光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自扬武谷（在今山西崞县境内）一路浩浩荡荡南下，旌旗不绝五十余里，舍代州（今山西代县）、忻州(今山西忻县)不攻，直抵晋阳城外，列阵于汾水北岸，然后派人入城告石敬瑭即日与唐军对阵，敬瑭急遣人告诉他说南军颇有实力，不可轻视，当待明日商议后再与之开战亦不为晚。

然而使者未至，契丹军已与唐军交战，石敬瑭见此情况，亦忙令刘知远带兵助攻。

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率唐军步兵在晋阳城西北依山列阵，耶律德光遣三千骑兵免胄直犯其阵。唐军见来犯者数量无多，且皆羸弱，于是竞相出阵邀击。契丹军佯败，唐军一直追到汾曲。契丹军渡河而去，而唐军则循河岸冒然向前推进，结果被契丹伏兵断为两截，被杀、被俘者不下万余人。张敬达只好收拾余众退保晋安寨。当晚，石敬瑭出晋阳北门，会见耶律德光。石敬瑭问：大军远来，士马疲惫，何以能速战而胜之。德光回答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兵既相接，我气方锐，彼气方沮，若不乘此急击之，旷日持久，则胜负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战而胜，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

石敬瑭听后，深表叹服。

看来，后唐虽知石敬瑭势必结援契丹，但在发兵围攻晋阳时，却忘记了部署兵力阻击契丹援军南下，使得契丹军迅速赶到晋阳城下，解除了石敬瑭的困境。耶律德光是一个真正精通战争艺术的统帅，他善于捕捉有利战机，并且充分运用“兵不厌诈”的原则，故能指挥远道而来的契丹军首战告捷。

原来围困晋阳的后唐张敬达数万人马，既然为契丹军所败，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契丹军会同石敬瑭军反将晋安寨的唐军严密包围起来，完全切断了他们同洛阳的联系，清泰帝李从珂只好又加派援军，命范延光将魏州兵二万出榆次、赵德钧将幽州兵出契丹军后，潘环纠合西路军出慈（今山西吉县）、隰（今属山西)，以期共解晋安寨之围。当时，清泰帝对形势十分忧虑，简直是一筹莫展。

有人劝他立李赞华（即耶律倍）为契丹君主，并令范延光、赵德钧护送此人自幽州返回上京，以此可造成耶律德光严重的后顾之忧，然后再选军中精锐以解晋安之围，这本是一项可以付诸实行的策略，清泰帝亦以为然，但议论完了便束之高阁。此后，这位失意的君王情绪愈加沮丧，每日里只知酣饮悲歌。群臣中或有劝其北行者，他却连逃跑的勇气也没有了，说石敬瑭已使他“心胆堕地”，完全丧失了斗志。

5、儿皇帝的危害

十一月，耶律德光册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晋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给契丹，并且每年送给契丹帛三十万匹。割地与称臣、称儿，这是确定契丹与后晋不平等关系的两件大事。

在古代，“臣”是奴隶，“儿”亦犹臣。所以，父子关系的本质是统治与服从。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臣、称儿，亦即承认德光有权对他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这种父子关系并不是存在于寻常百姓之间，而是两个君主之间缔结的，它一经确立，同时也就意味着晋王朝统治下的中原百姓直至百官公卿，同时都沦为契丹统治者的奴仆。

史载，石敬瑭即位后，侍奉耶律德光的确非常小心谨慎，奉表称臣，称德光为“父皇帝”。契丹使臣到来时，石敬瑭得下殿跪拜，接受诏敕。每年除定额奉献之外，遇有吉凶庆吊及逢年过节还得另有赠馈，都需是珍异之物。除德光本人，后晋还得讨好述律太后及蕃汉臣僚。

即使这样，契丹统治者还是不时对晋朝提出指责，石敬瑭只能是奴颜婢膝地听着。晋使至契丹，契丹统治者则傲慢无礼，甚至出口不逊。可见，所谓两国君主之间的父子关系，同时亦包含着契丹统治者对中原的民族压迫。石敬瑭就是这样用出卖民族利益的办法，为自己换得了一个“儿皇帝”的宝座。

至于割地，更是留下后患无穷。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地，分为山前、山后两部分。尤其是幽蓟山前七州，是中原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道天然屏障，军事上极为重要。胡三省认为，中原如果丢弃雁门关以北诸州，尚有险可守，若是把山前诸州也一起丢掉，便是“失地险”。

幽蓟如果作为中原设防的主阵地，那么营、平及山后诸州则构成东西两翼。营、平自唐末赵思温投降契丹以来，早已非中原所有。自那时以来，契丹多次从侧翼绕过幽蓟直抵涿、易。但是只要幽蓟尚属中原，则契丹终究不敢自涿、易再长驱直入，因为他们不能不担心被截断后路。自石晋割地之后，两翼既失，正面主阵地亦不保，这样一来，中原当然就完全无险可守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方便之门，从此洞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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