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的商业破晓：在“死亡谷”与“万亿蓝海”之间

撰文丨高翼张苏华

采访丨高乐琪

支持机构：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医工转化与健康产业融合专委会

博迈思医疗

导语：2026年开年之初，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医工转化与健康产业融合专委会联合博迈思一同聚焦当下最热的脑机接口领域举办IHMD第二届脑科学论坛，大量行业从业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想法，为整个中国脑机行业的产业化向前发展注入一份强劲力量。

2024年初，当马斯克的Neuralink直播首位植入患者用意念操控鼠标下棋时，脑机接口（BCI）正式告别了科幻电影的范畴，变成了全球风险投资人案头最炙手可热的标的。

一时间，炒的正热的二级市场正好缺一个新标的，于是各种“脑机概念股”应声起舞。

但在资本的非理性繁荣背后，这项技术的真实处境更像是一场极其艰苦的长征。

这种艰苦源于研发的反复，源于新技术和医疗领域所特有的“监管上的保守”之间的冲突，也源于行业早期那种深入骨髓的“冷门”。

明视脑机创始人刘冰对此深有感触，回溯到2006年他硕博连读期间，国内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方向，即便是在学术圈，这也是一个极其边缘的话题。哪怕到了2020年，当他试图向外界描述植入式脑机接口的前景时，听众的反应多半是“听不懂”，甚至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于是，在前几年，刘冰向产业界和投资人解释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真的不是科幻电影。”

而如今，当聚光灯终于打在脑机接口身上，身处一线的贾杰教授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名为“繁荣”的重担。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贾杰教授见证了这项技术从医学伦理审核都困难重重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各路资本争抢的香饽饽。

然而，火热的另一面是近乎残酷的现实：病人的期望值被无限拔高，他们带着“重塑肉身”的幻想走进诊室，却不得不面对现阶段技术仍侧重于“辅助训练”而非“奇迹替代”的落差。在贾杰看来，如何管理这种预期的鸿沟，是目前脑机行业大范围出圈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此外，在突然的爆火之下，脑机行业的“标准抢跑”让两位身处前沿的从业者感到一丝担忧。当脑机接口还未在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中站稳脚跟时，各种团体标准、行业规范却纷至沓来。贾杰曾感叹：“我做了十五年都不敢轻易动笔写标准，很多刚入行的企业却忙着牵头定指南。”

这种缺乏“真实”支撑的繁荣，有可能在未来演变成一场资源的巨大浪费。

而回到整个生物医药产业本身，BCI作为一项全新的技术，想象空间很大，但也意味着此前其它领域的风险和监管经验如今很难拿来复用，同时也面临现实的商业闭环。

好在，整个脑机领域已经开始真正走进产业视野，这意味着后续将会有更深度的资源投入该领域。而在AI的加持下，未来这个产业能实现的可能性，正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而在这场长跑中，华山医院的贾杰教授与明视脑机的刘冰总，分别代表了临床应用与前沿转化的两条路线：一边是作为临床亲历者、从需求的最前沿探索脑机领域的落地路径与伦理边界；一边试图在实验室的数据高峰与规模化应用的商业终局之间，凿通一条确定的隧道。

他们站在不同的角色定位，都在为打开这个潜在的“万亿蓝海”产业的大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跨越“死亡之谷”

其实，国内脑机接口的火热，绝非仅仅是对马斯克Neuralink的简单“跟风”。早在脑机二级市场大面积出圈之前，政策层面已经有很多从宏大叙事转向实际落地的文件了。

从2024年1月工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到脑机接口相关内容，再到去年7月同样部委第一次单独围绕脑机领域出台的《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及最新“十五五计划”里提到的相关内容，都指出了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

而另一边，地方性的配套动作已经初现“爆发前夜”的气息。上海、北京等地不仅在规划中明确了脑机接口的战场，更是在临床准入、收费条目等商业末梢开始精准施策。

然而，虽然BCI的战略地位毋庸置疑，但要真正走进医院的药房或收费单，还需要翻越三座大山。

首先就是监管。

三类医疗器械证的获取本身就是一场长达十年的耐力赛，而脑机接口本身又是一个全新的物种，监管部门、评审专家和企业都在摸索中前行。刘冰提到，技术上的困难总有路径解决，但非技术端的政策、监管和标准共建才是目前最大的挑战。目前在脑机领域国内鲜有三类证落地，每一个先行者都在为行业“踩坑”。

2025年9月，国家药监局发布《采用脑机接口技术的医疗器械术语》医疗器械行业标准，算是第一套官方出台的围绕脑机领域的标准评价语言，这个政策被行业视为该领域监管审批加速的一个分水岭。有标准了大家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刘冰对国内脑机领域的监管变化也保持乐观态度：“谨慎是对的、非常有必要的，很多时候一些激进的做法会损害整个行业。监管虽然谨慎，很多部门的态度却是非常积极的，大家都在主动推动去做一些事情。”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如今脑机接口产品离商业化还很远，但一些医院已经有收费、服务标准的制度已经做出来了。

其次是技术和实际需求的鸿沟。

脑机接口是个很大的概念，具体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各家企业多数会有一些创始人&技术团队的背景依赖。而到了真正的临床，如何让手里的技术能够最大化的利用，在实际中是一个问题。

贾杰教授曾想写一篇文章叫《脑机接口，我们做错了什么？》。她敏锐地洞察到，过去十年，BCI长期处于工程师主导的阶段，技术很炫，但往往不解决临床问题。她反复强调，必须实现“以医为主”的逻辑转变：医生提出膀胱控制、上肢复健等核心诉求，工程师负责编解码实现。她认为这种“临床驱动”而非“技术驱动”的转变，是行业成熟的标志。

刘冰也分享了其关于脑机产品的思考，他认为无论是芯片做得漂亮、电极做得多精细，这些只是“零件思维”。他主张“以终为始”：先锁定适应症，搞清神经科学原理，再去定义算法、硬件和手术入路。

明视脑作为一家聚焦视觉重建的公司，和刘冰团队在美国实验室相关领域的经历有关，如今，让完全失明的人能重新看到世界，是他的团队在努力做的事情，也是其找到的脑机接口可以去落地的一个方向。

最后，尽管最近两年二级市场脑机概念总会时不时挑动一下大众神经，但实际上，在VC阶段，真正做BCI产品的公司在实际融资发展的过程中仍旧面临“无人问津”的状态。

医疗器械长达十年的回报周期与风险投资基金的退出压力天生错位。大家都在寻找确定性——即这套系统是否真的能在人身上跑通。在缺乏确凿的临床数据支撑之前，很多资金依然在门外徘徊。

去年年底，随着一系列政策和热点事件对这个行业的提示，让脑机领域有一个短暂的春天，但多数行业从业者对这种“资本短期繁荣”不抱太大的希望。

“好在，目前一级市场投资还是看团队背景的，我们还算是一个低调务实的团队，也有很多资金愿意和我们来聊聊目前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看看如何一起推动”，刘冰在接受采访时分享到。而明视脑借着这一波脑机领域的投资热度，也加快了自己的融资步伐。

当然，商业化的闭环仍旧是每一个脑机从业者在接触投资人都会被质疑的一个问题。

对此，贾杰教授在实战层面给出了答案。她在2020年左右曾深切感受到“市场落地难”的绝望：做了十年研究，却看不到市场端的回响。因此，她开始推动“收费条目”的申报和“自主定价”的论证。她认为，如果能在上海跑通一套基于960元标准的商业模式，那么这种从治疗标准到收费规范的“上海模式”，才是真正的产业落地。

从技术到模式

在上海闵行大虹桥圈，坐落着由国家卫健委、发改委以及上海市政府牵头落地的一家国际化高端医疗服务汇聚地——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华山医院在这里有两层楼专门承接新技术的转化与落地。

作为全国TOP10综合性医院，对于脑机接口这种新兴医疗技术，华山自然走在最前沿。在这座医学中心，华山也见证了国内最早一批脑机接口患者的临床与实际反馈。而贾杰教授作为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在中风等导致神经性损伤带来的复健需求患者身上，看到了太多脑机能够去解决的问题，以及实际面临的挑战。

在贾杰教授看来，尽管学界和产业界对脑机接口的憧憬很高，但是离患者仍有一段距离。她经常能遇到两个极端：一类是一些中风导致运动神经受损的患者对这类产品期望值过高，一上来就问脑机接口能不能帮助他们成为正常人；还有一类又过于保守，很多病人会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伤害到他，会不会给他脑子里面“植入”什么东西，甚至监管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质疑。

这种极端的两极分化，其实是目前脑机接口能解决的临床问题还相对有限的一个缩影。当大众对技术的想象力远超其实际疗效时，市场便容易陷入一种要么过度神化、要么盲目恐惧的怪圈。

贾杰深知，与其去描绘宏大的远景，不如在康复医学最隐秘也最急迫的角落扎下去。早在2010年，贾杰就开始了手功能康复与脑机的结合探索。

在康复医学看来，手部在大脑皮层的投影区域最广，信号也最丰富，但偏偏是卒中病人康复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在牵头国家“十二五”相关研究期间，她明确了康复脑机的定位应倾向于“训练”：通过诱发患者的主动意图来重构受损的回路，而非单纯依靠外设替代肢体。

这种对主动康复模式的探索，让她积累了120例脑机联合经颅磁刺激（TMS）的研究样本，这一规模在全球范围内算得上前沿。

长期的临床观察也让她关注到一些新的、不一样被忽视的刚需。

过去几年，她将研究重点转向了二便（排尿与排便）功能重建。在传统康复中，这通常被视为脊髓损伤后的“不治之症”，但对患者来说，这关乎着最基本的尊严。

为了解码膀胱功能的信号，她带领团队收集了 200余名患者的数据，累计测试超过10万次，建立了一套针对排尿和排便运动尝试任务的精确解码模型UDCNN-BiTCN，尝试通过脑电信号解析膀胱功能。这也是全球首张清晰的膀胱功能脑电信号解码图。

贾杰教授作为长期接触一线患者的专家，能看到的真实需求也很多。而除了解决一些临床真实需求之外，在脑机领域贾杰也在模式和支付端上推动这个领域更好的落地。

她先后牵头发布了《便携式外骨骼脑机接口应用于社区居家卒中上肢专家共识》，旨在让行动不便的康复患者在家也能实现借由脑机设备帮助完成的康复训练。与此同时，她在上海推动了960元的自主定价标准，探索了一些脑机服务实际可行的支付标准。对她而言，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让脑机接口从科研概念转化为可落地的诊疗方案。

侵入还是非侵入？这是脑机行业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

非侵入技术难度小，临床审批快。市场大（偏消费领域），但同时竞争也激烈。侵入技术难度大，临床审批慢，随访周期长，市场足够垂直，有一定的门槛，是难而正确的事。

但无论是马斯克Neuralink的终极“人机融合”的方案，还是近期脑机领域的独角兽强脑科技定位的“实用普惠”的非侵入式路线；无论是明视脑科技的聚焦的侵入式视觉重建，还是贾杰长期围绕非侵入式的康复训练设备，行业在讨论侵入or非侵入前，核心还是考虑脑机设备所能解决的临床问题，这是所有一切的关键。

当脑机遇上AI

在2026年的当下，AI应用的全面爆发也为脑机接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想象空间。

AI最擅长的是两大方向，一个是海量数据的清洗与规律总结，另一个是不限空间和时间的学习。而脑机设备目前在落地应用时，一方面因为当下的信息传递效率太低，导致的人机之间协同性不够，在AI的加持下，这一点在未来能够有一个质的提升。

而在“辅助学习”上，贾杰教授和刘冰总都已经在自己的业务中找到了和AI相结合的地方。

贾杰教授深耕的卒中后手功能复健，在医学界，手部功能的康复被认为是“难中之难”，因为手部动作包含大量精细的组合意图。过去，传统的非侵入式设备只能捕捉模糊的运动意图，患者往往觉得“想了也没反应”。但在引入 AI 深度学习模型后，局面发生了变化。

贾杰团队通过对120例脑机联合干预样本的数据挖掘，让算法能够从嘈杂的头皮电信号中抽离出患者微弱的“抓握”或“对指”意图。这意味着，当患者产生主动意图时，外骨骼机械手能以毫秒级的响应来与其思维“同步”。

贾杰指出，这种基于病人真实数据产生的AI辅助模型，是帮助患者实现“主动康复”的关键，因为它建立的是一套真正属于病人的意念调控系统，而非实验室里跑出来的模拟程序。

而在刘冰总聚焦的植入式视觉重建领域，AI 的角色则更接近于一个“翻译官”。对于全盲患者来说，要让大脑重新“看”到世界，不仅仅是把图像转化为电脉冲那么简单，更难的是如何让电刺激产生的信号与大脑原有的知觉逻辑“对齐”。

刘冰正在研发的千通道视觉重建系统，其闭环控制的软件工程尤为重要。他认为，AI的核心作用在于对外部复杂信息的实时降维与特征提取。当外部摄像头捕捉到世界时，AI 会像机器人控制一样，将视觉画面转化为大脑能够接受的刺激编码。通过不断调整算法模型，让电刺激产生的“光斑”在盲人的感知中拼凑成有意义的物体边缘或盲道路径。

刘冰强调，人的智能与AI智能是高度互补的，AI负责处理海量的感官输入，而大脑负责最终的知觉合成。这种 AI 加持下的“神经对齐”，让BCI脱离了原本死板的单向传递模式。它变成了一个具有灵魂的闭环系统：算法在学习大脑，大脑也在适应算法。

过去，脑机接口看硬件，看电极和芯片，如今，AI时代的全面来临，模型和算法开始全面弥补此前硬件所无法解决的临床需求鸿沟。这将大幅推动整个脑机行业的发展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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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大海之下的隐忧

纵观当下整个产业叙事，脑机接口正在全面告别“实验室原型机”的纯真时代，跨入一个由 AI 驱动、以临床价值为锚点的全新发展周期。

在这个周期里，资源正在向头部企业和具有真实临床数据的研发中心集聚，这标志着产业已经从“讲故事”跨向了“跑数据”的全面提速阶段。

然而，在所谓的“万亿蓝海”的憧憬之下，产业内部仍有两个隐忧值得每一个拓荒者审视。

一个是产业共识的“虚假繁荣”。

贾杰教授对行业内“一窝蜂”铺上来写标准、定共识的现象持有极度审慎的态度。当大批初创企业在缺乏大规模随访数据和长期安全性验证的情况下，忙于抢占行业话语权，这种过度的短线狂热非但不能加速产业落地，反而可能造成临床资源的巨大错配。如果行业不能守住“以医为主”的专业底线，这种泡沫化的繁荣最终会因无法兑现患者预期而透支整个行业的公信力。

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更深层次、更远的问题，就是在未来脑机技术全面爆发之后，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到底要如何共存？

当技术从“信号采集”演进到“闭环调控”，人类实际上是在与大脑的自然演化规律进行博弈。在这种背景下，伦理不应仅仅被视为监管层面的合规文件，它更是一道决定技术应用终局的生死线。如果不能在隐私权以及人类自主意识的边界上达成更深层的社会共识，那么即便硬件和软件再完美，也难以真正走向落地。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刘冰也还算持以乐观态度：“技术本身有着双刃性，越先进的技术这种两面性越危险。但核心时我们该如何去用好这个技术，让它更好的服务于人类，而不是因为恐惧它的危险性而不去发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