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3岁工人连续加班后去世，家属向公司讨要说法：他是累死的

1995年1月1日，首部《劳动法》正式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写进条文，很多打工人以为从此可以踏实下班。十几年过去，纸面上的数字依旧漂亮，生产线上却常见灯火彻夜未熄。

2011年6月25日，深圳观澜，午后气温逼近35摄氏度。流水线上刚收工的陈龙从宿舍床铺翻身下地，头有些发涨，但他还是照例准备去冲个凉。两分钟后，“嘭”地一声，年轻人倒在潮湿的瓷砖上，再没醒来。

医院的死亡记录写着“猝死”，家属赶到时只听见医生平静地补充一句：“极度劳累可诱发心源性停搏。”一句话像闷雷，陈母当场瘫坐在长椅上，反复低声念着：“他是累死的，他才23岁。”

家人随后清点了陈龙的工资卡流水，6月1日至24日，底薪不足两千，加班费却逼近一千三。记录显示，平日多出两小时，周六一口气干十小时，加起来66小时。劳动法限定“月加班不超36小时”的红线，被轻松翻倍。

事情传到厂区外，先来的并不是公司高层，而是两名基层干事。看见满屋黑着眼圈的亲属，其中一人脱口而出：“来了这么多人啊。”简单一句，屋内的空气瞬间凝滞。

谈判几次无果。家属提出查看考勤、工资单、社保缴纳记录，厂方以“企业机密”为由拒绝。观澜镇社保部门工作人员随后介入，给出的答复是：“若要认定工伤，证据得你们自己提供。”一句推手，陈父脸色铁青。

有人心生疑问：不是在工作地点去世，为何不能算工伤？法规写得很清楚——48小时内救治无效死亡，且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方可直接认定。陈龙是在宿舍倒下，时钟指向17点02分，这就成了争议焦点。

“过劳死”一词并非医学诊断，而是一种社会学概念，最早见于1980年代的日本。脑溢血、心梗、主动脉破裂，诱因高度重合：长期高压、高负荷、高时长工作。遗憾的是，法医只能出具猝死结论，无法证明“过劳”。

同年，深圳媒体还记录了四起类似案例：有人写代码到凌晨，捂胸倒在出租屋门口；有人在车间意外瘫软，被战友般的工友抬到医务室；最年轻的只有二十二岁。所有案件里，“加班”二字重复出现。

面对汹涌舆论，企业公关部发布说明：“八成员工自愿加班，目的是多挣钱回乡置业。”不少工友也坦言，月薪想突破五千，只能靠加班系数拉起。“不让加班，那才叫处罚。”这句话在生产线上流传多年。

然而，十小时高强度的重复动作，把人变成了机器。心理医生在调查报告中写道：70%的受访者出现睡眠障碍，60%伴有不同程度焦虑。火锅可以烫一烫就吃，人的神经线却经不起反复拉伸。

2015年春节前夕，全国总工会公开批评富士康“长期违法加班”。集团声明迅速反驳：“加班与猝死无直接因果。”话音刚落，社交平台又有员工发帖，晒出密密麻麻的夜班记录，引来新一轮质疑。

法律、企业、个人，这三方的拉锯仍在继续。制度不断迭代，最低工资上调、强制体检、心理辅导热线陆续上阵，可加班与过劳死的新闻依旧不时跳入公众视野。每一次热议，背后都是家庭的破碎与梦想的终止。

再回看陈龙，他的工号在系统里早已注销。工友说，生产线上有人在他的位置上继续拧螺丝，机器依旧嘶鸣，节拍没有错过一分一秒。“如果能少干几小时，也许他现在就在湖北老家陪父母吃早饭。”一句轻飘的感慨，被夜班的轰鸣声瞬间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