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中央组建空军，内定三人，除刘亚楼外，此人与毛主席交往很深

1948年深冬的沈阳，松花江面冰封。解放军某野战部队的通信车里，一份加急电报抵达前线指挥所：“空中力量建设议已上报中央，速拟人选。”密电中三个人的名字并排出现：刘亚楼、吕黎平、王弼。前两位熟为人知，第三位却显得有些神秘。谁能想到，这位与毛泽东私交甚笃的“技术派”工程师，会成为新中国空军脊梁之一。

王弼1899年8月生于江西永修，家境清贫。少时插秧放牛，十岁念私塾，十二岁辍学务农，再复学，再辍学，命运几番折返。1919年，他凭半工半读考入南昌一师，遇到了思潮激荡的“五四”风暴，才真正看清前路。对青年王弼而言，技术并非冰冷的零件，而是救国的钥匙。

俄国十月革命的呼声传入江西时，他已在共青团南昌支部忙着油印传单。1925年夏，经赵醒侬介绍，他成了中共党员；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两年后，他又被派到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埋头发动机、气动、金属疲劳实验。彼时苏联航空飞速突进，王弼像被投入火炉的铁坯，一点点烧红、锻打。

1938年，他奉任弼时之命回国，经新疆停留半年办起航空教员训练班。彼时的西北，黄沙掩映下的简易跑道上，几架报废旧机被拆得七零八落，靠他带人修整，又能腾空。此番经历，让中央更确信：未来要建空军，王弼少不了。

1940年秋，他与几位同行抵达延安，第一时间把在苏学习的《航校筹建纲要》摆上毛泽东案头。深夜，窑洞里油灯昏黄，毛泽东边抽烟边翻看图纸，偶然抬头笑问：“历史上那个王弼讲玄学，你却琢磨飞机，谁更高明？”一句玩笑，让在场人都放松了。日后两人闲谈，毛泽东常拿三国玄学家王弼的注《老子》开玩笑，场面轻松却也透出信任。

1941年春，军委批准“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挂牌，王弼任校长兼教员。他制订教学大纲，自己站上讲台，黑板粉笔、满手粉尘，仍不妨碍他在课后带学员钻进机棚研究气缸缝隙。那年夏天，学校并入抗大三分校，他转而负责工程科。身份变，方向未变——先育人，再育机。

当时的延安缺一切：缺铝材、缺机油、缺专用工具。王弼就地取材，石灰、黄土、沙砾混合压实，硬是铺出长两公里、宽三十米的砂石跑道。1944年，战机首次在鲁艺对面起降，警报声划破延河夜空，延安人抬头看见黑影掠过，欢呼声四起。那条跑道后来保障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起降，也成了中央对王弼刮目相看的注脚。

东北解放后，局势突变。1946年3月1日，通化森林深处，一所以日伪留下的旧机场为基础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揭牌。王弼任政委，校门口雾气弥漫，他一袭旧棉袄迎着寒风点将：“今天起，你们是种子，到空中去播。”此语掷地，许多年轻人记了一辈子。日后抗美援朝首批参战飞行员，三分之二出自该校。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距离开国大典只剩半年，中央加速推敲空军方案。3月，军委航空局成立，周恩来亲批“要先有班子后炼兵”。局长常乾坤负责对外，王弼任政委，主抓技术体系和维修体系的搭建。短短四个月，他们列出详尽的引进清单：米格-15、伊尔-10、雅克-18，各型零配件、雷达、地面无线电共计上千项。

7月31日下午，中南海一间小会客室内，毛泽东与刘亚楼、王弼、吕黎平促膝长谈。会后小酌，毛泽东端杯笑言：“你们仨，一个管指挥，一个善飞行，一个通机械，正好凑成一架‘三合一’的飞机嘛。”众人闻言大笑，却也清楚肩头之重。当天夜里，王弼伏案绘图，修改“飞机修理所”选址方案，灯光亮到东方见白。

11月1日，人民空军宣告成立。任命书送达时，王弼在南苑机场试车新到的拉-11教练机。风声呼呼，试车轰鸣，被油迹染黑的他接过文件，只说了句：“得让娃娃们早点练机。”翌年转入实战准备，他兼任空军工程部部长，组建部属24个修理所，提出“先修后造，修造并举”，为后续仿制与自主设计争取了时间。

三年后，他晋升空军副司令员，却依旧常驻兵工厂。有人调侃他“副司令整天扎在机库像个师傅”，他笑答：“飞机一旦起飞，官大没用，螺丝松了也得掉下来。”这样半开玩笑的硬道理，被工人们传成名句。

1952年，中央在重工业部内设航空工业局，王弼出任第一副局长，专盯科研。歼—5试制期间，真空炉、冲压机样样短缺，他带队跑遍上海、沈阳、贵阳，拆旧船、拆机床，甚至把缴获的日军设备拆散筛选零件，“拼”出一条简易生产线。1956年——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王弼站在跑道边，汗水加泪水，模糊了花镜。

“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这句题词，一直贴在他办公室门后。实际上，这是毛泽东1945年为他新婚所写。当年延河边的窑洞婚礼简单到只摆一壶小米粥，毛泽东却专门托李祥贞带来这行字。今后几十年，无论局势如何变幻，王弼总在文件末尾签上“更生”二字，提醒自己须日日“更生”。

1960年代初，空军技术更新受限。他提出“备份图纸”与“逆向验证”双轨制，保证国产部件可跨型号通用。遗憾的是，那段时间的风浪将许多工程师推向边缘，王弼也遭受冲击。然而他依旧写建议：要在设计口径、金属焊接两处追赶世界先进。1976年3月，他抱病上书毛泽东、叶剑英，呼吁“高速度、高质量”歼击机研发。信件措辞平实，却行文锐利，技术细节一条不落。

1977年8月3日，北京协和医院。王弼安静地合上眼睛，留给后来者两只厚厚的工作笔记本。第一页夹着那张已经微黄的毛主席题词，字迹仍清晰。空军装备部的年轻干部清点遗物时，反复摩挲那句“只要奋斗”。谁都明白，这条路的铺设者已默默远去；留下的，是中国天空此后愈发有力的轰鸣，而那声轰鸣，每一次都在回应七十多年前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