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渴求与抗议：非洲的青年政治——兼论中国为什么急需这本关于非洲青年的书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作者刘海方

屈辱、渴求与抗议：非洲的青年政治——兼论中国为什么急需这本关于非洲青年的书

作者：刘海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青年发展与中非合作—非洲能动性与全球合作伙伴》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总第12辑）

刘海方 主编

王进杰、门杜（喀麦隆） 执行主编

202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青年并不是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研究的热词，甚至在近些年中国学界快速推进建设的、以全面深入了解异域研究对象为目标的区域国别学科中也不是因为中文语境中更多视其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社会群体的纽带的“工青妇”组织部门所明示。然而，国际问题研究中，简单从人口统计学视角归类青年的社会属性显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古今中外涌动变革大潮的往往都是青年。中国古语云“自古英雄出少年”，别国也同样认可“如长江之初发源”的青年有着“惟思将来故日新”的力量。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那年，笔者恰好在美国访学开会，多次在闲谈中听到美国同行们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不做什么，我们鼓动学生们上街”——我打趣评价他们这些成年教授们如此“世故和狡黠”，但其实会心于其对青年力量的共识。“占领华尔街运动”、“黑命贵”运动，还有2023年以来席卷美国高校的反对政府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政策的运动，都显示了美国社会中青年对政治的高度关切和巨大影响力。

青年作为重要的力量带来巨大政治影响的历史案例不胜枚举，这提示着以往可能被主流研究忽略、但今天越发重要的政治人口学视角：即便美国、欧洲和日本、韩国这些富裕国家也存在高龄社会结构之忧，且适龄当兵人口不足被认为是高科技难以替代解决的国家安全之忧。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达到80亿的2022年，珍妮弗·朔巴教授发表其重要作品《80亿人口——生育、死亡和移民如何塑造世界》一书，尽管对于人口增长的全球影响总体抱持乐观态度，但针对一国工业发展和武力强大必须基于足够大人口规模的常规论述，朔巴教授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案例提示读者其复杂性：人口增长与经济和国家实力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正向促进关系，特别是青年群体的作用需要考虑代际冲突等更为复杂的情况，其在政治和社会走向中的多元作用尤其值得深入分析，例如一战以后的德国，年轻人构成人口总结构中比重最大的部分，他们大量涌入劳动市场却很难找到工作，于是对现状的不满失望使之率先成为打出“恢复德国荣耀”旗号的希特勒的追随者，1930年就投票将籍籍无名的纳粹党一举选为议会第二大党；类似地，首先引爆1968年法国大规模政治动荡的，是游行示威要求改革现有教育体制的大学生，他们带动此后数百万工人罢工的学运，形成的前提是10年间大学生人数迅速从17万增加到50万的结构性条件。

然而，不同于以上使用发达国家的多个案例说明人口结构与政治间复杂相关性的研究，国际上关于非洲人口占比已经快速接近全球人口总数 1/5的相关叙事，更多却是简单化的“危机”“威胁论”论调，即认为非洲国家年轻人比例过高会导致不稳定和冲突——恰如朔巴教授所言，北方富裕国家一面为其自身人口老龄化忧心忡忡、一边却经常担心南方穷国“生的太多”。这种忽略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具体情境的人口决定论，充斥在很多当下有关非洲问题的分析和政策报告中，即将非洲青年置于一种“问题框架”中，视之为社会失序、暴力冲突和经济失败的产物、象征、甚至始作俑者，常见的标签如“失落的一代”，制造了青年缺乏能动性的受害者身份；更为负面的一种叙事则常常在缺乏深入分析其复杂动机的同时、从工具化视角将参与冲突的非洲青年妖魔化为天生的麻烦制造者，认为其作为“暴徒”、“破坏者”主要是被精英所操纵和利用的，是“被雇佣的枪手”、政治暴徒或军阀的卒子；然而，正如莱顿大学学者阿宾克指出，这种负面“青年膨胀理论”，将青年简单粗暴地视为一个同质化的、等待被引爆的“炸弹”，而不是具有多样性和战略思考能力的行动者——现实情况是，青年介入或者发起抗议和冲突，不能简单等同于冲动的泄愤之举，而是有其目标考量，不管是纯粹为了生存生计，还是为了追逐更多财富、权力、社会地位来推动社会改变；当然，正如作为先锋掀起反对种族隔离政权运动、追求政治变革的南非青年，他们同时也是实施残酷暴行的“破坏者”，两种作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往往是模糊和矛盾的，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光谱和悖论，剖析这种复杂性恰恰是研究者的任务。

对“青年膨胀”现象的负面认知，实际上也见诸其他社会，比如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文明更倾向于冲突的研判，也是基于这些社会已经显现出“青年膨胀”的人口结构；只不过在全球传播中非洲青年形象更加负面，与长期以来在种族优越论基础上形成的对非洲人和非洲历史的偏颇认知一脉相承，戕害、也桎梏了对非洲现实的理解。考虑到近年来非洲青年在塑造大陆政治局势上显著的先锋引领作用，国际上越来越多重要非洲研究机构已经开始了其青年研究议程，纠正偏颇认识论的同时，也弥补和建设长期以来缺失的对于青年群体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本书因此聚焦更少被中文语境关注、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非洲青年这一专题，面对当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青年人口占比在 35% 以上（按照非盟定义）、数字社交媒体普及并成为主要社会动员手段的背景，尝试深入理解何以大规模青年抗议成为当下非洲的流行新政治生态、并分析其生成机理，力图超越消极、负面的“非洲青年”国际主流叙事，研究目标首先是建言非洲国家当下和未来应该采取怎样的青年政策并将其更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充分动员和驾驭这一活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群体；第二，即便精英政治操纵普遍存在，并非完全没有自主空间的非洲青年从来都不是主叙事中被塑造、被固化的消极负面形象，青年们如何看待并不理想的现状、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计算和生存策略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情况下青年更倾向于不做出发泄愤怒的激进行动，而是自觉行动起来将破坏性力量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贡献于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的塑造与引领呢？第三，很多学者不断讨论非洲政治的尴尬现实：一方面是中位数19岁的年轻人口结构，同时却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平均年纪在63岁以上，而且尽管选举定期举行但多国形成了高龄领袖长期执政的局面，从历史纵深和代际关系的动态视角分析，非洲青年与年长者存在怎样的资源和权力上的矛盾与竞争关系呢？在非洲国家这样的代际关系动态变化展开的政治过程中，来自于域外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和非政府全球合作伙伴们，分别在进行怎样的合作？且对于非洲青年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的合作相比于其他国际伙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最后这个问题，充分考虑非洲青年的能动性和参照不同全球合作伙伴的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本书尝试提供中国对非合作还可以做怎样的改进以促进青年急迫的发展需求，从而从长远角度助力双边可持续性的发展合作。

“等待期”：当代非洲青年被困住的状态

非洲人口的中位数为19.3岁（2025），相比之下，2024年联合国估算欧洲为44.1岁、北美为38.5岁、中国为39.5岁，而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日本已经高达49.5岁；非洲大陆70%的人口在30岁以下，65岁以上人口仅占总数的4%，因而被称为最年轻的大陆。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的国际青年定义为15—24岁，用于统计、教育、就业等政策，国际青年节也依此范围，是基于《1981年联合国大会第36/28号决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如此年轻，非洲联盟2006年出台的《非洲青年宪章》中为什么对青年定义的区间却是15—35岁，而且非洲国家普遍采用这一更宽泛的年龄标准呢？

这并非简单的政策差异，而是对非洲社会现实的一种制度性回应——当经济独立、婚姻自主等传统成年标志因社会经济结构性障碍而难以实现时，青年期自然延长——正因为如此，莫桑比克人类学家阿尔辛达·洪瓦那在其专著中将非洲青年的生存状态命名为“等待期”（waithood），认为青年无关乎实际年龄，而是一种被“困住”的状态，深刻形象地揭示了当代非洲青年的困境。

当然，这种非洲青年的“等待期”状态绝不是从来如此的，如加纳大学学者们对“青年在非洲政治中作用”四个时段的变迁研究所示，直至殖民统治开始之前（大体在1620年代），年轻人在以年龄为基础的社会系统中有着明确的定位，即虽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角色都处于从属地位——不管是从属于各自家庭还是族群长老，但同时有对于那些违背公众信任的传统权威进行公开批评的权利。青年地位的改变开始于非洲人遭遇殖民主义，在长期抵抗的传统形成过程中，诸多跨族群性质的青年自愿团体的形成是重要表征。

对这种传统社会体系破坏最大是利用传统政治权威来控制殖民地的间接统治制度，前殖民社会有机的政治生态和传承关系被扭曲，有限度的代际矛盾骤然加剧，累积成为今日的困境；换言之，随着欧洲人贸易和土地扩张到来的商业、教育的发展固然为非洲青年打开了传统社会以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经济货币化尤其使得青年可以获得财政的独立，但殖民当局一直通过传统领袖来榨取利用青年人的劳动力、同时对其严加控制，此前很多人类学作品描述的前现代那样纯粹的场景消失了，传统大家庭制度的渐趋松散意味着助力青年成长发展的完善社会激励机制不复维系，青年人结婚成家并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成年人所需资源的获取因而大大受限。

非洲青年运动：从先锋到被边缘化

非洲青年构成了反帝反殖民族主义运动的智识和基层力量，其创造力自民族主义运动至今一直发挥巨大作用，非洲民族觉醒开始直到 1994 年最后一个国家完成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非殖民化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的非洲民族独立史正是浓墨重彩的青年先锋的斗争史。黄金海岸殖民地（Gold Coast colony，今天的加纳）早在1929年就有许多本土精英开始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其中许多人曾在英国学习法律，是西非学生联盟（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简称 WASU）的活跃成员，主张成立一个“青年国民议会”，以研究殖民地面临的问题，并作为一个超越此前传统社会族群界限的“共同民族进行思考和行动”。1945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第五届泛非大会被普遍认为是解放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吸引了众多青年民族主义者，他们往往与其年长的、更倾向于与殖民当局合作的本土政治精英有不同的主张，主张彻底反殖民、建立独立民族国家，而且主张“要团结成一个整体”，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很多成为新独立国家的领袖，为诸如尼日利亚、几内亚、马里、加纳等国奠定了独立自主的政治传统。

青年人在思想智识上的贡献也是独特的，是在领导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的斗争中，他们往往在汲取外来思想斗争资源的过程中、开始了对自我多元传统的寻找和再造与融合，如John Young在其关于埃塞俄比亚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早期历史的权威学术著作中，通过大量一手访谈（包括与TPLF创始成员和早期战士的对话）和实地考察，深入分析来自城市中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来自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军校的学生），他们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影响而战略性地离开城市，深入到提格雷地区农村中去向农民学习，将革命议程与农民具体苦难和渴望需求相结合，从而在众多反政府组织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赢得游击战、推翻军政府的力量。

民族主义领袖都组织、或者与既有的青年群体合作共同反抗殖民统治，独立以后，新生政权延续与青年的合作关系且往往都以财务支持方式换取青年组织的忠诚，但如塞内加尔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前负责人马马杜·迪乌夫更早前的作品所言，非洲青年一方面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源泉，处在抗争前沿、被利用、被招募去“参与危险的政治斗争”，但另一方面又往往被认为是社会动荡的祸根，现代领导者和传统领袖无一不在试图利用青年力量的同时也极力“规训”他们。美国著名非洲历史学家库珀在其作品中也评论说：“战后非洲历史上年轻人角色的显著之处，与其说是其占据的特定位置，不如说是他们的可利用性。”甚至如联合国开发署发表的关于非洲青年人被恐怖主义组织大量招募的调查报告所显示，在贫困无业无望的极端情况下，青年易被引诱或征召参与非政府武装和恐怖主义组织。

被政治领袖“收编”的青年组织也往往成为一些非洲国家组织强大且有序的政党基础，政党将其影响力延伸至青年群体所在的社会各基层，如城市中心的青年俱乐部、组建高等院校中的学生分会等，使党能够长期稳定地影响青年这一重要群体，争取支持、并传播其政党的理念。当然，政党组织并不稳固深入的国家，青年人发现自身毋宁成为了“投票机器”，缺乏社会和政治资本而被边缘化的年轻人开始越来越失望于渗透在国家政治肌理之中的父权制和老年统治，很大一部分当代非洲青年采取的姿态更多是远离和逃避、甚至诉诸抵抗、反叛的姿态，其“表面上的政治冷漠和去政治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有意识地远离传统的政党政治领域，转向与社会和全球世界进行其他形式的互动”。

关于解决当代非洲青年的生存困境，非洲大陆内外的非洲裔学者较早发表了很多相关的作品，比如长期持续研究该问题的非洲本土机构莫·易卜拉欣基金会的系列报告等，把非洲青年问题比喻为一个可能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联合国相对较早也发表了有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普遍存在的“青年潮”、也被称为“青年膨胀”现象的统计，但并没有在中文语境中激发什么反响；直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由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而快速席卷西亚北非多国的持续动荡和政局变迁。与上述欧美发达国家的多个案例显现为共性的症候是，多国都出现类似的现象，排山倒海的群众抗议浪潮撬动了此后一系列政治变迁，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量青年人往往成为涌动抗议浪潮的先锋——人们不禁疑惑，半个世纪后，为何欧美国家1968年的历史在中东北非国家重演？

实际上令新自由主义者拥趸者不舒服的是，不管是在被认为“民主”还是更独裁的体制，都出现了对抗性的青年抗议运动，比如长期被国际社会视作非洲大陆民主灯塔的加纳也发生过青年学生的反政府示威和流血牺牲，而青年斗争的结果，是使其获得了在党派中更大的管理权和作为候选人进入议会的机会。剑桥大学学者布兰奇与纽约市立大学学者曼皮利合著的集中研究青年运动在非洲社会变革中核心作用的作品《非洲起义：人民抗争与政治变革》一书中，实证研究了2005—2014年间非洲40个国家90余场政治抗议（大部分是2009年以后的），发现对经济机会缺失与政治代际权力垄断的双重不满是非洲青年成为抗议主力军的核心动因，比如2015年布隆迪反总统三连任运动中，15—35岁群体占比超过60%，而且其组织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政党框架，更多通过社交媒体和街头动员形成跨阶层联盟，且抗议因为主要利用WhatsApp等平台实时协调行动而呈现“去中心化”特征；部分抗议促成了政权更迭（如2014年布基纳法索导致时任长期执政者孔波雷倒台），但约30%的青年领袖最终被吸纳进传统权力结构，使运动目标有所折扣。

候选人年龄限制往往是当政者阻碍青年参与政治活动的第一道门槛，例如，个人参加议会选举的年龄通常高于投票年龄、结婚的年龄、刑事责任年龄以及其他体现社会或公民责任的年龄标准，尼日利亚为30岁，塞拉利昂为21岁，肯尼亚、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均为18 岁。此外，其他正式非正式的规定和严重缺乏社会和文化资本，成为青年人被排除在外的根本原因。综合多个信源显示，非洲国家机构中的青年代表率（百分比个位数）低于青年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陆平均15%）。近年来表现较好的卢旺达、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国，都在议会中明确保留了全国青年委员会等机构的固定席位，而南非和塞内加尔则规定了青年议员的比例，这使得40岁以下议员的比例在卢旺达表现最好（20%）、南非10%—15%之间，而乌干达和肯尼亚30岁和35岁以下议员比例都达到了12%，加纳以10%的青年议员比例紧随其后，本文上下文都涉及这几个国别存在着活跃的青年运动，这也直接推动政府改弦更张允许青年更多参政。

尽管经常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进程之外，以上研究都显示，非洲青年当下的政治参与方式并非都是不合作的态度，非洲晴雨表2016年的调查发现，只有约10%的青年表示曾参加过示威或游行，表明抗议并非所有年轻人首选的政治行动形式。加纳和布隆迪的案例都显示了青年积极通过和平手段到抗议行动、甚至政治冲突和暴力传播者的高度对抗形式来要求更高参与率范围，如亟待治理青年人口失业率高达40%以上的南非政府，最近被执政党ANC的青年联盟批判将占人口比例最高的青年代表排除在全国对话进程以外的做法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年轻人的政治被边缘化时常被误解为他们自身对政治缺乏兴趣，更重要的是其对正式政治制度中大量存在的腐败、压制或排他性感到失望，才转而去开创替代空间。2016年非洲晴雨表的这份调查还发现，与参与竞选集会或抗议活动相比，年轻人更倾向于参加社区会议，因为与就业需求、稳定生计以及政治自由等共同需求紧密相连，而国家的作为和不作为依然还会不可避免地影响青年，使之转而寻求通过社区层面获得需求的解决。

“非洲青年危机”的国际叙事与非洲国家的应对

非洲大多数国家经历本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的快速增长期，这多少解释了为何狭义的“阿拉伯之春”没有在当时立即大规模吹拂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但进入到第二个十年的非洲，随着数字通讯技术手段的推广，政治领域不再是传统精英的专属，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力量开始扮演更加多元而积极的作用，撒哈拉以南非洲近10年来的社会参与表现出与北非、甚至世界其他地区非常相似的趋势，青年群体由社交媒体赋权而在多国推动了很多重大现实问题的变革，更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契约关系，其监督政府的能力不再只限于投票一种形式，南非学生发起的后种族隔离时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降低学费”抗议运动就是这样的案例，不仅推翻了当时祖马政府涨学费的政策、同时开启了更多资助学生计划和免费高等教育的国家政策的转型。

如前所述，青年一直被描述为非洲社会持续暴力问题的渊薮，这种负面国际叙事恶化了非洲青年的处境。多年来，诸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微软前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等政客名流都曾在访非过程中使用这种“危机”叙事，称人口高增长率导致这片大陆的贫困动荡和人口外迁（欧洲所谓“难民 / 移民危机”的偏颇叙事同样将非洲塑造为问题的渊薮）。如人口学研究专家朔巴教授所论，一个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年轻化与政治动荡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律；朔巴教授将其研究重点指向了政府能力这一中间要素来解释非洲政治动荡的根源，认为面对青年人口膨胀，专注于提供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渠道的政府，会受益于年轻人发挥潜力并大大收获人口红利，反之则容易“收获”政治动荡。

如何评估非洲各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呢？非洲青年群体比例如此之高，虽然按照以往学说有望带来人口红利，却在实现条件上严重不足，首先他们在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教育资源和工作机会上面临挑战。中东非洲国家的大学毕业生中相当高比例的人毕业即失业，长期处于就业“等待期”，看不到变革的希望从而成为阿拉伯之春中抗议的先锋和主体。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青年人口比例也较高，但基础设施不足的挑战较小、工业发展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加之国家能力更强，因而使得当地的青年人更容易获得工作。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持续多年的年度报告，目前非洲青年就业者大部分都在非正规就业状态，且多年来徘徊在80%—90%的高点，这是因为新创造的正规就业机会少之又少。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充分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互联网相对发展最落后，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殖民时代形塑的畸形外部主导型二元经济，使得非洲难以向能够带动大规模就业的工业化转型，构成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的客观结构性瓶颈相互叠加的恶性循环；同时，完成向现代化高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跃升，除了充足的资源禀赋和资本，还必须依赖教育以及公共卫生领域所保障的现代人才的培育——非洲国家的教育和医务工作者长期向欧美国家流失严重，同时教育医疗设施严重不足，制约着青年成长为现代经济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以至于青年丧失对未来的憧憬，自尊体面的生活理想渺茫。一般而言，青年人发展机会取决于教育可及性，但同样重要的是教育质量和适恰性，严重的教育与技能错配问题导致高中以上、特别是高等教育受益者失业率常常高于其他缺少或者初中级教育获得者，这也是加重青年失业率的根本原因。

需要讨论的是，深入研究非洲青年困境的成因与解决，不能简单沿用朔巴教授主要是基于欧洲美国经验基础上的关于政府失能的结论，缺乏对非洲国家 / 政府及其所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具体历史情景分析，就难以解释非洲国家的治理为何表现欠佳：非洲国家建基于为欧洲人利益服务的殖民国家机器基础上、独立之初普遍在豪情自信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下进展、遭遇世界石油危机而被“新自由主义”逐渐驯化后、转而在无力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就向世界洞开市场、从而再度失去政策主权而陷入更深的对外依赖性的新殖民地境界。分期分析其自独立以来变动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其自身政策之间的互构关系的演进，方能理解非洲国家努力的方向与程度，理解何以非洲尚没能摆脱锁定在世界体系中的原料供给者这一扭曲经济模式和过于沉重的殖民遗产，只批判国家失能是没有考虑历史正义的缺失。

新冠疫情引发非洲经济下滑和社会民生凋敝，影响迄今仍然明显，传导为政治局势恶化、安全挑战加剧，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政府应对不力而明显增强了反政府情绪；政客又往往利用这些负面情绪而打出为被边缘化群体代言的旗帜，大选前后常常成为这些政客追随者们失去耐心、诉诸破坏性的行为、甚至陷入明显社会动荡和骚乱状态的时间节点，比如2022年南非因为前总统祖马被判监禁而在其影响巨大的夸祖鲁纳塔尔省和豪腾省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2023—2024年间，塞内加尔因为总统修改选举任期争议也发生了很多游行示威、并引发骚乱。同时，青年运动往往也是针对贪污腐败、民生基本权利等重要问题而为广大民众发声，例如尼日利亚青年人轰轰烈烈的反对警察暴力执法的运动迫使政府做出了让步；2024年夏肯尼亚青年也爆发类似反抗运动，反对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以增加普遍税收来应对财政困难，甚至引发内阁关停重组。这些青年运动有别于传统的中心化方式，创新性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充分表现出强烈的公民抗命精神和行动的勇气。近在眼前的2025年6月和7月，肯尼亚青年为纪念反预算案 1 周年而两次掀起大规模游行示威，都遭到了警察开枪镇压，鲁托总统甚至被曝光因示威活动损害了商业正常进行而恼羞下令“开枪打他们的腿”，在青年中埋下更深的积怨；类似的，刚果金科卢韦齐矿工要求有尊严的劳工权利而举行的示威，也遭到政府的实弹镇压。各国政府往往以“安全化”为名进行大规模镇压，升级了代表国家的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往往致使很多热血抗命青年为此牺牲，也不乏警察在此过程中殒命。持续的对立、冲突和暴力执法，当然也造成了根本社会生活的停顿，宵禁、断网甚至禁止交通等举措自然打击了商贸制造业，也损害了力图以吸引外来投资和国际旅游业提振经济的国家形象。

政府最重要的举措显然首先是对于青年要求的回应，特别类似以上案例直指民生和基本权利，为人民代言性质明显。肯尼亚政府显示了积极的调整和改进，2024年举行了鲁托总统与青年代表的对话，就业方面与德国政府签署了便利肯尼亚劳工赴德国就业的协定；2025年8月更颁布了向10万名青年创业者提供每人5万先令的启动资金支持。与此同时，非洲国家须解决既有政治制度的缺陷，扩大政治结构的包容性，以促进年轻人在政治中的参与和代表权；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当代非洲青年政治所采用普遍抗议的形式，政府应该给予深刻的理解而不是加剧对抗和镇压；政府的决策过程，必须要将年轻人这一因素纳入所有环节，才是充分尊重并善于利用了年轻人作为行动者在重塑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国家发展方向方面所具有的无限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从屈辱到自助：等待状态中非洲青年的心理

等待状态中，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如何呢？如本书作者之一、南非青年创业者天佑以下所言：

当我为寻找工作或在学习与工作之间徘徊时，深刻体会到那种无所事事却渴望有所作为的压抑感：明明精力充沛，却找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这种挫败既毁灭了创造力，也令人羞辱。对数百万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青年而言，这种绝望尤为惨烈。失业危机作为发展不良的直接后果，不仅扭曲了人们的经济预期，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情绪。当长期失业成为常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创造需求”机制就会失效，人们因无法自给自足而陷入绝望与屈辱。

我也曾尝试将这番思考转化为行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心力交瘁——仿佛以每小时一千英里的速度奔跑，却依旧原地踏步。

非洲国家如能从依附于国际市场的单一作物或者资源产品出口型经济实现向自主工业化的转型，刘易斯提出的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的空间重构和人的发展才能同步发生；目前的现实却是，与很多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此前的经历类似，非洲也在发生“落脚城市”现象，即乡村青年大规模进入城市，却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提供工作机会来消化这些劳动力，城市本身设计建造时候的承载能力却早已被数倍、数十倍超越——巨型人口、贫民窟和无所事事的青年群体成为非洲国家畸形城市化的通常景观，绝望中的无业青年人逐渐将其聚居区幻化为毒品、枪支走私和犯罪团伙之乡。十年前，笔者曾经跟随南非西开普大学研究和平的同事去亲身体验一个类似的街区，一个当地人也不敢去问津的“法外之地”，它位于连续多年跻身最受欢迎世界旅游之都排行榜冠军的开普敦的郊区。我们特意选择了下午2—3 点钟悄悄开车进入，眼观六路密切地穿行观察，不知道下一秒是不是就有藏身在这个区的抢劫犯冲出来“奖励”我们两个“过于勇敢”的读书人。当时紧张的心情记忆犹新，房屋墙身上的弹孔像无数只街区之眼，印记了青年们曾经的械斗。

青年如何看待历史呢？被困在等待期中，往往只能激发起更加浓厚的屈辱感，因为这屈辱感根源于殖民时代以来的开发非洲，当然加重了非洲青年人的受害者心理，他们因而更容易站在道德立场上要求“重建正义”，即向曾经的殖民者寻求补偿和报复——尽管独立以来的一代代人屡战屡败，不断寻求外部赔偿或援助，至今没有获得西方有针对性的赔偿，如2001年联合国在南非召开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简称世界反种大会），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奴隶贩卖、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一页，应该无条件地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明确无误地谴责其非正义性、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会议议程进行到了有关赔偿奴隶贸易和承认殖民历史罪责的部分时，欧美国家代表纷纷起身扬长而去、以退场的傲慢姿态对待非洲人重建正义的要求。时至今日，尽管因为在外交和经济领域更有求于非洲，比如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国家大规模增加了对非能源的需求，做出了一些表达歉意的缓和姿态，但官方仍然顽固地不愿意放下“合法化”其祖先们殖民行径的白人优越心理、拒绝对其武力强征和屠戮土著人口的“致富之道”表示道歉，马姆达尼教授甚至认为，这恰是今天巴勒斯坦人仍然遭受暴力屠戮的最根本原因。

非洲青年并非只能消极无望地等待前殖民国家的道歉，而是积极参与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比如通过与欧洲高校的学生组织合作、促进国际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凿开了多年来大英博物馆等以《博物馆法》等为借口无休止扯皮的殖民时期流失文物回归之路。更重要的，如天佑这样在中国求学的青年人，逐渐获得了更新的启示是，同样经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历史的中国，不断讲述的虽然也有屈辱愤恨，但更集中在全民努力来避免弱国被欺凌的“百年国耻”叙事上，那是国民团结一心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最终解决问题之道——“唯有自己动手，才能创造理想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同样，本书中关于何以近年来东亚大有取代欧洲成为吸引更多非洲青年人的留学目的地趋势的研究显示，重要的动因正是亚洲发展的吸引力，而非洲青年们学习过程中很大可能会学习到“自助精神”对于这些东亚国家发展的支撑作用。

正如天佑所论述，消沉和悲观冷漠的集体精神风貌与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具备动态互构关系，如果以大多数青年人为代表的普通社会民众都处在这样感觉屈辱的困局下，精神状态日渐悲观和冷漠，也会影响那些社会条件相对较好、经济收入来源稳定的人，他们也会“更加恐惧与谨慎，原本更具生产力的他们也会转入收缩防御心态”。朔巴教授只批判非洲国家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青年人实现发展，必然是整个国家向全面健康发展过程中的有机构成，其所需的条件——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渠道——都必然嵌入到国家的整体发展过程中；而非洲整体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场物理的建设和生产运动，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心理建设同样重要，如何能够打破以屈辱为心理燃料强化的复仇逻辑，让其感受到“自己是有生产力的”是至关重要的，东亚地区的自助精神和走出殖民半殖民地魔咒的摸索实践可能恰好能够提供非洲青年成长的沃土，助力其通过积极抗争来重振士气、赢得尊严。

相比于技术生态更加先进、均衡可及的发达国家，非洲的青年人尽管受制于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准备条件不足，反而在手机和移动支付使用和普及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特别快速应用于创新性金融、农业和其他社会企业方面的能力强大，这也推动了如卢旺达等国家迅速集聚人力物力资本建设数字枢纽，并将服务延伸覆盖到东部非洲其他国家。当然，因为费用支付能力的差距，以及农村缺少、或者较晚才有光纤架设，青年作为移动技术原住民，可及率和利用创新能力在国家之间和城乡之间还参差不齐。近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非洲青年再度快速获取使用并用于日常生活生产，表现出敏锐的学习力和卓越的创新能力，如塞内加尔青年企业家2023年发明了环保式洗车法；2025年，南非青年企业家开始利用AI技术大规模拓展这种业务，对于连续多年来处于用水危机中的南非无疑意味着及时而长远的贡献；而来自莱索托就读于南非斯泰伦波西大学的博士候选人，针对诸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的困境，发明了立足于人工智能基础上的应用软件来为之匹配工作机会。

笔者数年来多次在非洲大地的调研经历，见过无数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青年，他们的希望和自信经常给作为非洲研究者的我以信心和鼓舞。比如前文提到的和南非同事一起在开普敦提心吊胆地探访“不良青年”聚居区，在这个不断被告之为“禁区”的所在，我兴奋地见到了从囚犯转变为杰出南非青年培训组织创始人的斯哈乐（Sihle Tshabalala），他的故事为无数失意沮丧的非洲青年人提供了人生的启迪和自我发展的样板。作为南非非营利机构Quicky 30的创始人，斯哈乐的计算机技能和手工艺品制作始于在监狱自学，他致力于以技能培训来帮助无望的年轻人实现发挥自身创意、挖掘潜能、广泛交流，实现理想、摆脱贫困、避免像当年他自己那样因社会不平等和缺少正当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机会而走上犯罪道路、甚至沦为阶下囚的命运。

中国语境中消失的非洲青年：如何建立我们和他们的新联结

新冠疫情以来，中非交往与合作再次不断飙升热度，2024年9月以“共逐现代化之梦”为主题的新一届峰会更成为标志，将对非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播种、并深培到参与峰会每个人中国人心中，无论是来自各个地方省市政府的官员、还是广大商务投资界人士。峰会发表的《北京宣言》中，赫然将“中非文明互鉴”列为第一条重要内容。然而，除了对非事务的从业者和国际问题研究者以外，中国人是否已经具备了超越双边关系经贸合作的现实利益视角来理解和观察非洲了呢？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仍然在快速增长中的非洲人口将会与亚洲等量持平，即双方之和构成世界总人口的主体（约80%），亚非人口将各占40%。日本非洲研究的名家、现任日本协力团绪方贞子研究所所长峯阳一教授因而提出宏论，“未来世界的形态将主要取决于亚洲人和非洲人间对话的深度与广度。”这种全球和人类共同未来的视角下的非洲观，尚需时日才能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生根发芽，而理解非洲青年也许是我们更全面真实的非洲观萌芽壮大的重要切入点。

如前文梳理，非洲社会中长幼有序、依照年龄团方式分工传承的传统，自从遭遇欧洲殖民扩展以来发生变迁，青年自此经历多重断裂，在社会中的角色也被日益边缘化；当代青年常常诉诸对抗性抗议运动，而各国政府往往采取安全化的僵化镇压举措，首先以“阿拉伯之春”形式集中爆发在北非国家，近年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此趋势明显加剧，且领导抗议的先锋青年同样是受过很多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却没有工作机会、处于“等待期”的青年。对于高达80%都处在非正式就业状态中的非洲青年人的切肤之痛，在阿拉伯之春爆发时的中国媒体中，为什么几乎没有回响呢？

中国社会本身并非没有青年人的就业压力问题，毕竟“把握住今天中国从上到下的发展困境与焦虑”的“内卷”几乎无所不在。中文语境缺失对于作为这场域外巨变重要主体的关注和研究，意味着关心非洲青年、甚至对于非洲人本身的所思所想和社会文化的纯粹中国视角尚未形成。当然这并不奇怪，从20世纪50—60年代孤立的新中国扩大外交基本盘需要而建立联系、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的双边关系，基于民族独立和国际主义团结基础上的国家层面的交往成为鲜明的逻辑主线，尽管具体援非项目的参与者有时候也规模可观（比如参与坦赞铁路援建的总人数达到5万多），但这些不乏舍生取义的中国人的使命是为了国际主义和兄弟情谊的“援外”，这个性质塑造、也长期主导了国人对非认知的主线——直到21世纪前二十年，中非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基础建设领域的合作，大量商业性质的工地“打灰人（建筑工）”不断讲述自己来非洲“吃苦”、抱怨非洲人不感激他们；外派“打灰公司”经理人、清华大学博士曹丰泽也发现，“大家到现在还习惯于把我们这些出海打灰的工作称为‘援建’”，尽管大部分工程都是“正常商业合同”——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的，随着公司和商贸层面的合作日渐多元，双边经济合作动力明显，但显然官方叙事并没有回应这一权重日益增加的交往逻辑。

中非民众之间自发的相知相亲的动力如果说付诸阙如、显然也还有巨大提升空间，这是为什么对中东北非的政治剧变发生时更多关注的是政局动荡对整个大陆产生的溢出影响，担心这场变革之风是否会吹拂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因为此前国际团结基础上凝结成的传统友谊为经贸合作奠定了根基，非洲此际已然成为世纪之交中国“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企业完成国际化转型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练兵场，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最大的震撼就是大规模国有投资受损，以及前所未有的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3.6万人的艰巨任务。中国社会中密切关注巨变的，恰是自1990年代末开始“走出去”的那批中国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外交和商务界，但主要是在中国自身的“海外利益保护”角度上的警醒：海外固然到处是商机和投资绿地，但也同时存在各类风险！

潘华琼教授认为，旅游业是最能够体现普通民众的相知相交动力的，她也因而提出双方通过便利化旅游来解决目前经贸合作当中明显出现的人文交流严重不足的短板。我自己则更寄望于青年、特别是中国青年在促进人文交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理由是事关“大国青年的养成”。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从传统的欧美发达国家转向非洲，在那里因应日益庞杂的中国在非商业利益而进入与当地社会的法律、劳工以及各种民事和经济纠纷诉讼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来直接投资创业、或提供咨询、商业信息和法律保护等专业服务；而几年前还往往是出于“刷简历”的小我目标而走进非洲的中国青年，至此逐渐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小我”，谦卑地获得了与非洲平视的视角，不复带着上一代人那种“苦难非洲的拯救者”、或国际团结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情结。这种发现“非洲改变了我、成就了我”的新一轮中国投资弄潮儿来到非洲发展，立己立人过程中也发现了新的意义——即如曹丰泽所谓“破除马尔萨斯陷阱”，因为“当下的非洲必须让经济的增长跑赢人口的增长，而这正是这一代中国青年与国家一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所共同努力的意义！”在余亮老师看来，由于美西方打压封锁，逼迫中国人只能在低维度上重复竞争，从而产生的“内卷”，而曹丰泽式的这种中国青年的另类“出征”选择，帮助非洲人民搞建设同时，实现了超越自己和中国的“反内卷”，正是中国“新的实践与知识在艰难萌芽、发展”，是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知行合一”，是史诗般的“一带一路”，是当代中国人的“新西游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望生成绝地求生的新文化想象力和叙事，“为新型全球化创造一个精神家园”。在这个意义上，“非洲是个比喻，代表一切‘边缘’地区或者被旧世界秩序忽视、贬损的‘全球南方’”，因为中国青年可以从中国新疆出发、到中亚、到中东、再到非洲去……，“这里可能有一条思想、情感、认知上的‘一带一路’正在生成，联结全球南方”。

一本意在助力非洲发展和实现中非新联结的书

本书力图打破国际上普遍且长期存在的叙事迷思，即所谓非洲人口“青年膨胀”现象注定带来贫困和混乱，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青年比例畸高的非洲人口结构，与困在沉重的殖民历史桎梏和独立以来的不利国际环境中的非洲、难于施展有效的人力资源和工业化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交织成所谓“非洲青年危机”现象。简言之，是历史负面遗产拖累了生产力现代化转型，以至于严重滞后于人口的增速。非洲青年决定着非洲的未来、也是如火如荼推进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力军，理解制约非洲青年发展的各方面瓶颈、通过挖掘非洲青年自身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潜在的巨大自主创造力，探索更多元的政策和实践工具箱，来助力非洲大陆收获青年人口红利（而不是走向青年膨胀的反面——更深的经济和社会混乱），是中非合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本书意在对中国语境目前几乎付诸阙如的青年研究起到填补空白的意义，也助力于为全球各地当下正在经历的青年运动现象的比较研究提供学理参照。

本书从问题意识出发，回应巨大的时代问题：首先是非洲青年何以遭遇发展危机？危机重重如非洲，如何利用全球伙伴“纷纷追求”之机、合作释放这一巨大人口红利？教育当然是非洲释放这一巨大潜力、实现未来跨越式发展和创造性地走向性别平等发展的关键；聚焦当下中国与非洲正在开展的从技术赋能、发展金融获取、社区减贫等多面向的合作，对于改善既有制约非洲青年发展的瓶颈问题已经显现出重要作用；在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中，中外学者们深入剖析了全球伙伴各自尝试破解非洲青年发展难题的设计思路与落地实践及效果反馈，既有益于政策界和实务界欣赏“他山之石”、扩宽视野、广博众彩，也有助于中国读者对中国促进非洲转型发展方向的国际贡献的深入理解。

第一部分“理解非洲青年”板块，深度解读了非洲青年的普遍心理状态（屈辱、无力和疲倦），也以摩洛哥、博茨瓦纳等国别案例深度研究了问题的成因，以及青年人不是消极被动接受而是仍然在发挥着挑战不公正的治理和传承文化的能动性，说明既有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以经济为中心的有关叙事严重忽略了青年本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青年发展的本土道路仍然在于依托本土文化和知识、以社区为中心的道路。

第二板块主要讨论了“教育对青年发展的关键作用”，首先是南非科学院院士马穆教授结合自身多年教学实践所倡导的教育目标应致力于“留住人才”，即适应非洲本身语境中工作机会有限而厚植青年人创业能力培养、而不仅仅打造“求职者”的分析；然后是中非学者合力研究的各国如何在教育中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助力青年发展、同时促进非洲整体的跨越式非洲；此外，加纳学者杨光以其开国总统恩克鲁玛为个案、参照大多数有过海外留学经验的非洲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研究，提出必须在推动海外非洲人形成良性的“人才环流”形式来贡献于非洲大陆的发展；非洲最早的女子大学的现任校长则在文章中讨论了在非洲的语境中，为了女青年一代在更深层次的性别平等和充分基于性别差异考虑基础上有保护的环境中获得良好的成长机会，应该更多致力于建设非洲的女子大学。

第三板块聚焦“国际合作与青年发展”，以比较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了美国的“非洲青年领导力倡议（YALI）”项目、欧洲正在转型中的针对非洲青年的“投资于人”的战略、荷兰智库倡导的将非洲青年引入外交政策过程以促进包容性数字就业的视角；这一板块最后聚焦于非洲学生正在替代性地转向赴华和赴日留学目的地的动机与满意度，横向对照研究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吸引力和对非软实力实施能力。

本书的第四板块聚焦在“促进非洲青年发展的中国实践”，分别针对教室加技能的鲁班工坊模式、中国企业赋能贫民社区青年的路径、非洲新资源政治背景下对本地青年既带来就业同时也可能造成失地影响等鲜活的案例，深入分析了各种场景和合作领域下中国影响的多面属性；这一板块第三篇文章剖析了国际传播视角下中非民众相互认知层面存在的问题，而双方的青年有望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关键在于直接了解、进入彼此、从而共同实现知识的去殖民化、建设新型中非关系的历史使命。最后一篇，是以到非洲创业的“非漂”的中国青年视角，反思中国的不同行业、不同行为体在各自致力于盈利的市场逻辑中如何客观上带动了非洲人获得技术和向自我工业化转型的可能性，而这清晰显现为不同于西方在非洲的存在逻辑，特别是青年创业者之一主体性视角，深度展现了对共同未来的传承。

本书适用于学界、政策界和对非经贸合作实务界，更适宜于普通公民提升对非认知。它不仅致力于提供对非洲青年状况的剖析，回答青年为何政治上似乎极为活跃的同时却难于发展，同时寄望于广泛展开中的中非合作来促进中非青年直接相遇、对话、合作和创造未来的全方位努力，促进新型中非关系的形成。

结语

理解当代青年人困境的由来，需要回溯殖民统治以来的非洲，青年人不仅仅经历了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的动荡、断裂和失序，而且是在殖民统治压榨和扭曲的代际关系中失去了传统走向成年的可能与发展空间。虽然非洲青年是殖民统治的主要受害者，但他们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一直是智识上和有力的参与者，也是独立以来虽然未得到足够的承认但一直在建设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群体。

非洲联盟2006年《非洲青年宪章》因而表述说，非洲青年人口及其积极和充分的参与，是非洲最大的资源，也是非洲人克服困难的前进之路。谷歌非洲区的首席执行官也曾说过，没有人比非洲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和创业家更适合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马马杜·迪乌夫教授因此提出，应该从非洲青年的“三重位置（triple positions）”来理解整个群体，即他们的困难确实是问题本身，但是他们就是这一困境改变的源泉、是最重要的行为体本身。

这一判断意味深长，三重位置的不可分割性意味着，非洲青年的发展不能像西方发达社会那样将青年缩小到人力资源开发领域，而应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既要从历史纵深的形成背景和当代青年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来理解其困境的形成，也必须在跟踪研判一国青年治理政策的同时、形成中观或微观的视角来研究青年本身的能动性，不管是其集体还是个人层面的。而且，这意味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外部的，只要是愿意以有利于非洲发展的名义与非洲青年合作的人，都必须与非洲青年本身接触、密切合作，才有望真正实现各种叙事、话语中的美好宏大的愿景。

忝列于国内最早系统开始、一代代学人薪火赓续、从未间断过非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北京大学任教，加之主持非洲研究中心的工作，我熟悉十多年来各种项目历年百人以上的非洲学生们，特别是通过每年的迎新、新年论坛和聚会、非洲日庆祝、卓越毕业论文评奖等环节，一直都与非洲青年人保持着课内和课外各种形式的交流互动与相互学习：9月总是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慨中兴奋地迎来一批新人；到第二年的7月，在“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的骊歌声中不无感伤地送一批人启程回非洲。尽管如此熟悉非洲青年并日常为其环绕，当我真正认真思考如何为这本我们集体研究的成果写作导论，却迟迟不能下笔，原因不是智识上的，反而纯粹是情感上的：倏忽即逝的 8 月后，又将面对一波新的学生，而我又要兴致勃勃地给他们介绍分享我们的教学项目、课程以及各种校园生活的美好；然而，手机微信里，刚刚挥别返回大陆的学生们，也不断传来进入“等待期”的消息——我们曾经多次一起热烈讨论过的词汇，现在是这些跟我一起研究过的非洲青年学友们自身成为了等待期的主角！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身为高校教师的同仁，在7月毕业季和9月开学季之间心事重重，看着自己十年寒窗苦读、“学得文武艺”的非洲学生们，回国之后往往只能自己排除万难走上创业之路，否则很难顺利找到体制中的工作将满腹经纶“货与帝王家”——这不是夸张，很多真可谓“中国通”的非洲同学，有良好的专业修养以外，还深谙中国古典文化，常常因为能够引经据典而令周遭中国同学汗颜。这些来自寒门的子弟回到国内很难有各种关系网庇佑自己一路打入体制内，长期工作无望之后，往往不得不投石问路而转轨到非洲人传统的迁移目的地——欧洲、美国，为非洲多年来严峻的“脑力流失”问题再增加了一个统计数字！不无惶惑的中国高校教师们，难免不如此刻的我一样反躬自问，意义何在？

因此种种，我们诚心诚意地期待、也相信中国今天的合作大大助力非洲青年发展，特别是因为中国青年沿着“一带一路”的新工作、新实践、新思考已经展开，中国非洲青年一代的联结，一定会带来中非关系的更上层楼。常感幸运的是，在校园的象牙塔里，我们的知识生产是开放向社会和时代变局的。在我们自从1990年代末开始以非洲为中心（并非为了“交叉学科”的当下时髦）组织的非洲共同体向所有人开放的过程中，中国老师和学生、与校园内外无论贩夫走卒的非洲人，以及更广泛的来自世界各地喜欢和关心非洲的“非洲之友们”，一轮又一轮热烈坦诚的交流讨论，天然地已经是交融出多学科交叉的格局——首先是作为“人”实现了的相遇相知、相互关心，并建立长久的亲密互动和联结；其次，因为总是面对问题，我们的知识生产更早实现了去殖民化和去西方中心主义，也避免了近年来唐世平教授等多位批评的建设区域国别学热潮中日趋明显的“中国中心主义”立场。

我们因此也谦卑地希望，这本从非洲青年本身的关切出发的研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青年政治现象也能提供有益的解释参照和实际问题的解决思路。比如，何以近年来许多欧洲国家都明显处在极右翼势力 搅动的反建制化（如价值观上将自身定义为非移民、非同性恋者或非自由派）的极化政治阴影之下、而其青年人也大量成为民粹主义的拥趸者？ 再如，今天中国学界热议中的作为特朗普选民支撑的“MGAG 群类”问题。尽管学界往往轻视非洲的经验和实践、不屑于相信其世界意义和普遍规律，但如果梳理当下全球暗流涌动的青年力量在世界各地的展演，不难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刚刚发生的导致尼泊尔总理下台的运动中，看到一代代血脉偾张的非洲青年的背影。

（文中注释略）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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