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前洪灾警报已响，官僚程序延误致300人命

在重大灾难发生后，公众舆论往往倾向于将其视为“出乎意料”或“史无前例”的突发事件。这种反应未必是因为缺乏预警，它更深层地反映了社会处理冲击的心理机制，以及官方如何将动荡解释为“不可避免”，而非早期决策失误的产物。

极端天气其实鲜有真正不可预测之时。科学家通常能在数天甚至数周前，就对风暴、洪涝、干旱或其他灾害风险的升高发出警示。惨剧却周而复始。

为了厘清其中原委，我和同事们还原了2021年7月卢森堡特大洪灾期间的科学预警与官方响应过程。那是卢森堡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灾难。研究表明，如果当时采取了早期行动，损失本可大幅减少。卢森堡并非孤例，许多国家都深陷于我们所发现的同样困境中。

联合国已确立到2027年实现“全民早期预警”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缺乏预警，而在于预警系统的设计初衷往往是基于“确定性”而非“概率”来行动，但这与预报工作的科学本质背道而驰。 当预警最终传达到公众面前时，往往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看似言之凿凿，但其本质上是概率性的。它们源自对未来天气进行的一系列计算机模拟。不同模拟结果之间的吻合程度，决定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而非最终的必然结果。这使得预报员能够在灾害影响发生前很久就识别出风险的升高，即便具体的受灾地点和规模仍存在不确定性。

关键在于，预测时间越靠前，不确定性通常越大，而此时恰恰是预防性措施最能发挥成效的时机。因此，早期行动几乎总是意味着在缺乏绝对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这并非科学的软肋，而是预测变化条件下复杂系统时固有的特性。真正的挑战在于，相关机构如何组织起来，去解读、信任并基于这些概率付诸行动。

大多数预警系统依赖于预设的程序化阈值，包括警报级别、启动协议以及在满足特定标准后才开始实施的应急预案。例如，预报可能表明洪水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但诸如撤离人员或封闭道路等强制措施，往往只有在达到正式阈值后才能被触发。

在此节点之前，风险信息会经过多层解读与判断。在这些环节中，早期的预警信号往往被察觉，却未被转化为实际行动。

阈值的存在有其重要价值。它们有助于协调响应工作，明确指挥链，并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秩序紊乱。阈值也固化了一种对“确定性”的结构性偏好：只有当风险被界定为迫在眉睫时，行动才获得授权。 即便此时已有可靠证据表明危险正在升级。

这种态度在2021年7月洪水发生前的几天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的研究显示，欧洲和国家层面的多次预报都指向了极端降雨和洪涝的高概率，部分预报甚至提前一周就已发出。这些信息充斥在预警系统的各个环节。尽管当时对具体影响的预测仍存在符合科学常理的不确定性，但核心问题在于，系统被设计成如何处理这种不确定性。

由于卢森堡的响应措施与程序阈值紧密挂钩，早期的信号无法转化为先发制人的行动。该国的水务部门和国家气象服务部门掌握相关信息，但由于身处一套缺乏集体解读机制、且不鼓励在跨越阈值前采取行动的框架内，他们显得无能为力。

当行动终于获得授权时，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太晚了。疏散撤离或安装防洪闸变得极为困难，对于那些缺乏严重洪灾应对经验的社区而言更是如此。从受灾者的视角看，预警要么姗姗来迟，要么根本没有出现——尽管风险早已在系统内部被识别。

卢森堡的案例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因为它是一个面积小、经济富庶且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国家。问题不在于资源匮乏或科学能力不足，而在于制度设计以及社会对于根据风险概率采取行动的准备程度。

早期预警系统能否长期发挥效力，取决于其从极端事件中汲取教训的能力。这需要对成败原因进行公开且独立的深入分析。2021年受灾的邻国如德国和比利时，都开展了正式调查和外部评估；但在卢森堡，此类工作并未开展。

当专家层面的批评被压制或回避时，学习的进程就会放缓。关于系统性能的疑问悬而未决，同样的结构性脆弱便可能长期存在。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系统性风险：社会变得愈发难以改进预警系统，难以解读不确定性，也难以对新兴威胁做出及时的响应。

作为一名曾身处这些系统内部、并持续研究灾害风险治理的学者，我目睹了提出尖锐问题如何被视为“制造动荡”而非“建设性意见”。韧性的建立取决于直面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而非刻意回避。

极端天气风险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持续攀升。早期预警系统理应成为减轻灾害风险的核心。但其效能最终取决于社会如何授权在不确定性下采取行动。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非听天由命。

不确定性永远无法消除。真正的挑战在于，当生命与生计危在旦夕时，我们决定接受多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那些由于程序、组织、财务或名誉考量而倾向于“等待确定性”的系统，最终给出的预警往往太迟，迟到让人甚至感觉不到那是预警。

若要使应对未来气候风险的韧性具备可持续性，预警系统必须被设计成能够学习、适应并基于可靠的风险概率尽早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