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历史 揭秘14世纪最残酷的酷刑：犹大的摇篮

把时钟拨回1480年，地点是博洛尼亚大学。

有个叫希波吕托·德·马尔西利斯的意大利学霸，一口气拿下了民法和教会法两个博士学位。

搁在那会儿，这绝对是知识界的顶配。

按常理，这种大才子要么窝在书斋里修修补补法律条文，要么在法庭上跟人唇枪舌剑。

可这家伙偏偏不走寻常路，一头扎进了宗教裁判所，当起了“刑罚设计师”。

大伙儿一提起中世纪的酷刑，脑补的画面通常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屠夫，手里攥着烧红的铁钳。

其实，最让人后背发凉的狠活儿，往往出自希波吕托这种喝过墨水的精英之手。

粗人只懂怎么让你疼，而文化人懂怎么把痛苦“合法化”，顺便还能把折磨的效果拉满。

希波吕托手里最出名的杰作，叫“犹大的摇篮”。

这名儿听着挺有诗意，甚至带点神圣感，可骨子里的算计，阴毒得让人打哆嗦。

搞出这么个玩意儿，纯粹是为了帮裁判所解决一个技术难题。

当时的裁判所虽然横行霸道，但毕竟还得顾及教会的面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吃相不能太难看。

要是上来就把人打得皮开肉绽，或者把骨头敲得稀碎，容易落人口实，搞不好人死得太快，连忏悔的机会都没有。

上面要的是一种能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偏偏外表又看不出大伤，甚至还能披上“灵魂救赎”外衣的神器。

希波吕托运用他的法律逻辑和解剖学底子，交了份满分答卷。

这器械的构造简直简单到了极点，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工艺：就是一个三角形的木头架子，顶端削成金字塔那样尖尖的形状。

跟它搭配干活的，是一套滑轮和绳索。

这笔账他是这么算的：根本用不着烧红的烙铁，也用不着带倒刺的皮鞭，只需要利用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常识——重力。

动手的时候，把受刑者剥个精光，手脚捆得死死的，吊在半空。

接着，行刑官手里拽着绳子，慢慢悠悠地把人往下面放。

落点非常有讲究：那个金字塔的尖尖，正对着受刑者的裆部，或者是脊椎尾骨这些要命的地方。

这时候，等着受刑者的不是那一瞬间的剧痛，而是漫长得看不到头的绝望。

当全身一百多斤的分量全压在那一个针尖大的点上，那种撕裂感是毁灭性的。

人会本能地收缩肌肉想顶住，可你越是较劲，肌肉越是累，撑不住的时候，还是会重重地坐下去。

这恰恰是希波吕托最精明——也是最歹毒的地方。

他在说明书里特意交代，要“避免造成过度的人身伤害”。

这话听着像是在讲仁慈，其实是在搞“可持续折磨”。

因为那个尖头虽然扎人，但不像刀子那么快。

它不会立马捅穿内脏要了人的命，而是慢慢地把软组织撑开、撕裂。

这就给了审讯人员巨大的操作空间。

要是嫌犯嘴硬不招，就把绳子松一点，让下坠的劲儿大点；要是疼晕过去了，一盆凉水泼醒，调整一下金字塔的角度，换个地方接着来。

这过程能耗上几个钟头，甚至好几天。

对裁判所来说，这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完美产品”。

头一条，效率奇高。

没几个人能在这玩意儿上扛过几轮还不崩溃的。

再一个，它“干净”。

不像轮刑或者锯刑那样，搞得满地都是碎肉渣子和断骨头。

还有最绝的一点，它有一套极具欺骗性的理论包装。

希波吕托在他的书里写道，刑罚不光是为了惩罚，更是“救赎的工具”。

他那是真觉得，肉体的极度痛苦能把灵魂给“洗干净”。

这种鬼话，再配上“犹大的摇篮”这么个名字，简直把心理战玩到了极致。

名字里的“犹大”，那是背叛耶稣的叛徒。

这就暗示受刑者就是当代的犹大，必须得通过这种酷刑来洗刷背叛信仰的罪过。

在心理暗示和生理剧痛的双重夹击下，受害者基本上都会精神错乱。

这一用，就用了好几百年。

从14世纪末一直到17世纪，这东西一直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镇店之宝”。

不管是异端分子、犹太人、穆斯林，哪怕只是被邻居举报说“眼神不够虔诚”的老实人，都有可能被架上去。

那些侥幸捡回一条命的人，下场往往比死还惨。

虽说骨头架子没断，但下身的软组织基本烂透了。

在那个连抗生素都没有的年代，这种深层的撕裂伤几乎百分之百会引发严重感染。

好多人在受刑后的一两个礼拜里，就因为败血症引发的高烧，在痛苦中咽了气。

而在希波吕托看来，这一切估计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反正灵魂已经“净化”完了，肉体的死亡不过是去见上帝的最后一道手续。

直到18世纪，风向终于变了。

启蒙运动的大潮来了，伏尔泰、卢梭这帮大佬开始讲理性、讲人权。

欧洲人回头审视自家的司法系统，突然发现裁判所那套东西简直太不像话。

连教会内部的神学家都开始犯嘀咕：这种极端的残忍手段，真的符合基督教宣传的慈悲吗？

更关键的是，世俗政权开始收权了。

西班牙政府在1770年代开始勒令裁判所收敛权力。

那种“不需要证据就能抓人、只要把你弄疼了就能换来真理”的逻辑，越来越站不住脚。

犹大的摇篮，这才慢慢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至于那个希波吕托·德·马尔西利斯，他大概活了六十岁，死在了15世纪末。

史书上没写他临死的时候痛不痛苦，也没人知道他在咽气前，对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些“救赎工具”有没有过一丝后悔。

但他留给后人的教训实在是太深了。

当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把他的一肚子学问用来钻研“怎么更科学地折磨人”时，那破坏力比一个没文化的暴徒要大得多了。

所有的“狠”，那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这种通过制度化、理论化包装出来的恶，才是历史上最让人绝望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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