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寒冬，女部长甘肃暗访，发现山沟升腾诡异青烟

1960年11月，甘肃河西走廊。一辆黑色轿车在戈壁滩上迷了路。

司机拐错了方向，正不知所措时，57岁的钱瑛突然指向远处——那里有几缕青灰色的烟雾，在寒风中诡异地飘散。

她当即下令：往那边开。没人知道，这个偶然的决定，将改写数百人的生死命运。

钱瑛这个人，命硬。

1903年生人，湖北潜江县的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药铺，家境还算过得去。但钱瑛从小就不是个听话的姑娘。19岁那年，家里给她订了门亲事，她不干。不是闹，不是哭，是拿剪刀直接刺向自己的脖子。血流了一地，家里人吓坏了，这才松了口。脖子上留下的那道疤，她带了一辈子。

1927年3月，24岁的钱瑛入了党。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动手了，到处抓人，到处杀人。很多人动摇了，退缩了。钱瑛没有。她反而更坚定了。

也是在上海，钱瑛认识了谭寿林。两人都搞地下工作，都是全国总工会的，1928年12月结了婚。但婚后不到三个月，钱瑛就被派去苏联学习。为了革命，她二话没说就走了。在莫斯科生了个女儿，1931年学习期满回国时，她把孩子留在了苏联。这个决定让她痛苦了一辈子。

回国后得知，丈夫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被杀了。钱瑛没垮，化悲痛为力量，被派到湘鄂西根据地当了潜江县委书记。她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还亲自带游击队打仗。当地老百姓叫她"女中豪杰"，敌人悬赏要她的人头。后来那部《洪湖赤卫队》里的女主角韩英，原型之一就是她。

1933年4月，叛徒出卖，钱瑛在上海被抓了。敌人严刑拷打，想撬开她的嘴。钱瑛咬着牙，一个字都不说。被判了15年，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她和其他女政治犯组织了四次大绝食，每次绝食前，她都把家人寄来的补品分给体弱的狱友，自己却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经周恩来多方交涉，钱瑛被放了出来。从1933年4月到1937年9月，整整四年零五个月。

出狱后，钱瑛重新投入工作。她先后在湖北、重庆、南京、上海搞地下党，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她才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地下工作生涯。

正是这二十多年的地下工作，让钱瑛练就了一双慧眼。

她能从细微处发现异常，能在关键时刻果断决策。1960年那个下午，这些品质再次发挥了作用。

1960年11月上旬，钱瑛已经是内务部部长了。她来甘肃检查工作，一个村一个村地看，发现有些村子人都死光了。

那天下午，车子在戈壁滩上跑了三个多小时。按计划，下午三点前应该到张掖地区某个县城。但司机在一个三岔路口拐错了方向。没有路牌，三条土路都被风沙盖得模糊不清。司机凭记忆选了左边那条，结果越走越不对劲。

钱瑛坐在后座，目光一直盯着车窗外。突然，她的眼神凝固了。远处山沟里有几缕烟雾在升腾。那烟不对劲。不是寻常炊烟的灰白色，而是青灰色的，像是什么东西没烧透。更诡异的是，烟雾时断时续，在寒风中扭曲着上升。

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上，人烟稀少，怎么会有烟？

钱瑛抬起手，手指指向那个方向，示意司机调转车头。司机犹豫了一下，看了看那边——明显偏离了路线，而且根本没有正经的道路。但钱瑛的态度不容置疑。司机点了点头，开始掉头。

车子离开土路，朝着那缕青烟驶去。车轮碾过沙砾，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车身剧烈颠簸。随行的工作人员紧紧抓住车门把手，脸色发白。

车子艰难地前行了二十多分钟，前方出现了一些建筑的轮廓。那是一片土坯房和窝棚，散落在山沟边缘，破败得随时可能倒塌。

随着距离拉近，钱瑛看到了一些人影在缓慢移动。说是移动，不如说是挪动。那些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息，有的干脆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更让钱瑛震惊的是——在靠近山坡的地方，地上横七竖八躺着许多人。从车里看不清他们是死是活，但一动不动的状态，情况显然不妙。

车子停下，钱瑛推开车门。寒风立刻灌了进来，带着刺骨的冷意和一股难闻的气味。她裹紧棉袄，深吸一口气，大步朝那个冒烟的窝棚走去。

走近了才看清，那些窝棚根本不能算是人住的地方。几根朽木搭起的框架，上面铺着枯草和破布，四面漏风。入口处用破麻袋遮挡，麻袋上满是污渍和破洞。

钱瑛走到窝棚前，停顿了片刻。她伸手掀开那块破麻袋，一股恶臭扑面而来。那是霉味、腐臭、汗臭混合的气味，让人几欲作呕。

等眼睛适应了昏暗后，钱瑛看到了让她终生难忘的景象。

窝棚里蜷缩着十几个人。准确地说，是十几具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躯体。眼窝深深凹陷，颧骨高高突起，皮肤松弛地贴在骨头上，像一层薄薄的蜡纸。手臂细得像筷子，腿细得像竹竿。

有的人还睁着眼睛，但眼神已经完全涣散，瞳孔放大，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有的人闭着眼，从胸口微弱的起伏判断，还残存着一丝生命的迹象。有的人嘴唇干裂得像树皮，张着嘴，发出微弱的呻吟。还有的人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他们躺在冰冷的地上，身下没有任何铺垫。身上盖的是破旧的棉絮和麻袋片，有些已经完全失去了保暖作用。地上散落着一些草根、树皮、不知名的植物根茎，上面沾满了泥土和沙子，显然是从地里刨出来的。

在窝棚角落，有个用土块和石头垒起的小灶台，上面扣着一个破铁锅。锅破了好几个洞，用铁丝和泥巴勉强糊住。锅下还有微弱的火在燃烧，锅里的液体正咕嘟咕嘟冒着泡，散发出那缕青色的烟雾。

钱瑛走到锅边，低头看了一眼。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身体微微颤抖。

锅里煮的是一些难以辨认的东西，似乎是某种野生植物的根茎，混着观音土和一些看起来根本不能吃的杂质。液体呈现出诡异的青灰色，黏糊糊的，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这种东西，别说人吃，连牲口都不会碰。

钱瑛转过身，看到随行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脸色煞白，嘴唇发抖。这个年轻人参加工作还不到两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他捂着嘴，强忍着没有吐出来。

这时，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看守模样的人匆匆赶来，后面跟着几个人。他们看到钱瑛一行，神色立刻变得紧张和警惕。看守快步走上前来，语气强硬地质问来者的身份。

钱瑛没有废话，她从口袋里掏出证件，展示给看守看。当看守看清证件上的内容时，脸色骤变，刚才的强硬态度瞬间消失，变得支支吾吾起来。

钱瑛简短地询问了这里的情况。她得知，这个地方叫夹边沟农场。

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市东北约30公里处，正好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这里原本是一片盐碱地，土地贫瘠，寸草不生。周围是荒凉的戈壁和沙丘，最近的村庄也在十几公里外。

农场建于1954年，最初是个劳改农场，关押刑事犯人。1957年开始，这里的性质变了。陆续有来自甘肃各地的三千多人被送到这里。他们来自不同单位，有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工程师，也有工人、农民。最年轻的只有二十出头，年纪最大的已经六十多岁。

钱瑛在农场里走了一圈，看到的景象让她心如刀绞。

在一排土坯房里，她看到更多骨瘦如柴的人。这些房子的条件比窝棚稍好一点，至少有墙有顶，但也仅此而已。房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窗户没有玻璃，只用破纸糊着，四处漏风。

房间里住着几十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相互取暖。但很多人已经连体温都很难维持了。他们躺在地上，有的盖着破棉絮，有的连被子都没有，只能抱着膝盖蜷缩成一团。

钱瑛注意到，这些人的手脚都出现了浮肿，按下去一个深深的坑，半天都弹不起来。这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的饥饿性水肿。更严重的是，许多人的皮肤呈现出不正常的黄色，眼白也是黄的——这是肝功能严重受损的表现。

钱瑛询问看守，这些人每天能吃到多少粮食。看守支支吾吾地说，原本定量是每人每天几两原粮，但经常供应不上。有时候好几天才能吃上一顿，而且往往只是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

钱瑛继续往前走，来到了农场的后山沟。

她看到的景象更加触目惊心。山沟里堆积着数以百计的尸体，层层叠叠。有的还没来得及掩埋，有的只是草草用沙土盖了一层薄薄的土。寒风吹过，掀起薄薄的沙土，露出下面的衣服碎片、骨骼和头发。

看守解释说，死的人太多了，根本来不及好好安葬。而且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挖深坑，只能随便挖个浅坑，把尸体放进去，盖上一层土就完事了。有时候一天要死几十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到了后来，甚至连浅坑都不挖了，直接把尸体扔到山沟里，用沙土随便盖一下。

钱瑛强忍住内心的震撼和悲痛，开始向农场管理人员了解详细情况。她要求查看农场的记录档案。

根据农场的记录，1957年10月到1958年底，这里陆续接收了三千一百三十六人。那时虽然条件艰苦，但还能维持基本生活。1959年开始，情况急转直下。全国性的粮食短缺波及到这里，而农场本身的收成又极其有限。

到了1960年，情况彻底恶化。粮食供应降到了每人每天四两原粮的水平，后来又降到三两、二两。到了秋冬季节，甚至经常断粮，一连几天吃不上饭。

人们开始大量吃野菜、草根、树皮。农场周围几十里范围内，凡是能吃的野菜都被挖光了。树上的树皮被剥得一干二净，有些树因为失去树皮而枯死。

到了冬天，连野菜都找不到了。人们开始挖地里的草根，啃骆驼刺，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白色的黏土，吃下去能暂时产生饱腹感，但无法消化吸收，会在肠道里结块，导致腹胀、便秘，最终肠梗阻而死。即便如此，还是有人不停地吃，因为这能让他们暂时忘记饥饿的痛苦。

从1960年春天开始，农场开始大规模出现死亡。起初是一天一两个人，大多是年老体弱的。后来死亡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十几个，几十个。到了11月份，每天都有四五十人死去。

管理人员告诉钱瑛，他们不是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情况。从1960年春天开始，他们就多次向上级反映粮食短缺、人员大量死亡的情况。但上级的回复总是说正在想办法调拨粮食，让他们再坚持一下。可是粮食始终没有调来，或者调来的量远远不够。

钱瑛让随行人员详细记录农场的各项数据。

统计结果让人震惊：农场原有三千一百三十六人，到1960年11月中旬，还活着的只有六百三十七人。也就是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有两千四百九十九人在这里失去了生命。这个死亡率超过了79%，几乎每五个人中就有四个死了。

钱瑛站在那片掩埋尸体的山沟边，寒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在寒风中几乎要冻结。

五十七岁的她，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见过无数残酷场面，但此刻，她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两千多条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上。

钱瑛转过身，目光扫过那些还活着的人。六百多个骨瘦如柴的躯体，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用不了多久，他们也会步那两千多人的后尘。

这时，看守小声告诉钱瑛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离夹边沟不远的明水农场，情况更加严重。那里同样关押了大批人员，死亡人数更多。整个河西走廊，类似的农场还有好几个。

钱瑛的心猛地一沉。夹边沟不是孤例，类似的悲剧正在更大范围内发生。

天色渐暗，气温骤降。那些还活着的人蜷缩在破败的窝棚和土房里，等待着又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转变。

钱瑛快步走向农场场部的办公室。她必须立即行动，每拖延一分钟，就可能有更多的人死去。

钱瑛立即向中央报告了夹边沟的情况。

1960年11月25日，中央派出以钱瑛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为副组长的检查组，专门到夹边沟农场检查抢救人命的情况。

仅仅一周后，1960年12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在兰州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西兰会议"或"兰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纠正这几年"左"倾蛮干的歪风，抢救人命。

会议指出，中央决定调给甘肃省5亿斤粮食，救济灾区。会议决定，由中央工作组、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加强对全省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

会后，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对甘肃省委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汪锋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高健君任第二书记。张仲良改任省委第三书记，后于1962年12月调离甘肃。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但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喜讯。六百多个幸存者，终于等来了活下去的希望。

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但钱瑛自己的命运，却没有那么幸运。

1973年7月26日，钱瑛去世，终年70岁。五年后，1978年3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钱瑛平反，并将其骨灰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历史不会忘记那个1960年11月的下午。

一次偶然的迷路，一缕诡异的青烟，一个果断的决定——钱瑛用她二十多年地下工作练就的敏锐，发现了这片戈壁滩上正在发生的惨剧。

她挽救了六百多条濒临死亡的生命，也揭开了一段被掩盖的历史真相。而她自己，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

但历史终究会还她一个公道。就像那些长眠在夹边沟的两千多个亡灵，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那段苦难，也不会忘记那个在寒风中含泪调车展开救援的女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