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女子恳求张伯驹带她走，自称清白之身

1941年6月5日，上海。张伯驹坐上汽车，准备去码头接朋友。

车刚出弄堂口，三个黑衣人冲上来，司机被拽下车，车开走了。8个月后，这个民国公子才重见天日。

绑匪要300万伪币，他宁可送命，也不卖一张画。

1935年，上海滩烟雨迷蒙。37岁的张伯驹来上海查账。盐业银行总稽核，挂名的差事，他不爱。真爱的是琴棋书画，是那些流传千年的墨宝。朋友做东，带他去了书场。琵琶声起。

打听下来，女子叫潘素，原名白琴。苏州望族潘世恩的后人，前清状元的血脉。13岁那年母亲去世，继母进门，日子就变了。继母嫌她吃闲饭，把她送到书场操琴挣钱。名门之后，落到这步田地。张伯驹动了心思。

他托人递话：我想赎你出去。

消息传出去，麻烦来了。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就看上潘素，放了狠话，谁敢动人就动枪。张伯驹不是莽汉，他知道硬碰硬就是送死。于是找朋友帮忙，设了个局，请臧卓赴宴。宴会设在城西，离书场远。

臧卓一走，张伯驹立马行动。

车停在后门，几个人冲进去，拉起潘素就跑。连夜上了去苏州的火车。车开动那一刻，潘素才回过神来，这个北方来的公子，是真要带她走。

1937年，他们在苏州虎丘寺完婚。拜见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给他们取法号，张伯驹叫慧起，潘素叫慧素。从此潘素这个名字，伴她一生。

婚后张伯驹做了件事，让所有人意外。他把三房妻妾都送走了，给钱给房子，好聚好散。从此家里只留潘素一人。一个风流公子，收了心。

但潘素很快发现，嫁给张伯驹，就是嫁给了他的执念。

1927年，30岁的张伯驹在琉璃厂闲逛，看到一块匾额。"丛碧山房"四个大字，苍劲有力。卖家说：康熙御笔。张伯驹看了半天，买下了。这是他收藏生涯的起点。从此他给自己号"丛碧"，把弓弦胡同的宅子也改名"丛碧山房"。

父亲张镇芳临终前握着他的手：你要撑起这个家。张伯驹含泪答应。但父亲一走，他还是扎进了书画堆里。盐业银行董事长的位子，他只是挂名，真正的心思，全在那些古董字画上。

1936年，消息传来：溥儒手里的唐代名画《照夜白图》被卖到国外。张伯驹听到这消息，如同丧子。

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手里有件宝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这幅帖子写于公元300年前后，比《兰亭序》还早79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收藏界尊称"中华第一帖"。

张伯驹找到溥儒：无论如何，不能让《平复帖》再流出国外。溥儒开价：20万大洋。

那是什么概念？鲁迅在北师大当教授，月薪300大洋。20万大洋，相当于一个教授55年的工资。

张伯驹拿不出这笔钱。他只能劝，只能求，只能请张大千出面斡旋。降到6万，溥儒还是不松口。

僵局持续到1937年。溥儒的母亲去世，办丧事急需用钱。张伯驹抓住机会，托著名学者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谈妥：4万大洋。

张伯驹先付了2万，剩下的2万，潘素把首饰全卖了。

帖到手那天，张伯驹把书房改名"平复堂"。后来有日本人托人来谈，愿出30万大洋收购。张伯驹连见都不见：黄金易得，国宝无双。

潘素懂了。这个男人不是在收藏，他是在抢救。

张伯驹刚花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道服赞》，手头已经紧了。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游春图》落入他人之手。卖房。

弓弦胡同的大宅，李莲英的旧居，十几亩地，卖给辅仁大学。换来2.1万美元，兑成黄金。到交割那天，马霁川说黄金成色不够，要补20两。

潘素二话不说，把刚攒的首饰又卖了。

画到手，两人搬进城外破旧的承泽园。从豪宅搬到陋室，潘素没抱怨过一句。她知道，这些画不是他们的，是民族的。旁人都说张伯驹是败家子，只有潘素明白，他在做什么。

1941年6月5日，早晨8点40分。电话响了，有朋友从北平坐船到上海，让张伯驹去码头接人。他匆匆出门，交代司机先去外滩。车刚出弄堂口，三个黑衣人冲出来。

司机被拽下车，张伯驹还没反应过来，车就开走了。

两小时后，车在巨籁达路被发现，空空如也。张伯驹消失了。第二天，《申报》头条：盐业银行总稽核张伯驹遭绑架。消息传回家中，潘素瘫坐在地。她知道，绑匪冲着什么来的。果然，绑匪开价：300万伪币。

潘素四处求人。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回电报：此为个人之事，与行无涉。言下之意，银行不管。

潘素回到家，抱着被子大哭。卖画，丈夫就能回来。不卖，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她想过无数次妥协，但每次想到他的眼神，就又硬下心肠。僵持了8个月。

绑匪急了，写信来：七日内拿出40万伪币，否则送棺材到家门口。潘素慌了。她卖首饰，卖家具，到处借钱。最后是张伯驹在天津的三夫人王韵缃出手，用家里的股票凑够了赎金。

1942年2月，张伯驹获释。出来时他已经骨瘦如柴，但第一句话是：画还在吗？潘素点头，泪流满面。这场劫难让他们明白，上海不能待了。他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那些画怎么办？带不走，又不能留下。潘素想了个办法。

她把《平复帖》、《游春图》等珍品，一件一件包好，缝进被子和棉衣里。一路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河南，从河南到西安，辗转数千里，担惊受怕，最终把画安全带到西安。

1944年，西安玄风桥的寓所，朋友们围坐一堂，观赏这些失而复得的国宝。所有人都为这对夫妇的坚守而动容。

但张伯驹心里清楚，这些画不能一直藏在家里。它们属于这个国家，属于所有人。

1956年初，北京。政府号召各界人士购买公债券，支援国家建设。张伯驹和潘素商量，想响应号召，但家里没钱。几十年收藏下来，已经负债数万。

张伯驹看着那些画，做了个决定。捐。

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1957年，捐赠的第二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原因是他主张解禁传统京剧《马思远》。一夜之间，从民族功臣变成"反党分子"。

那是他留给自己"以娱老景"的最后一件宝贝。上海博物馆出价1万元，北京出价更高，他都舍不得。但为了让吉林省博物馆的藏品更完整，他还是捐了。

1979年，张伯驹的"右派"身份被平反。此时他已经81岁，身体每况愈下。

1980年夏天，画家陪他游颐和园。有领导问：张老，您考虑过建博物馆，把作品传世吗？张伯驹笑了：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潘素继续作画，她的作品曾作为国礼送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老布什、日本天皇。

1992年，潘素去世，终年77岁。晚年的他们，住在北京后海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没工作，没户口，没粮票，靠朋友接济度日。曾经的民国公子，曾经的万贯家财，最后只剩下一张奖状，和那些永远留在故宫的国宝。

张伯驹生前写过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做到了。

今天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平复帖》、《游春图》、《张好好诗》，都是这对夫妇用命换来的。他们倾家荡产，只为让国宝留在中国。绑匪要他拿画换命，他不换。日本人出30万大洋买画，他不卖。国家给20万奖励，他不要。

这就是张伯驹和潘素。一个散尽家财的收藏家，一个倾尽所有的妻子。他们守住的，不仅是那些画，更是中国人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