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在一篇2006年的病例报告上贴出了“关注声明”,震动医学界。这篇报告声称一名婴儿因母乳中含有吗啡而中毒死亡——而其结论,被质疑多年,甚至可能构建了一整个本不该存在的儿科药理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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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儿童医院
这不仅仅是一篇论文的存疑。它牵涉出一位曾备受尊敬的学者、一家已被关停的实验室、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学术追问,以及背后可能被错误影响的无数哺乳母亲与婴儿。
一桩悬案,一篇“奠基”论文
2005年,一名男婴死亡。他的母亲当时正在服用含有可待因的止痛药泰诺3号(可待因在体内会代谢为吗啡)。
2006年,时任多伦多病童医院“母亲风险”药物检测实验室创始人的吉迪恩·科伦(Gideon Koren)在《柳叶刀》上发表病例报告,将婴儿死因指向母乳中的吗啡。
科伦以此案例为据,多年来公开宣称:哺乳期母亲使用可待因,可能对婴儿构成致命风险。
这篇论文,成为许多后续医疗建议的“理论基础”。
质疑从未停止
2008年,《柳叶刀》就刊登过读者来信,质疑母乳中的吗啡剂量是否真能达到致命水平。科伦团队的解释是:婴儿母亲是“超快代谢者”,身体转化可待因为吗啡的效率极高。
然而,真正的重磅质疑在2020年到来。多伦多大学的药理学家大卫·尤林克(David Juurlink)与同事发表综述,直指关键漏洞:
即便母亲是超快代谢者,母乳样本中的吗啡浓度也相对很低;
婴儿血液中测出的是可待因(而非吗啡),且浓度比从母乳中可能摄入的高出100倍。
这强烈暗示,婴儿的死因可能根本与母乳无关。
科伦与“母亲风险”实验室的崩塌
科伦本人,早已深陷丑闻。
他创办的“母亲风险”实验室,曾为无数儿童保护案件和刑事案件提供药物酒精检测报告。然而,2015年《多伦多星报》的调查揭开黑幕:该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不充分且不可靠”。
科伦随即从病童医院辞职,医院对其超过400篇论文展开审查。该实验室也已关停。
科伦此后移居以色列。据统计,他目前至少有6篇论文被撤稿,其中一篇被撤原因明确包括“学术不端行为”。
数据伪造?
今年1月,《纽约客》杂志发布了对此案长达一年的调查报道。就在报道刊出前几天,论文的合著者之一帕瓦兹·马达迪(Parvaz Madadi)——她曾是科伦实验室的博士生——主动致信《柳叶刀》,要求撤稿。
她提出了爆炸性的新指控:科伦伪造了毒理学数据。
此外,她表示自己并未参与这两篇论文的撰写(她的名字曾出现在科伦其他两篇已被撤稿的文章中)。
基于这些新的“数据伪造、作者身份及伦理问题”指控,《柳叶刀》最终贴出了“关注声明”,并再次将调查任务交回给多伦多病童医院。
“这不是一个婴儿的事”
对于长期追踪此案的尤林克教授而言,这篇论文的危害远不止于学术不端。
“这不只是一个婴儿死亡的问题。这是数以百万计的婴儿因为母亲服用阿片类药物而未能被母乳喂养。这是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基于一个神话,在围产期被调整了镇痛方案。更重要的是,正因为这个叙事,一些婴儿死亡被错误地归咎于母乳。”
他认为,病童医院此次必须“正确地完成调查”。而此前,医院在2023年曾将此案简单定性为“科学分歧”,询问科伦等人是否“坚持其发现”后便草草了事,被尤林克斥为“完全不称职的调查”。
未完的问责
目前,《柳叶刀》拒绝进一步评论,等待医院的调查结果。科伦则至今未能取得联系。
一篇论文,十六年争议,无数被影响的医疗决策与家庭选择。科学在自我纠错,但代价由谁承担?
当“奠基性”研究被撼动,它留下的巨大空洞与连锁反应,需要整个学术共同体以最大的诚意与严谨来修补。
(本文综合自《柳叶刀》、Retraction Watch、《纽约客》、《多伦多星报》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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