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面有七种选择
金玉珍站在超市的方便面货架前,已经站了十七分钟。
她的手指在七种不同包装上犹豫不决:红烧牛肉、老坛酸菜、香菇炖鸡、鲜虾鱼板、香辣牛肉、西红柿打卤、还有一款韩国进口的辛拉面。在平壤,方便面只有一种:印着“黎明”商标的白色包装,面条是直的,调料包里只有盐和味精。
“同学,你挡道了。”推着购物车的大妈不耐烦地说。
玉珍慌忙让开,随手抓起一包红烧牛肉面。走到收银台时,她又折回去,换成了老坛酸菜。走出超市后,她在寒风中站了一会儿,又第三次折返,最终买了最便宜的香菇炖鸡面。
不是因为钱——虽然她每月生活费只有300元人民币。是因为选择本身让她恐慌。
在平壤,人生不需要选择。早上六点起床广播,七点集体早餐,八点上课,十二点午餐,下午劳动,晚上学习,九点熄灯。像一条精确的流水线,每个人都是标准零件。
而在这里,连一包方便面都有七种可能。
回到宿舍,玉珍用热水壶泡面。热水浇下去的瞬间,调料包的香气弥漫开来。她盯着碗里逐渐变软的面条,突然想起出国前母亲的叮嘱:“到了那边,别人给你什么就吃什么,别挑。”
可是母亲,这里没有人“给”我什么。这里的一切都需要自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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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ZARA时,玉珍以为这是宫殿。
不是因为装潢奢华——事实上,这家店的装修相当简洁。是因为那些衣服就那样挂着,任何人都可以摸,可以试,可以穿上身对着镜子照,然后说“不要了”,再挂回去。
在平壤,商店是神圣的地方。你需要先在柜台看样品册,选定款式和尺寸,付款,然后营业员去仓库取货。你不能摸,不能试,买了就不能退。每一次购物都是一次承诺。
而这里,承诺是不存在的。爱情也是。
周三下午,玉珍陪中国室友小敏去逛街。在三楼女装区,小敏试了八条裙子,每条都拍了照,发给微信里三个不同的男生。
“这个蓝色显白,发给学长看。”“这条黑的性感,给男朋友。”“哇这个粉色好可爱,发给办公室那个小奶狗。”
玉珍坐在试衣间外的长椅上,听着小敏在帘子后面自言自语。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绞在一起——在平壤,一个女孩同时和三个男生暧昧,是要被送去思想改造的。
更让她震惊的是接下来的对话。
小敏穿着一条红色连衣裙出来,转了个圈:“怎么样?”
“好看。”玉珍说。
“那我要了。”小敏说着,突然又皱起眉,“不过王浩喜欢清纯的,李哥喜欢成熟的,张明……算了,张明配不上这条裙子。”
她转身回试衣间,把裙子脱了下来。
那条价值399元的红色连衣裙,就这样被留在了试衣间的挂钩上,像一段被试穿后又放弃的爱情。
回去的地铁上,小敏刷着手机,突然笑出声:“三个都回了。学长说好看,男朋友问是不是太露,小奶狗发了爱心表情包。”
“那你……选哪个?”玉珍小心翼翼地问。
小敏抬起头,眼睛在手机屏幕的映照下亮得惊人:“选?我为什么要选?都吊着呗,看谁表现好。”
玉珍转过头,看着地铁窗外飞驰而过的广告牌。有一块广告上写着:“年轻,就要拥有无限可能。”
无限可能。包括同时拥有三个男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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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珍第一次知道“外卖”这个词,是在某个凌晨一点。
宿舍已经熄灯,她因为时差睡不着,听见下铺的小敏在打电话:“……对,老地方,麻辣烫多加辣,奶茶要波霸,半小时能到吗?行,给你加五块小费。”
半小时后,敲门声响起。小敏穿着睡衣开门,接过塑料袋,手机扫码付款。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
玉珍躲在被子里,心跳如鼓。在平壤,夜晚属于国家。九点宵禁后,街道上只有巡逻队的脚步声。如果你想在半夜吃东西,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是特权阶层,有私人厨房;要么你在做违法交易。
而现在,在这个普通的中国大学宿舍里,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用手机就能买到半夜的食物。不需要特权,不需要违法,只需要28元钱和等待半小时的耐心。
更让她世界观崩塌的是“小费”这个概念。给小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提供服务的人可以因为服务好而获得额外报酬,意味着价值可以浮动,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通过“更努力”来获得“更多”。
在她的祖国,报酬是固定的。工厂工人每月工资3000朝元,教师3500朝元,医生4000朝元。没有奖金,没有小费,没有“因为你做得更好所以给你更多”。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一样,无论努力与否。
第二天,玉珍偷偷下载了外卖软件。她注册账号时手在抖——这可能是违法的,使用外国软件。但小敏说:“怕什么,大家都用。”
浏览页面时,她再次经历了“选择的眩晕”。光是奶茶就有47种:珍珠奶茶、椰果奶茶、布丁奶茶、红豆奶茶、燕麦奶茶……每种奶茶还可以选择甜度、温度、加料。
她最终什么也没点。不是因为没钱——虽然确实没钱。是因为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自由。
自由是可怕的。当一切都成为可能,选择就成了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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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教会玉珍的最后一件事,是记忆可以修改。
那天她在图书馆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窗外,一个中国男生在给女朋友系围巾。雪花飘落,两个人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化成白雾,画面美好得像电影截图。
拍完后,她习惯性地打开修图软件——这是小敏教她的。调整亮度,增加对比度,加一个“冬日恋歌”滤镜。然后她发现了一个新功能:“消除笔”。
手指划过,那个男生消失了。再划,女生也消失了。继续划,雪花、树木、图书馆的外墙,全部消失了。
最后屏幕上只剩下一片纯白,像从未有人存在过。
玉珍盯着那片白,突然感到寒冷。不是身体的冷,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如果记忆可以这样轻易修改,那什么是真实的?如果过去可以这样随意删除,那我们是谁?
她想起在平壤的家。客厅墙上挂着三代领袖的照片,从祖父到父亲,每天早晨都要擦拭。那些相框不能移动,不能更换,不能质疑。它们是记忆的锚,把一家人固定在历史和国家的坐标系里。
而现在,她手里这个小小的机器告诉她: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删除的。爱情、风景、甚至你自己。
那天晚上,玉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平壤,掏出手机给家人看沈阳的照片:超市的货架、试穿的衣服、半夜的外卖、修图后的空白。
父亲看着看着,突然说:“这些都是假的。”母亲说:“你被资本主义腐蚀了。”弟弟说:“姐姐,你变了。”
醒来时,枕头是湿的。玉珍拿起手机,打开相册,手指悬在“全选-删除”的选项上。
她没有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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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结束前一周,玉珍做了一个实验。
她去了学校后门的小吃街,站在十字路口。左边是麻辣烫,右边是烧烤,前面是奶茶店,后面是煎饼果子。每个摊位都冒着热气,散发着香气。
她决定:今天要做出所有错误的选择。
第一步,她走到麻辣烫摊前,对老板说:“每样都来一点。”老板惊讶地看着她:“姑娘,那得五十块钱起步。”“嗯,每样都来。”
第二步,等待时,她去隔壁奶茶店:“要最贵的,加所有能加的料。”第三步,拿着奶茶,她又去烧烤摊:“这个、这个、这个,各来五串。”第四步,最后去煎饼果子摊:“加三个鸡蛋,两根火腿肠,所有酱都要。”
二十分钟后,她面前摆着:一大碗堆成小山的麻辣烫(根本吃不完),一杯插着三根吸管的超级奶茶(甜到发齁),十五串各种烧烤(油脂滴到塑料袋上),还有一个厚得像砖头的煎饼果子。
玉珍在路边坐下,开始吃。她吃得很慢,很仔细,品尝每一种味道。辣、甜、咸、香,在口中混合成一种陌生的、复杂的、令人晕眩的滋味。
有人路过,投来奇怪的目光。可能在想:这个女生疯了,买这么多,肯定吃不完。
是的,她吃不完。她根本不想吃完。
她只是想证明:我可以浪费。我可以选择错误的、过量的、不合理的。我可以买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吃我根本吃不完的食物,做我根本不应该做的事。
因为在这里,没有人会阻止我。没有配给制,没有宵禁,没有思想警察。只有我,和我的选择。
吃到一半时,玉珍吐了。不是食物的问题,是心理的。她跑到路边垃圾桶,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全吐了出来。
吐的时候,她在哭。
不是为了浪费的食物,不是为了花掉的钱。是为了那个在平壤永远不会这样做、不敢这样想、甚至不知道可以这样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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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线上的顿悟
回国那天,玉珍在丹东火车站买了最后一包方便面。
这次她没有犹豫,直接拿了最贵的韩国辛拉面。过边境时,朝鲜海关人员检查她的行李,看到那包方便面。
“这是什么?”“方便面。”“为什么带外国食品?”“想给弟弟尝尝。”
海关人员撕开包装,检查面饼和调料包。玉珍的心跳得很平静——她知道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违禁品,没有纸条,没有记忆卡。
但有的东西是检查不出来的。
比如她知道,方便面可以有七种味道。比如她知道,爱情可以试穿后退货。比如她知道,夜晚可以交易。比如她知道,记忆可以删除但选择不能。
海关人员把方便面扔回她的箱子:“过去吧。”
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玉珍打开那包方便面,干嚼了一口。面条在齿间碎裂,发出清脆的声音。很咸,很硬,不好吃。
但她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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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她的选择。在无数可能性中,她选择了这包最贵的、最不适合干嚼的、最可能被海关扣下的方便面。
母亲在平壤火车站接她。拥抱时,母亲在她耳边说:“瘦了,那边吃得不好吧?”
玉珍想起那碗没吃完的麻辣烫,那杯甜到发齁的奶茶,那十五串烧烤,那个厚得像砖头的煎饼果子。
“嗯,吃得不好。”她说。
这是她回国后说的第一个谎。她知道,未来还会有无数个。
晚上,全家人围坐吃饭。弟弟好奇地问:“姐,中国什么样?”
玉珍夹了一筷子泡菜,想了想,说:“和中国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不过他们的超市很大,东西很多。”
“多到什么程度?”弟弟眼睛发亮。
玉珍放下筷子,看着弟弟年轻的脸。她想起那个站在方便面货架前恐慌的自己,想起第一次用外卖软件时颤抖的手,想起删除照片时那片刺眼的白。
最后她说:“多到……你会不知道选什么好。”
父亲点点头:“所以还是我们这里好,简单。”
母亲给她盛饭:“回来就好,回来就安心了。”
玉珍接过饭碗。雪白的米饭冒着热气,每一粒都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形状。这是国家配给的米,是标准的、安全的、不会让人恐慌的米。
她吃了一口。很香,很软,很熟悉。
她知道,从明天开始,她又要成为平壤的金玉珍了。但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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