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十八口年夜饭都要我做，我冷笑出门旅游，不到半月婆婆打电话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正在办公室赶年终总结的最后一部分，手机在桌上震动起来。是婆婆。

“淑芬啊，”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贯的不容置疑，“今年年夜饭还按老规矩，你做。菜单我发你微信了，有十八个菜，比去年多三个。你小叔子一家今年也回来过年，还有你大姑姐的公婆也过来。”

我握着手机，手指关节微微泛白。电脑屏幕上，“年终总结”四个字在光标跳动下忽明忽暗。

“妈，我今年可能...”

“知道你工作忙，所以提前告诉你。”婆婆打断我，“食材腊月二十八去买，我让小军陪你。记得早点开始准备，十八口人的饭可不简单。”

小军是我丈夫。

“妈，其实我...”

“好了，我这边还有事，挂了。”电话被挂断。

办公室里暖气很足，我却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椎升起。十八个菜，十八口人，我一个人做。老规矩。

结婚七年，这个“老规矩”执行了七年。第一年，我作为新媳妇，想在婆家表现，主动请缨做年夜饭。从此，这就成了我的固定“年关”。

十八个菜是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从腊月二十九开始，我要在厨房站整整两天。炖煮蒸炸，煎炒烹烤。要准备鸡鸭鱼肉，要处理海鲜山珍，要做南方的甜品，也要做北方的面食。因为婆家是南北结合的家庭，婆婆是北方人，公公是南方人，两边口味都要兼顾。

而其他人呢？公公和丈夫的兄弟们会在客厅喝茶看电视，妯娌们会借口看孩子躲得远远的，大姑小姑会聚在一起讨论最新款的包包和化妆品。婆婆是总指挥，坐在厨房门口的高脚凳上，一边嗑瓜子一边指点江山：“这个火候不够”“那个颜色不对”“你怎么这么慢”。

去年，我在炖鸡汤时突然眼前一黑，差点晕倒在灶台前。扶住流理台缓了好一会儿，听到客厅传来哄笑声——是丈夫和他的兄弟们在看相声。

我走出厨房，说我不太舒服。婆婆瞥了我一眼：“大过年的，说什么不吉利的话。鸡汤快好了吧？老大爱吃鸡肉，记得撕碎一点。”

那一刻，我看着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突然觉得很陌生。

小军，我的丈夫，听到动静从客厅走出来：“怎么了？累了就歇会儿。”

我摇摇头，回到厨房。鸡汤的香气氤氲开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那是去年的事了。

今年，我不想再继续了。

晚上回家，小军正在沙发上玩手机。我把婆婆的话转述给他。

“哦，知道了。”他的眼睛没离开屏幕，“到时候我帮你打下手。”

“你去年也这么说。”我平静地说，“然后你在厨房待了十分钟，接了个电话就说公司有急事，走了。”

他抬起头，有点尴尬：“去年是真的有事...”

“前年呢？大前年呢？”我看着他，“结婚七年，你帮过我一次吗？哪怕只是剥个蒜？”

他放下手机：“淑芬，你怎么了？大过年的，别找不痛快。”

“找不痛快的是我？”我笑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工作、做家务、照顾你父母。就过年这几天，我想喘口气，这叫找不痛快？”

“不就做个饭嘛，至于吗？”他皱眉，“再说，我妈就喜欢你的手艺，别人做的她不吃。”

“所以她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让我一个人做十八口人的饭？所以我活该在厨房站两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而你们在客厅欢声笑语？”

小军站起来：“李淑芬，你这话过分了。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做顿饭怎么了？哪个媳妇不做饭？”

“哪个媳妇一个人做十八口人的饭？”我反问，“你大嫂呢？你二嫂呢？你妹妹呢？她们怎么不做？”

“她们...她们不是没你手艺好嘛。”小军的语气软了些，“好了好了，今年我保证帮你，真的。”

我没有再说话。因为我知道，他的保证和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保证一样，最终都会变成空气。

深夜，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着，是我刚刚预订的机票和酒店——三亚，腊月二十七出发，正月初五回来。两张票，我一个人。

小军翻身，手臂搭在我身上：“睡吧，别想了。”

我没有动。窗外的月光很冷，照在地板上，像铺了一层霜。

腊月二十六，公司年会。我喝了些酒，微醺状态下，我做了一件事——在工作群里发了条消息：“各位同事，我腊月二十七到正月初五休假，手机会关机。紧急工作请联系张经理。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我把婆婆、小军、以及所有婆家亲戚的电话和微信全部拉黑。只留了父母的。

做完这一切，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像是一个负重行走很久的人，终于决定把包袱扔下。

腊月二十七清晨，我拖着行李箱出门时，小军还在睡觉。我在餐桌上留了张字条：“我去三亚过年，初五回。勿念。”

没有解释，没有争吵，就这样安静地离开。

飞机起飞时，我看着窗外渐渐变小的城市，想起七年前嫁到这个城市时的自己。那时候的我，以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以为只要相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七年后，我明白了，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而当其中一个家庭认为媳妇的付出理所当然时，这段婚姻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

三亚的阳光很好，海很蓝。我住在靠海的酒店，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沙滩散步，去海里游泳，去海鲜市场自己挑喜欢的食材找店加工。没有十八个菜的压力，没有十八口人的期待，没有婆婆的指点江山，没有丈夫的视而不见。

大年三十那天，我一个人在酒店餐厅吃了顿精致的年夜饭。餐厅里大多是情侣或家庭，我一个人，点了一份龙虾，一份海胆蒸蛋，一份清炒四角豆，还有一碗鸡油饭。菜不多，但每一道都是我自己想吃的。

窗外，海上升起烟花，璀璨夺目。我举起酒杯，对自己说：“新年快乐，李淑芬。”

手机一直关机，直到正月初三下午才打开。一开机，上百条信息和未接来电涌进来。有小军的，有婆婆的，还有几个妯娌的。

我翻了翻，大致内容都一样：“你去哪了？”“年夜饭怎么办？”“快回来！”“你太不懂事了！”

我一条都没回。只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报平安。

正月初五，我飞回家。开门时，家里一片狼藉。茶几上堆满了外卖盒，地上有烟灰和瓜子壳，厨房水槽里堆着没洗的碗。

小军坐在沙发上，胡子拉碴，眼睛通红。

“你还知道回来？”他站起来，声音沙哑。

“这是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我放下行李箱，开始收拾。

“李淑芬，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这个年我们全家都过得不开心！”他提高声音，“年夜饭没人做，最后只能点外卖！我妈气得高血压都犯了！”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身看他：“所以呢？这是谁的责任？”

“你的责任！”他指着我的鼻子，“你是媳妇，做年夜饭是你的本分！”

“本分？”我笑了，“谁规定的本分？法律吗？还是你妈的家规？”

“你！”他气得说不出话。

“小军，我们结婚七年了。”我平静地说，“这七年，我做了七次年夜饭，一年比一年人多，一年比一年菜多。我累出肩周炎，累到低血糖，你们谁关心过？你妈只会说‘火候不够’‘颜色不对’，你只会说‘不就做个饭嘛’。”

他愣住了。

“今年我不想做了。”我继续说，“所以我走了。我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如果非要说错，那就是我忍了六年，第七年才反抗。”

“你...你至少应该跟我们商量...”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商量？”我摇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累？你听过吗？我跟你妈说过我身体受不了，她怎么说？‘年轻人哪那么容易累’。”

小军沉默了，慢慢坐回沙发上。

我开始打扫卫生，把外卖盒打包，洗碗，擦地。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晚上，我们分房睡了。这是结婚七年来第一次。

正月初八，我上班了。同事们对我突然休假的事很好奇，但我只说家里有事，搪塞过去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下班回家时，小军已经在了，桌上居然摆了几个菜——西红柿炒鸡蛋，青椒肉丝，紫菜蛋花汤，还有速冻饺子。

“我...我试着做的。”他有些局促，“可能不太好吃。”

我尝了一口，盐放多了，但能吃。

“谢谢。”我说。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饭后，小军洗碗，我擦桌子。这种分工，在我们婚姻中是罕见的。

正月二十，婆婆打来了电话。这次我没拉黑她，因为小军说“她真的有话跟你说”。

“淑芬啊，”婆婆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没有了往日的盛气凌人，“你明天有空吗？来家里一趟，妈有话跟你说。”

第二天是周六，我去了婆家。一进门，就感觉到了不同。家里很整洁，但过于整洁，少了往年那种人气。

婆婆坐在沙发上，脸色不太好，确实像生过病的样子。

“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

“淑芬，今年这个年...”她叹了口气，“我们过得不太好。”

我没说话，等她继续。

“年夜饭没人做，最后叫的外卖，孩子们不爱吃，大人们也没胃口。”她揉着太阳穴，“你大姑姐的公婆很早就走了，说吃不惯。你小叔子一家初三就回去了，说家里冷清。”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想明白了。”婆婆看着我，眼神复杂，“这些年，我太依赖你了。觉得你能干，就什么都推给你。忘了你也会累，也会不高兴。”

我没想到她会说这些，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小军跟我谈了几次。”婆婆继续说，“他说你这几年很累，身体也不好，但我从来没当回事。我以为...我以为媳妇做这些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妈。”我终于开口，“我愿意做，是因为我把这里当家，把你们当家人。但如果我的付出被当成理所当然，那我为什么要继续？”

婆婆点点头：“你说得对。我以前...太糊涂了。”

她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给你的，算是...补偿吧。”

我打开，里面是一沓钱，还有一张手写的菜单。

“钱是给你的辛苦费，虽然不多，但代表我的心意。”婆婆说，“菜单是今年的年夜饭菜单，我重新拟的。十八个菜，但旁边都写了负责的人。你看，这个鱼你大姑姐做，这个鸡你大嫂做，这个甜点我负责...”

我看着那张菜单，每个菜后面都写了一个名字，分配得清清楚楚。我的名字只出现了三次，都是我的拿手菜。

“以后每年的年夜饭，我们都这么分配。”婆婆说，“一家人，就该一起忙活，不能光让你一个人累。”

我看着这个强势了七年的女人，突然觉得她老了，鬓角的白发藏不住了，眼角的皱纹更深了。

“妈，谢谢。”我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婆婆的眼圈红了，“谢谢你忍了我这么多年，谢谢你在最后用这种方式让我清醒。”

那天离开婆家时，小军在楼下等我。

“谈得怎么样？”他问。

“挺好。”我说，“你妈...变了。”

“是我跟她吵了几架。”小军苦笑，“我告诉她，如果你再不回来，我就跟你搬出去住，以后也不回来过年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

“淑芬，对不起。”他握住我的手，“这些年，我太忽视你了。总以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忘了婚姻是两个人的事，需要共同承担。”

我没有甩开他的手。海边的风很冷，但他的手掌很暖。

“我会改。”他说，“真的。”

回家路上，我们经过超市。小军说：“今晚我做饭吧，你想吃什么？”

“你决定。”我说。

最后他做了三菜一汤，虽然味道普通，但我们都吃完了。饭后，我们一起洗碗，一个洗一个擦，配合得有些生疏，但很认真。

晚上，我们没有分房睡。小军抱着我，轻声说：“淑芬，谢谢你给我机会改过。”

我没说话，只是往他怀里靠了靠。

夜深了，我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三亚的海，想起独自一人的年夜饭，想起那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场旅行像一场地震，震碎了我七年婚姻中积累的所有委屈和不平，也震醒了沉睡的丈夫和强势的婆婆。

现在，废墟之上，也许可以重建一些东西。

不是回到过去那种“老规矩”，而是建立新的规则——互相尊重的规则，共同承担的规则，平等相处的规则。

一个月后，我在日历上标注了下一个假期。小军凑过来看：“想去哪？”

“还没想好。”我说，“也许还是三亚，也许换个地方。”

“这次带我一起吧。”他说，“我也想去看看，那个让你下定决心改变的地方。”

我笑了：“好。”

窗外，春天来了，树枝上冒出嫩绿的新芽。我想，婚姻就像这棵树，需要修剪，需要养护，有时候甚至需要一场风暴，才能让扎根更深，让枝叶更茂。

而那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我们的风暴。它吹走了七年积累的尘埃，让阳光重新照进来，让我们重新看见彼此，看见这个家的真实模样。

婆婆偶尔还是会打电话来问菜的做法，但语气是商量的，不是命令的。小军开始主动分担家务，虽然笨拙，但认真。

日子还在继续，但有什么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我想，这就是成长吧——在疼痛中醒悟，在失去中收获，在决绝后重建。而那个选择在年关前离开的女人，终于为自己，也为这个家，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和位置。

夜更深了，我关掉台灯。黑暗中，小军的呼吸平稳而温暖。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而这一次，我知道，我不再是一个人在厨房战斗，不再是一个人在婚姻中负重前行。

因为那个曾经视而不见的男人，终于睁开了眼睛；那个曾经理所当然的婆婆，终于学会了尊重；而那个曾经忍气吞声的女人，终于找回了说“不”的勇气。

这一切，始于一场年夜饭的“罢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一个女人终于决定不再委屈自己的决心。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素材来源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