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火之后：叙利亚库尔德问题进入新周期

作为一个西亚地区的跨界民族，库尔德人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国都有分布，然而，作为中东继阿拉伯人、土耳其和波斯之后的第四大民族，库尔德人并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长年以来，库尔德人都在寻求自治与独立建国。

在库尔德人与中东国家的矛盾中，土耳其-库尔德之间的矛盾是最为人知的。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建国开始，土耳其就以吸纳并治理库尔德人作为自身民族政策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文化冲突，治理手段僵化等原因，直至今日，土耳其同化境内库尔德人的进程并不成功，甚至部分学者认为，反而促进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在凯末尔执政期内，库尔德人就发动了阿拉拉特起义，与土耳其进行了直接的武装冲突。在此之后，库尔德人又在多地进行了自治建国的努力，但均未成功。

在过去十年中，随着阿拉伯之春以及叙利亚内战的爆发，中东地区陷入混乱，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借此，多地的库尔德人都试图进行自治独立运动。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党在2017年进行过独立公投，但并未得到国际社会支持，迅速被伊拉克政府所干涉。独立建国并未成功。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随着叙利亚内战，阿萨德政府对叙利亚众多地区失去控制，达成了自治，并控制了油气资源相对丰富的叙利亚东北区域。同时，美国以反恐为由介入叙利亚，库尔德人则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这片罗贾瓦自治区，后来与该地区内其他势力进行联合，成立了以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YPG）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

库尔德人各个势力之间，对自治建国的愿景各有不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与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目前并不寻求独立，而是寻求在当前国境下进行自治。而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党，则进行了失败的独立建国尝试。不同派系之间并不团结，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党曾为土耳其提供方便，允许土耳其军队借路轰炸叙利亚库尔德人。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库尔德多地自治，一定程度上分裂了各地库尔德势力。

一、停火、部署与力量整合

2026年1月5日，叙利亚过渡政府对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武装控制区发动进攻，并接连取得胜利。1月11日，叙利亚政府军将库尔德武装逐出北方重要城市阿勒颇附近，之后进一步控制了塔布卡市和幼发拉底河大坝。

1月中旬，在叙政府军迅速推进东北地区后，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库尔德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达成停火协议，并计划就双方合作展开更具体的安排。这一协议于1月30日由双方正式宣布，标志着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的敌对军事行动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协议提出立即在所有战线上实行全面停战，双方撤军并开始讨论SDF部队与叙利亚国家军事与安全机构的整合，同时计划让叙利亚内政部的安全力量进入此前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地区，如东北部的哈塞克（Al-Hasakeh）与卡米什利（Qamishli）等城市，以逐步恢复国家行政机构的功能。

2月2日，作为停火协议的具体执行步骤，少量叙利亚内务部队进入了哈塞克等库尔德控制区，开始接管民政与安全机构（如护照办公室、机场等）。这次部署进行得相对平稳，没有出现重大暴力冲突，标志着双方在执行停火与分阶段合作上达成了初步默契。协议中的执行步骤还包括将叙利亚民主力量战斗人员重新编入叙利亚正规军，以及将原先由叙利亚民主力量管理的地方行政机构纳入国家体系等等。这些安排使得叙利亚中央政府时隔多年得以在库尔德主导地区恢复象征性权力。

二、库尔德问题的历史根源：叙利亚国家建构中的“未完成议题”

1. 内战之前

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主要集中在其国土东北部，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的边境地区。现代叙利亚国家形成后，库尔德人始终被纳入一个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政治叙事之中。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中，叙利亚都强调其为“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这使得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既未被视为独立民族主体，也未获得制度性自治空间，一直被以“同化“和”安全化“的方式处理。叙利亚政府从未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存在与独立地位，在官方话语中通常将库尔德人描述为“居住在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甚至是“边境地区的社会问题”。库尔德语教育、出版和使用亦被长期严格限制。

阿萨德家族执政时期，叙利亚的国家认同被高度等同于“阿拉伯性”，使得库尔德问题愈演愈烈。1962年，叙利亚政府在哈塞克省进行的“特别人口普查”，导致约12万库尔德人被剥夺国籍。这些库尔德人及其后代被划分为“外国人”或“未登记者”，长期无法获得被法律认可的公民身份，亦无法接受高等教育或参与就业。

20世纪70年代，哈菲兹·阿萨德政府推动“阿拉伯地带计划”：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聚居区强制安置阿拉伯部族人口，同时限制库尔德人土地登记与迁徙，以此打断库尔德人口的连续性，防止其聚居形成威胁中央政权的政治势力。

2. 内战与反 ISIS 阶段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力迅速下降。库尔德政治力量借助权力真空，开始建立以地方委员会、民兵组织和社会服务体系为基础的自治结构，在叙东北部逐渐站稳脚跟。

随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迅速扩张，库尔德武装成为少数具备组织能力、且愿意与西方合作的地面力量。在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支持下，库尔德武装力量逐步整合，承担了反恐行动中的地面作战任务，配合盟军的空中行动。在打击ISIS的过程中，以叙利亚民主力量为核心的库尔德武装逐步向非库尔德地区推进，并在拉卡、代尔祖尔等关键战役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在战争推进过程中同步建立包括地方议会、公共服务与税收体系等治理架构，并吸收大量非库尔德民族人口，逐步成为叙利亚境内一支跨族群、跨地区的力量。

3. 2024年阿萨德政府倒台：库尔德问题的转折

随着 ISIS 的军事失败，叙利亚内战进入相对收敛阶段，库尔德主导地区的治理问题逐渐从“如何生存”转向“如何被承认”，陷入长期的僵局。一方面，叙利亚中央政府不可能在法理上承认SDF对于其控制区的事实自治；另一方面，库尔德政治力量也难以在失去安全自主权的情况下完全接受中央收编。

2024年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带来了新的变量。旧政权的统治模式以高度集权和安全压制为核心，其倒台使得围绕国家结构、地方权力配置与安全治理方式的讨论重新具备空间，为库尔德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国家的重建阶段，展示对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控制能力亦是新政权亟需面临的课题，故而库尔德事实独立带来的挑战也是巨大的。从近期达成的停火与部署安排可以看出，新的叙利亚政府正在通过分阶段整合、联合部署、恢复行政机构等方式，将叙利亚民主力量其逐步纳入国家框架之中。通过融合而非对抗的方式进入新的国家秩序也成为了库尔德力量得以保存的几乎唯一路径。

三、大国与邻国博弈：美国、土耳其与中东格局

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长期问题，不仅源于其国内政治结构的矛盾，更受到大国及地区国家战略调整的影响。

对美国而言，推动叙利亚库尔德问题进入“可管理状态”，与其近年来在中东实施的整体撤出与再部署战略相符。反恐高峰期结束，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重心逐步从直接军事介入转向有限介入。作为反恐时期的关键合作对象，叙利亚库尔德人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已发生变化：继续维持高度军事绑定，不仅难以获得国内政治支持，也可能加剧美国与土耳其、叙利亚政府乃至俄罗斯之间的摩擦。因此，美国在近期的外交操作中，更倾向于支持停火与整合方案，而非维持库尔德武装的长期独立安全地位。

相比之下，土耳其对这一进程的态度更为复杂，也更具矛盾性。作为国内库尔德问题长期存在的国家，土耳其始终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尤其是其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潜在联系，视为直接的国家安全威胁。因此，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本轮停火中得以被纳入叙利亚国家框架符合土耳其的核心安全关切。但与此同时，土耳其也对任何可能“制度化库尔德政治地位”的安排保持高度警惕。安卡拉方面多次公开强调，整合不应演变为变相承认自治，更不能为地区其他库尔德社群提供政治示范。

四、总结

此次停火与整合协议具有阶段性意义，但它既不意味着库尔德自治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叙利亚国家权力的全面回归。从更长远看，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并不会因一次停火而真正消失，它仍将以治理摩擦、权力再分配和外部干预等形式持续存在。当前协议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稳定的终点，不如说是另一轮调整的起点。

此外，叙利亚临时政府在艾哈迈德·沙拉领导下，对叙利亚民主力量发动的成功军事行动，显示艾哈迈德·沙拉对叙利亚的控制力进一步强化。同时，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的油气资源，也对叙利亚临时政府稳定自身提供了更多支持。尽管出身与恐怖组织有大量联系，艾哈迈德·沙拉政权目前显示出了稳定化的趋势。

编辑｜田晓宇 任宇晔

排版｜静怡

审核｜田士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