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友谊：贺老总巧妙打猎立头功，耿飚在大米事件中再立一大功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卡拉奇夜风带着海腥味吹进机场候机楼，耿飚抬腕看表，离总统就职典礼还有不到十个小时。灯火把停机坪照得通亮，他却清楚，那盏盏白炽灯背后，是中国难得的一线外交机遇。

巴基斯坦刚刚改制为共和国，美国的阴影仍笼罩南亚，多数国家对北京保持距离。此时米尔扎当选总统，第一封公开祝贺电报来自北京，而携带国书的耿飚恰好是“少将出身”。职业烙印一下子拉近了他和这位也曾叱咤沙场的总统。周恩来显然算准了这一点。

“明天仪式后，一起去基达打猎如何？”米尔扎在会客室里端起茶杯，语气轻松。耿飚点头答应，同时飞速琢磨——他很清楚，对方不是为了猎物，真正的目标是摸清中国代表团的脉搏。

临行前三天，国内电报传来：副总理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元帅将出席典礼并随行狩猎。耿飚心里踏实多了。红军时期的老上级要来了，两把“老枪”加一位新晋大使，三人同行，胜算大增。

打猎那天一早，直升机掠过荒凉的丘陵。猎场已经布好：三把椅子、一百余名击鼓驱赶野禽的仆从、两百多发12号散弹。米尔扎拍拍椅背示意，“我们军人也该享受一点悠闲的乐趣。”

耿飚第一次见到“坐着射击”的打法，身体还没稳住，鼓声已然震天。成群的黑颈雉像彩色的箭矢钻出灌木。米尔扎首先扣动扳机，火舌闪亮。贺龙随即开枪，但枪声听着总慢半拍。有意思的是，弹壳落地声格外清脆，却屡见雉鸡安然逃遁。

“贺帅，您今天手气不好？”耿飚压低声音。老人家笑得随意：“让客人高兴嘛。”短短一句，点破玄机。两个小时后清点战果：米尔扎四十七只，贺龙二十四只，耿飚二十三只。总统眉开眼笑，连声说“痛快”。

晚宴上，米尔扎提议再访海得拉巴猎区，并主动安排贺龙参观海军基地。巴军方高呼“向中国元帅致敬”，场面热烈。贺龙以几只“漏网之鸡”换来超规格礼遇，这一招可谓妙到毫巅。

友谊在细节里扎根。翌年孟加拉湾洪灾，巴东部稻田尽毁，粮仓见底。总理苏拉瓦底给中国使馆打出急电：“若能调拨六万吨大米，百万灾民可解燃眉之急。”那时正值华北、东北连遭涝旱，中国口粮并不宽裕。耿飚实话实说，周恩来亦皱眉：国内定量制刚收紧，一个“吨”都是沉甸甸的。

几轮电报往返，方案成形：五万六千吨按低于国际行情的价格出售，外加四千吨无偿支援。巴方感激涕零，却又担忧“兄弟吃亏”。他们建议在米袋上醒目印上“中国援助”。耿飚摆手：“写国名就够了，兄弟之间不必标价。”

船抵卡拉奇港，码头工人发现，麻袋上只印着“中国”两个汉字。苏拉瓦底特设记者会，高声宣布：“这是真朋友，不计名利的朋友！”巴国报纸连续三天头版刊载此言，中东多家通讯社跟进。耿飚拿到剪报时说了一句真心话：“这才叫公关，不靠自夸。”

短短几年，中巴你来我往。棉花行情在国际市场猛涨，纺织部急电驻巴使馆：如果按新价采购，国内布票恐要再缩。耿飚再赴总理府，一番商谈后得到一句干脆的回应：“涨别人的，给中国维持老价。”这一口气让上海十几家纺织厂稳住了成本。

更大的工程随后登场。红旗拉甫山口海拔四千七百米，古丝路在此断绝已久。中方提出：各自修路，山口对接。巴方经过不到三天的内阁讨论就拍板。高原工地上，双方修路兵宿营相望，天黑后仍能听见彼此打夯号子。这条喀喇昆仑公路后来被司机们称为“友谊之路”，不是口号，而是沥青里掺着两国工程兵的汗水。

舞台扩大到更远的天际。那时中国若要飞往欧洲，需要在东南亚绕行数千公里。巴基斯坦民航同意开通北京—伊斯兰堡—开罗联程航班，航权谈判里，美方多次以“安全”为由横生枝节。巴外长布托只回一句：“航线决定权在主权国家。”

一九七一年联合国大会第一七五八号决议投票前夕，耿飚回京述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列席汇报，他站起身来向周恩来保证：“我的政府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跑到最后一分钟。”承诺兑现，中国代表团最终入席。场外记者追问巴方代表，他淡淡一句：“朋友理所应当。”

回到最初的猎场，灌木荒野早已铺上公路，枪声成了远去的回音。贺老总那几声“慢半拍”的枪响，当场只是一段雅兴，在后来的历史里却像伏笔，预示着一种相处方式——礼让、体面、换位思考。耿飚的“大米主意”则让对方在饥荒年头感到雪中送炭，也为日后价格谈判赢得最大信任额度。

岁月流转，瓜达尔港口货轮相继靠岸，喀喇昆仑公路车灯通宵不灭，中巴联合空演的轰鸣声划破高原寂静。追根溯源，六十多年前的一次狩猎和数万吨大米，像两枚钉子，把友好的木板钉得结结实实。愿这种彼此成就的故事，被更多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