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七日凉：69岁大姐下葬第二天，子女清掉了她所有的痕迹

下葬第二天，我妈在这个世界只剩三平米

昨天下午三点，我把母亲衣柜里最后一件碎花衬衫叠好，放进捐赠箱的时候，突然听见背后有拉链的声音。一回头，是空的。只有那扇开着的窗，风吹动窗帘的声响。

母亲走后的第二天，我们兄妹三人聚在她住了四十年的老房子里，开始清点她的遗物。

大哥动作最快。天刚亮就来了，拎着几个大号黑色垃圾袋。他站在客厅中央，叉着腰说：“早点弄完早点省心，这房子还得租出去呢。”

小妹低着头，手指反复摩挲着沙发扶手上那个被烟头烫出来的小洞——那是父亲三十年前留下的，父亲走后，母亲一直没换沙发。

“哥，不急吧？”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抖，“头七都没过呢。”

“过了头七更难受。”大哥已经开始整理茶几上的药瓶，“妈这病拖了三年，咱们陪了三年，该尽的孝都尽了。活着的人总得往前看。”

这话听起来很理智，理智得像把手术刀。

上午九点，小妹负责清理厨房。我听见碗碟碰撞的声音，清脆得让人心慌。母亲最爱那套青花瓷碗，是当年她和父亲的结婚礼物，用了四十七年，碗沿都有好几个缺口了。她说有缺口的碗才盛得住福气。

“这些碗……”小妹抱着那摞碗站在厨房门口。

“扔了吧，”大哥从卧室探出头，“现在谁还用这么老旧的碗。”

“我想留两个。”小妹的声音很小。

“留它干啥？占地方。你家里全套崭新的骨瓷餐具还不够用？”

最终那摞碗进了垃圾桶。扔的时候我特意用报纸包了好几层，怕它们碎了发出声音。

十点钟，我们开始清理卧室。这是最难的部分。

母亲的衣柜像个时光胶囊。最里面挂着两件七十年代的的确良衬衫，领子已经磨得发白。中间是九十年代的西装外套，那是她退休前上班穿的。最外面是近几年我们给她买的羊毛衫，标签都没拆。

“这些衣服还都挺新的。”我摸着那件枣红色的开衫，去年母亲节买的。她说颜色太艳，一次都没穿过。

“捐了吧。”大哥已经不耐烦了，“抓紧时间，我下午还约了中介来看房。”

衣服一件件从衣架上滑下来，像褪下的蝉壳。当衣柜空了大半时，我看见最里面的隔板上有个铁皮盒子。

盒子很轻。打开时，锈屑纷纷扬扬。

里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存折或首饰，只有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纸片。最上面是张发黄的粮票，1965年的。下面压着几张黑白照片——年轻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大哥，笑容羞涩；父亲骑着二八大杠，母亲侧坐在后座上，裙角飞扬；我们三兄妹小学时的成绩单，用红笔圈着分数……

“这些破纸片留着干啥？”大哥凑过来看了一眼。

我没理他，继续往下翻。在盒子最底层，有一封没写完的信。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辨认：

“秀兰吾妻：见字如面。在兵团一切都好，勿念。只是昨夜梦到你给我纳鞋底，醒来月光满铺……”后面的字洇开了，像是被水打湿过。

秀兰是我母亲的名字。这封信，应该是父亲年轻时从北大荒寄回来的。他们分居两地整整八年，这些纸片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又是怎么在一次次搬家中幸存下来的？

“看够了吗？”大哥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这些都是废纸，烧了吧。省得看了伤心。”

“我想留着。”我把铁皮盒子抱在怀里。

“随你。”大哥转身走向书架，“这些书总该扔了吧？”

母亲的书架很杂。最上层是毛选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间是琼瑶和三毛，最下面是养生保健大全和一本厚厚的《圣经》——她最后那年开始信教的。

“妈不识字啊。”小妹突然说。

我们都愣住了。是啊，母亲只上过两年小学，大字识不了一箩筐。那这些书……

我抽出一本《撒哈拉的故事》，翻开扉页，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的名字，还有日期：1993.7.。那年我高考失利，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本书是母亲偷偷塞进我书包里的。

又翻开《圣经》，里面夹着很多纸条。有的写着“胃疼，每天三次”，有的写着“大儿子生日，3月18”，还有一张写着“小女儿喜欢吃糖醋排骨，少放糖”。

她不是在看内容，她是在用这些书当备忘录，当日记本，当藏着所有牵挂的保险箱。

下午一点，房子已经清空大半。客厅里堆着十几个箱子，分门别类：捐的、扔的、卖的、留的。

阳光从西窗斜进来，照在地板上，那里原来摆着母亲的藤椅。现在只剩下一圈浅色的印子，像一张褪色的剪影。

我忽然想起昨天葬礼上的一个细节。当棺材即将被推进火化炉时，工作人员问我们要不要留骨灰盒上的照片。大哥说不用了，以后扫墓知道是哪块碑就行。

现在想来，我们清理的何止是母亲的遗物。我们是在抹去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证据。衣服丢了，她就没在这里换过四季；碗扔了，她就没在这里吃过三餐；书没了，她就没在这里思念过谁。

“差不多了。”大哥擦了把汗，“我去联系收废品的。这堆书报纸能卖个几十块。”

小妹突然站起来：“哥，我想去墓园看看。”

“昨天不是刚去过？”

“我还想去。”她已经往外走了。

我追出去。在楼道里，我听见小妹在啜泣。下到三楼时，她停住了，指着墙上一道浅浅的铅笔痕：“这是我十二岁那年量的身高。妈每个月都让我站在这儿，画一道线。”

那道痕已经很淡了，旁边还写着日期：1988.6.12。

我们继续往下走。二楼拐角处有个报箱，锈迹斑斑。母亲直到最后还订着一份晚报，她说就喜欢听送报员喊“301，报纸！”的声音。

走出单元门，门口那棵老槐树下，石凳空着。夏天的傍晚，母亲总坐在这里摇着蒲扇，和邻居聊到星星出来。

原来一个人活过的痕迹，不止在房间里。她在楼道里量过女儿的身高，在报箱前等过一份报纸，在槐树下摇过整个夏天的风。

而这些，我们都要清掉吗？或者说，清得掉吗？

傍晚时分，我们去了墓园。母亲的墓碑很新，在一排排石碑中显得有点孤单。照片确实没有贴——我们选了一张她五十岁时的证件照，大哥说那个年纪“还不算太老”。

我把铁皮盒子里的粮票烧了，灰烬在风中打了个旋。那些照片我偷偷留了下来，夹在了自己的钱包里。

“妈会怪我们吗？”小妹突然问，“第二天就把她的东西都清了。”

大哥沉默了很久，久到天色都暗了。“她要是知道我们为了清她的东西在这儿难过，才会怪我们。”

回去的路上，谁都没说话。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我突然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人走七日凉。”意思是人走后七天，这个人的温度就会从世界上彻底消失。

现在才第二天。

可是当我回头，看见我们三个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投在地上，忽然明白了什么。

那些衣服、碗碟、家具，清得掉。但母亲教大哥写的第一个字，为我熬的第一碗粥，给小妹梳的第一个辫子——这些怎么清？

她在我们的口音里，在我们的习惯里，在我们每次无意识哼出的老歌里。她在我切菜的手法里，在小妹摆筷子的顺序里，甚至在大哥不耐烦时皱起的眉心里——那神情和母亲一模一样。

回到家时，收废品的人已经来过了。房子空荡荡的，说话都有回声。但当我推开窗，晚风吹进来，带着楼下烧烤摊的烟火气时，我忽然觉得母亲还在。

她在每个需要关窗的雨夜，在每个应该加衣的清晨，在每次我们想起“要是妈在就好了”的瞬间。

那些痕迹，我们以为清掉了。其实它们只是换了个形式，从看得见的，变成了看不见的。

夜深了，我最后一个离开。锁门之前，我又看了一眼这个空荡荡的房子。月光洒在地板上，那里曾经摆着一张藤椅，藤椅上坐着一个摇蒲扇的人。

如今藤椅没了，人走了。

但月光还是同样的月光。

我轻轻带上门。在楼道里，我的影子被声控灯投在墙上——那轮廓，竟然有点像记忆中母亲的背影。

原来人走后，不是七天就凉了。而是从那天起，她变成了我们活着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