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杭州：为啥能从潮患小城逆袭？全靠来自中原的新移民

追影视剧《太平年》时候，许多观众都被五代时候吴越国首都——杭州的繁华惊艳过。剧中的杭州，青石板路纵横交错，运河码头商船云集，茶肆酒坊里人声鼎沸，连街头叫卖的小贩都带着几分市井烟火气，可以说是逐渐展现了后世“人间天堂”的雏形。

不少观众由此疑问：为什么在战乱频繁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中原地区民不聊生，百姓穷得都要吃人肉，后晋节度使张彦泽都要以老百姓的肉为军粮，偏居一隅的东南小城杭州却能繁花似锦，最后成为南宋都城和千年文化重镇？这一切除了吴越国的王族钱氏家族治国有方之外，还是着背井离乡的中原“新居民”的涌入，激活了杭州这一座城市的发展潜力。

一 杭州：从滨海小县到崛起前奏

唐代以前，杭州不过是偏居东南一隅的小城。翻阅史料就知道，早期杭州的先天条件并不优越，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人口与文明南迁”的缩影。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时期的“钱唐”（杭州古称）“临浙江，水波恶”。可以看到，最早的杭州，不过是个受钱塘江潮威胁的滨海小县。

自东汉末年黄巾之乱起，中原大地便陷入长期动荡。西晋“永嘉之乱”（公元307年）后，北方士族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这些中原迁移到南方的人口，为南方的开发治理带来了人力资源和农业生产技术，传播了中原文明，杭州由此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规模有限，杭州也没获得真正发展。如《隋书·地理志》记载：“钱唐（杭州旧称）依山带海，地狭水咸。”

这证明隋唐时候的杭州，城区范围仅仅局限在凤凰山麓的狭窄地带，居民饮水困难，常有“水泉咸苦”之患。由于城内河道淤塞，每逢雨季经常内涝，便成泽国，生存条件相当艰苦。

唐朝时候的杭州，虽然升为州治，但城市规模有限，依然是受钱塘江潮威胁的滨海小县。

真正对杭州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唐末五代中原地区的大动荡。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到了唐末黄巢起义（875–884年），中原地区几乎成为废墟，大量士族、工匠、商人纷纷南逃，只要是有些资产的百姓都是为了活命和躲避战乱南逃，逃到相对安定的杭州。

二 技术赋能：中原人如何把杭州从沼泽变粮仓？

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记载，钱弘俶的祖父钱镠（852-932）就是五代中原地区南下移民潮的受益者。钱镠乃是出身在盐贩家庭的吴越国开国君主，在唐末乱世中招募了由8000北方人组成的“八都军”，运用军事力量统一两浙，于907年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

与其他封建割据政权和乱世军阀不同，钱氏三代五王都奉行“保境安民”政策，不主动扩张，专注发展水利、农业与商贸，就是这一种“和平红利”，更是吸引了大批避乱南迁的中原移民。

钱镠知道北方中原人带来是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自然深谙“北人治南地”的道理。因此，在钱镠组建的吴越国朝廷中，60%的官员来自中原，包括曾参与《唐律疏议》修订的沈崧都是中原人。由于中原地区大量文人的涌入，推动吴越国在五代十国中率先实现从军事据点到文化中心的转型。

需要指出，中原地区南下的“新居民”，不是普通的流民，而是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精通儒家礼制、熟悉官僚运作的知识分子与技术阶层。这些中原地区移民选帅把杭州从沼泽变为粮仓。

前面说道，原本杭州生活条件穷苦，再加上地处太湖平原的南缘，原本多湿地、咸碱地，不宜耕种。但中原地区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农田水利经验和牛耕推广技术，令杭州周边迅速成为“鱼米之乡”。

《太平年》第12集展现的“捍海石塘”工程，正是中原人技术输出的典型体现。五代时期，钱塘江的潮患频繁发生，杭州每年因海潮损毁农田达万顷。

于是，吴越国君钱镠采纳北方水利专家罗隐的建议，动用3万民工，以“竹笼装石”技术，用毛竹编笼装石，以巨木绳索固定，从六和塔到艮山门筑起长达33里的捍海长堤石塘，硬生生驯服潮峰达高达6米的钱塘江大潮。

钱镠也组织吴越百姓修筑海塘、疏浚河道，这就是著名的“钱氏捍海塘”，有效防止海水倒灌，使大片土地变为良田。来自福建的北方中原官员，在杭州推广早熟耐旱的占城稻，使杭州水稻亩产从2石增至3石。

因此，在《资治通鉴》明确记载，钱镠筑海塘后，“富庶盛于东南”。钱镠还主导疏浚西湖，建立“撩湖军”定期清淤，开凿河道，形成贯通城内外的水网，水利体系的完善，促进粮食作物的丰收，直接推动杭州从“潮患之地”成为“鱼米之乡”。

影视剧中吴越百姓在西湖边耕田灌溉的场景，印证了移民治水对杭州城的深远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剧中雷峰塔的原型，正是吴越国时期用中原“双套筒结构”建造的砖塔，这一种外砖内木的技术由移民工匠传入，成为五代造塔最高水准，更影响了后来北宋北方开封铁塔的建造。

三 经济和商业贸易的腾飞

农业技术的突破只是开始，北方中原人带来的先进手工业技术，更是推动杭州经济腾飞和产业升级。

在影视剧《太平年》热闹的坊市、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是中原移民带来的劳动力与产业革新。北方农民群体带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吴越国“塘浦圩田系统”结合，打造出江浙“苏湖熟，天下足”的粮仓基底，杭州由此从苦寒之地，变为江南粮食集散中心。

杭州最为典型，就是丝绸业的突飞猛进发展。中原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织造技术，与杭州本地优质的蚕丝原料结合，使得杭州丝绸“天下冠”。此外，中原官员与商人带来的资金、人脉的南迁，让杭州从区域小城跃升为全国商贸枢纽。剧中运河码头的商船往来景象，正是移民推动下，杭州连接南北、贯通海外贸易的真实写照。

四 文化融合：中原基因，让杭州跳出“小城格局”

一座城市能够逆袭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杭州能跳出“小城格局”，成为兼具温婉与大气的都市，正是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吴越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果，移民便是实现这一场融合的重要媒介。

1 语言方面

如大批中原移民到杭州后，中原官话与吴语融合在日常交流中形成“杭州官话”，成为后来南宋“雅言”的源头。今天的杭州话虽属于吴语，但相较于其他吴语方言，多了几分中原语调，还保留着大量儿化音，如“耍子儿”“筷儿”，这正是北宋汴梁方言与吴越方言融合的结果。

2 文化艺术

如中原地区的僧人、工匠带来的佛教艺术，与杭州本地石刻技艺结合，造就了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实例，神态兼具中原庄重与江南灵动。

在杭州孔庙中珍藏的吴越国石刻星象图，虽源自唐代开元星图，却由南迁的天文学者完善，比苏州石刻星图早300多年，成为现在世界现存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之一。这些文化遗产，都是中原移民文化输出的结果。

3 教育

最重要的是，中原士族和知识分子的南迁，在杭州设立私塾、修建孔庙、刊刻典籍，推动杭州教育的发展。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吴越国时期杭州已有“崇文院”等教育机构，为后来宋代书院林立打下基础，也令杭州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这正是杭州在后来能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伏笔。

五 制度加持：钱氏智慧+中原经验，造就乱世净土

吴越国能在唐末五代乱世中，维持86年的和平，也离不开统治者——钱氏家族的开明治理。

如在土地制度上，钱氏家族借鉴北魏均田制，推行“限田令”，规定贵族占地不得超过50顷，防止土地兼并；

在税收体系上，采用唐代“两税法”，按资产征税，使杭州商税占全国1/5；

在军事改革上，仿照唐朝府兵制，建立“乡兵制”，实现“兵农合一”，既保证兵源又减轻财政负担。

正是钱氏家族的“中原经验+本地实际”的治理模式，让吴越国成为五代十国唯一未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政权，也让杭州成为乱世中的一片净土，吸引了更多中原移民前来定居、创业。后来北宋建立后，赵匡胤直接沿用了吴越国的税收、户籍制度，甚至将钱氏《家训》纳入《宋刑统》，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成文家法。

六 城市规划与基建

影视剧《太平年》中展现的杭州城，坊市分明、道路规整、城墙巍峨、河网密布，这并非艺术夸张或者天然形成。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吴越国时期的杭州城市建设明显受到唐代长安城的影响。

吴越国的城市规划理念，正是由南迁的中原官员和建筑师带入。他们将中原的里坊制度、排水系统、官署布局引入杭州，使这座原本只是军事据点的小城，逐步具备了都城雏形。

钱镠主政吴越国时候，在公元890年至910年期间，主导了三次建城工程，运用中原地区工匠和士兵，以及中原移民带来的筑城与治水技术，先后修筑夹城、罗城与王城，将杭州城规模扩大近一倍，形成南北修长的“腰鼓城”格局，南至六和塔，北抵武林门，西达西湖之畔，与近代杭州城轮廓基本吻合。

结语

《太平年》中杭州城市的繁华，从来不是凭空虚构的想象，却是中原地区移民的人口和技术浇灌，以及中原文明的基因融入杭州山水的结果。

回望历史，杭州从苦寒的小城镇逆袭为“人间天堂”之路，本质上是一部移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史诗。在五代“马踏飞花、刀光映月”的乱世，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一片“太平年”的净土，正是因为钱氏政权开明包容，以及“以民为本”的政策，主动接纳来自中原的移民，赋予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才带来杭州的发展。

从杭州历史发展，我们可以总结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是勇敢的迁徙、民族融合和文明的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