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随野战医院前往老挝执行任务，三年后回国获提干

1973年2月的一个清晨，勐塞郊外薄雾未散，145野战医院的大篷车刚驶进凹凸不平的土路时，车厢里满载的不是药箱，而是一群平均年龄二十出头的医护兵。车轮压过红土，迸溅的泥点子落在袖标上，人人兴奋又忐忑——他们要在这片从未踏足的异国山林，一待就是整整三年。

车队抵达临时营地，草棚、竹栅、卷烟味，一切都透露着即将开始的艰苦。营区后方是一溜简易手术间，篱笆外则是连绵不绝的热带雨林。任务明确：为修筑新东线公路的三个工程团提供医疗保障，同时承担必要的民事援助。那条公路，被誉为“丛林命脉”，日夜轰鸣的推土机、压路机不断吞噬山体，也把伤员源源不断送到手术台。

抵老第三周，一辆解放牌卡车风驰电掣地闯入院门。车斗里横躺着青年战士赵明，胸腹部被翻斗车重压，血污与泥浆混成暗色。麻醉医生刚摸到脉搏便低声嘀咕：“弱得像细线。”随即推门冲进手术室。输液瓶挂起的瞬间，几名O型血医生卷袖就上，针头扎进自己静脉，只为抢出那一点生机。两个小时后，心电监护归零，赵明成了新东线的第一位牺牲者。当天夜里，营地下起暴雨，同批战友在雨幕里列队送别。悲怆沉闷，无人言语。

有人为公路捐躯，也有人因莽撞丧命。1974年5月，炊事员李富民趁午休敲拆废炮弹，想弄个“战利品”花瓶。旁人苦劝无效，他甩下一句“怕啥子，老子命硬”，锤子落下那刻，轰鸣声撕裂了营区的午后宁静。碎片混着尘土横飞，等烟尘散尽，只剩刺鼻的火药味。李富民没能进到手术台，脉搏早已停跳。这场教训被通报至全线各部，一纸简报贴在公告板上，警示意味胜过千言。

与残酷并存的，是异国人情。老挝村民称中国官兵为“坤咪”，意思是可靠的朋友。民风朴实却医药匮乏，乡亲们常扶着老人小孩，沿着泥泞山道来求医。医生们搭起帆布棚当门诊，免费送药，还把带来的油菜籽、萝卜籽分给村民。有人不会说中文，就指着肚子喊“痛”，军医拉起听诊器比划几下，再递过去用白药片。那种用手势沟通的场景，如今想来既喜感又温暖。

饮食问题同样考验人。大米罐头日复一日，青菜全靠从国内火速空运，常常半路就烂掉。于是，医院决定自建猪圈。圈设在营地北侧山脚，下雨泥泞得像搅开的浆糊。每天挑四五担芭蕉芯泔水，一趟下来背心能拧出水。女护士小陈思维活络，干脆赤脚挑担，十趾紧扣烂泥，稳得很。旁人见状纷纷效仿，营地里时常出现一溜泥足印，算是热带丛林里的另类风景。

有意思的是，不远处的竹篱外，总能看到几位老挝妇女。在灶口前看着大铁锅里翻滚的罐头肉，她们指指点点，咯咯笑个不停。起初没人明白她们想干啥，直到一次中央慰问团抵达，带来魔术、京剧、杂技。魔术师袖口里竟连连掏出鱼缸、绸花，最终托出一团烈火。翻译悄声解释：“老乡说，中国兵会变东西，难怪吃得这么香。”原来，这些好奇的目光都在打量“神奇”的生活本领。

慰问演出点燃了漫长雨季里的激情，但枪炮声并未因掌声而停歇。1975年4月，博洛芬河谷小股武装突然扫射施工队。那夜，伤员一口气涌来十多名。手术室灯火通明，纱布换了一层又一层，麻醉剂用到近乎告急。凌晨四点半，循着血迹拐进病房，仍听见伤兵低声哼唱《团结就是力量》，那股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发自内心敬佩。

在老挝的最后一年，145医院推优入党。小陈因抢救20余名重伤员、两次主动延长炊事员岗位且无差错，光荣加入党组织。宣誓那天，她年仅24岁，青色军帽在热带阳光下格外醒目。谁能想到，几个月后，她将跟着归国的专列北上，肩章也从横杠变成树叶。

1976年6月，任务完成。列车自云南河口过境，战士们把迷彩军帽紧压眉梢，车厢里飘着桂花罐头的味道。返程途中，军区干部处宣读命令：依据战功及表现，卫生员陈秀玲等人提干。掌声雷动，有人用贵州口音嚷一句：“老陈，以后叫你陈医生还是陈干事？”对方笑答：“照旧，叫战友就行。”对话只有几秒，却凝结了三年艰苦岁月的全部默契。

回国后，陈秀玲被分到贵州省军区医院，不久当选省五届人大代表；1987年转业上海市房地局，依旧干在最平常的党务岗位。多年后同僚问她老挝记忆，她摆摆手：“那地方潮得很，脚底老长水泡。”话虽轻描淡写，却掩不住眼底闪过的一丝敬重——敬重逝去的战友，也敬重那份跨山越海的国际主义情谊。

三年的老挝山林生活，留下的不仅是功勋证书，还有汗水泡开的指纹、雨季难干的迷彩、以及手术台前嘹亮的山歌。时针拨回今日，陈秀玲的日记依旧收在抽屉最底层，封面已泛黄，墨迹仍清晰。那一行行记录，见证了一段热血青春，也见证了野战医院在异国土地上为和平架起的医护渡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