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王季范迁居北京，拜托主席给他找工作，主席：早已替你盘算好

1950年9月的一天清晨，京城的秋雾刚刚散去，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拿着一只旧藤箱，踏上了永定门外的石板路。他就是王季范，湖南湘乡人，清光绪十年生人。此行，他应远房表弟——国家主席毛泽东——之邀，来到新中国的政治中枢。对于这位一辈子与粉笔打交道的老教育家而言，北京，是新的讲台，也是迟到多年的重逢。

王季范与毛泽东的渊源，得从光绪年间的湘潭乡间说起。毛家与王家本就姻亲相连，按辈分，毛泽东要唤王季范一声“九哥”。读私塾时，毛泽东常带着同窗跑到王季范家里，借书、请教，还时不时借几文钱补贴办学刊的费用。王季范识得这个表弟的韧劲，常戏言：“这小子，将来闯得大。”谁也想不到，二十年后，这位“农村娃”会成为新中国的领袖。

1927年春，长沙城里暗流汹涌，白色恐怖逼人。毛泽东化名潜行离湘，从此与“九哥”失散整整二十三年。王季范则在乡校、省立一师、后又转战西南和江南各地，教书育人，先后培养了无数青年。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他把全部津贴换成粮票，分给学生；自己却常常以番薯干充饥。有人劝他“留点余粮”，老人摆摆手：“学生有饭吃，读书就有劲。”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的礼炮响彻天安门。一个月后，王季范收到用毛笔写就的长信，信头醒目地写着“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字迹熟悉，仍旧是当年乡间少年那股豪迈。信中特别一句：“九哥，愿与子携手，为新中国尽余力。”见字如晤，老人捧信良久，终下定决心北上。

火车颠簸两天两夜，北京站的铁轨在车轮下叮当作响。王季范一路捧着一包湘莲，一壶自酿米酒，要给“润之”尝鲜。进得新华门，毛泽东已在台阶下等候。那一刻，两个年过花甲的亲人握手良久，竟不觉泪湿眼眶。“九哥，好久不见。”“是咯，二十三年咯。”短短十来个字，掩不住久别重逢的激动。

菊香书屋里，陈设极简。两把竹椅，一张方桌，案头摞着《史记》《资治通鉴》。毛泽东一边泡茶，一边翻出那包湘莲，笑言“味道正好”。寒暄过后，王季范道出心声：愿意为新政权出力，却不知能做些什么。老人自谦“只会写黑板字”，不敢奢望高位。

毛泽东抬手止住他的谦辞，说道：“政务院参事，我早替你留了位。”这是中央政务院专司调查研究、建言献策的岗位，需兼具学识与定力。王季范连连摆手，嘟哝职位太高。毛泽东没多解释，只是一句：“国家要用人，年岁大也是本钱。”短暂沉默后，老人点头：“那就试试。”

就这样，10月中旬，政务院任命文件下发。一个月后，他出现在西苑大楼里，桌上一台中式墨盘，一支自带的狼毫笔，再无其他摆设。周恩来得知他腿脚不便，提议配车、配秘书，老人婉拒。理由很简单：财政紧张，钱该花在百姓身上。自此，拄着那根老柺杖，天未亮便步行出门，穿过府右街，绕景山，按时到岗。文件堆积如山，他不倚赖打字员，一笔一划手抄摘录。窗外常有年轻参事惊叹：“这位老先生，可真要强。”

生活亦是清简。三餐不过米饭、小咸鱼、雪里红。有人悄悄送来烟酒，次日便被原封不动退回，还附一张字条——“公门之内，莫乱心。”一次，远房乡亲探访，老人只开口讨要一把湘西特有的彭家刷把，说是做晚辈的保姆用得顺手。半年后刷把运抵北京，他在院子里挥舞试用，乐得像个孩子。

王季范的勤勉，很快显露成效。新中国百废待兴，法规草案、教育蓝图、师范院校体制改革等文件，他都逐字审核，留下批注。周恩来多次在国务院常会引用“王参事意见”。这位看似温和的老学究，批起文件却毫不留情，“此处数据不实”“措辞浮泛，须斟酌”常把年轻撰稿人逼得抓耳挠腮。有人埋怨他古板，他只回答：“文以载道，岂容马虎？”

转眼到了1964年，新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草案》送到他手上。王季范加班至深夜，把备课本撕下空白页，密密麻麻写满修改意见。那晚灯火通明的窗后，他的影子不时晃动。警卫员劝他：“老先生，歇歇吧。”他摇头，“趁记忆还清楚，多添一句是一句。”

动荡年代来临，他受牵连，被要求交代“历史清白”。不少人替他担心。老人却拿出1920年代的教案、学生合影，一一说明来龙去脉。那本线装《孟子》因翻阅过度，书脊全散，却成了最有力的证明。后来，中央专门文件为他澄清，一桩风波得以平息。

1971年元旦，毛泽东在游泳池畔设家宴，邀请王季范全家同桌。湘菜上桌，主席夹起一片腊肉，轻声问：“想家吗？”老人愣了愣，点头。毛泽东思忖片刻：“春暖花开，你往南走走，代我问乡亲们好。”一行字随即批到国务院：同意王季范赴湘实地调研基础教育。

当年三月，湘江边油菜花如金。王季范回到阔别多年的湘乡县，草屋成了砖瓦房，乡邻早起赶集。老人掏出笔记本——那本被汗水打湿的蓝皮手账——挨村登记失学儿童数量、教师缺口、校舍损毁情况。见到从前的学生，他半开玩笑：“还记得当年背过《大学》么？”众人哄笑。

一个月后，他带回厚厚一摞材料。《关于湘西南地区小学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成为教育部调整布局的重要参考。毛泽东翻完，也写下一行批语：“九哥之心，可昭日月。”

1972年7月16日，王季范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平静辞世。当天夜里，风雷大作。病房灯光昏黄，他最后的遗愿是“把讲台让给年轻人”。两天后，八宝山礼堂挤满各界来宾。毛泽东因病未能到场，只托人献上花圈。白绸上四字——“九哥千古”。落款：毛泽东。再无冗言，却重若千钧。

北京的夏夜闷热，风扇吱呀作响。大厅里挽联无声垂落，人们记起那位拄着拐杖、步履慢却从不缺席的老人。有人说，他这一生无过人言，但留给后人的是做学问的认真、做官员的俭朴，还有湘人特有的倔强。

毕生执教，晚年从政，王季范把五十余载光阴交予中华民族的未来。那封邀他北上的书信仍保存在家中，纸墨渐黄，字迹依旧遒劲。对王季范而言，所有荣衔都不及一声“九哥”来得亲切；对毛泽东而言，这声呼唤里有师长，有乡情，也有革命岁月里难得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