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访特朗普：“超级总统”的自画像与2026中期选举前瞻

1月11日晚，特朗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受了四名《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双方讨论了关于权力观、ICE事件、移民问题、委内瑞拉战略、俄乌战争、格陵兰与北约等重要问题。访谈提供了一个观察总统如何解释自己的权力边界的窗口，也侧面反映出“特朗普2.0时代”如何处理总统权力与规则和制度之间，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深度专访（来源：纽约时报）

01

为什么是《纽约时报》：

媒体战略的悖论

1

敌意与渴望并存

作为立场偏左的美国自由派权威媒体，《纽约时报》与特朗普一向关系紧张。特朗普从政以来多次抨击该报为“假新闻”“人民公敌”，甚至在2025年9月起诉《纽约时报》诽谤，索赔高达150亿美元。第二任期上任后，他再次加强了对主流媒体的打压：持续发动高额诉讼，并在五角大楼推行严苛的记者限制措施，要求记者不收集任何未被明确授权发布的信息（即使是非机密的），否则将撤销其新闻证件。包括福克斯新闻、ABC、CBS和NBC，以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拒绝签署。鉴于如此敌对的背景，特朗普同意接受《纽约时报》深度专访的原因颇值得分析。

特朗普对媒体的诉讼及其现状（来源：华盛顿邮报）

在其政治生涯内，特朗普共接受《纽约时报》约7到9次正式专访。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反映出他与主流媒体和曼哈顿精英阶层的复杂关系。作为一名在皇后区长大的地产商，特朗普内心始终存在一种“局外人情结”：他靠纽约小报成名，却渴望得到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曼哈顿主流精英阶层的正式承认。民权活动家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指出，特朗普认为曼哈顿地产精英看不起他，这种心理包袱促使他通过小报媒体建立个人品牌。

采访中的一个细节揭示了这种心理：采访过程中，福克斯新闻主播布雷特·贝尔（Bret Baier）打来电话，特朗普向他炫耀：“我已经同意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了。你能相信吗？他们对我的报道从来都是负面的。但你知道，我以压倒性优势赢了，所以我猜这也不算那么重要。”这段话生动体现了特朗普的媒体观：主流媒体是敌人，征服敌人才能向所有人宣示自己的胜利。

同时，这源于他根深蒂固的“媒体生物”（media creature）本能。专栏作家A.J.本扎（A.J.Benza）形容特朗普“不需要通过检查脉搏来确认自己是否活着。他查看报纸和互联网，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特朗普具有职业推销员式的自信，他相信只要能够面对面，他就能凭借个人魅力反向操控叙事。通过与这些“敌对媒体”正面交锋，他可以向支持者展示自己正处于建制派的围攻之中，从而持续强化其“反体制英雄”的人设。

2

代替与回归：采访的重要时机

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大幅减少了与传统主流媒体的互动，转而构建以男性受众为核心的播客矩阵。据福布斯和Podchaser的统计，从2024年6月到选举日，他进行了约24次直播采访或播客，YouTube累计观看量超1.04亿次。其中“乔·罗根秀”（The Joe Rogan Experience）的3小时深度访谈被视为其竞选末期的关键转折点。同时，特朗普也经常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等保守派电视媒体上接受采访，提供大量曝光但几乎不进行实质性追问。这种策略延续到第二任期，多名内阁官员优先接受播客采访，将政策主张精准传递到特定受众群体，绕过主流媒体的过滤。

新的新闻规定公布后，绝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拒绝签署协议，政府随即成立了新的“五角大楼新媒体记者团”，包括近年崛起的亲特朗普右翼频道“真美之声”（Real America’s Voice）、传播保守派观点的流媒体平台“林德尔电视”（Lindell TV）、保守派青年组织“美国转折点”旗下的媒体“前线”（Frontlines）等。它们与传统主流媒体分庭抗礼，扮演着巩固特朗普支持基础、传播保守叙事的重要角色。

但右翼媒体和播客矩阵有其局限性：擅长动员基本盘，受众高度同温层化，难以触达温和保守派、郊区中间选民或独立选民。当特朗普需要向华尔街、硅谷、欧洲盟友和竞争对手传递信号时，《纽约时报》等权威媒体仍是不可替代的渠道。这次采访的真正目的是借助这个平台，让他的权力宣言准确传达到受众。

这次采访恰逢一个完美的时间节点：特朗普再度执政一周年前夕、中期选举年开启、委内瑞拉行动刚刚完成。特朗普需要一个平台来完成三重任务：宣示其第二任期的执政哲学、展示军事行动的成功、为中期选举定调，《纽约时报》的深度专访恰好提供了这种机会。

02

“特朗普2.0”的核心思路：

五个关键命题

在此次长达数小时的深度专访中，特朗普全面阐述了“特朗普2.0”迥异于以往的治国理念。他对总统权力、国际秩序、盟友关系以及移民、法治、核武器和国家安全等核心议题都给出了新定义。这些定义构成了“特朗普2.0”的执政哲学，也是他希望美国精英和国际社会理解并适应的“新规则”。

1

权力的唯一约束是总统的个人道德

特朗普在访谈中透露出对总统权力近乎不受限的理解。当被问及在世界舞台上有何能约束他的权力时，他答道：“有一样东西能阻止我：我的道德观和我的头脑。只有这些能阻止我”。在记者追问“国际法难道不是约束吗？”时，特朗普直言不讳：“我不需要国际法……是的，我认为需要遵守国际法，但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它”。

显然，特朗普眼中的“国际法”并非传统意义上约束各国的规则体系，而更像是强权意志的产物。规则是否适用取决于大国意志，当力量对比变化时，规则解释也可随之改变，其背后昭示着一种新的权力秩序：国际法、条约、制度都存在，但它们是工具而非约束，真正的决策权在于总统的个人判断。他直言自己有权采取任何军事、经济或政治手段来巩固美国霸权，国家实力而非条约与惯例才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

这种理念体现出特朗普式的权力现实主义：总统可以根据自身对“威胁”的认定采取非常手段，而制度和程序必须为这种个人判断让路。他多次提及《反叛乱法》（Insurrection Act），暗示在需要时总统可动用近乎无限的权力来维持国内秩序。虽然他声称目前“还没有觉得有必要”启用这些非常权限，但话语中已表露出对行政权力的高度自信与扩张意图。

《国际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刊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奥纳·哈萨维（Oona Hathaway）和斯科特·夏皮罗（Scott Shapiro）的文章，认为特朗普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未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未经国会授权，未以自卫为理由，没有合理的法律依据，“构成了迄今为止对给予规则的国际秩序最有害的攻击”。超越“门罗主义”、“大棒政策”、“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特朗普将自己的商人本色化为实用主义，从“美国历史的宝库中挑选出方便的部分”。

总的来说，特朗普2.0时代的总统权力观是：唯有总统本人的道德和意志才是最高约束，法律和制度边界可以由他重新划定。

2

重塑国际秩序与盟友关系

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上的表态体现了“以美国利益为中心、以实力定规则”的原则。

这一双重标准在委内瑞拉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采访中，特朗普先是否认行动是为了石油，继而又承认美国当天确实“拿到了很多桶石油”，最后将行动描述为互惠“我们会用这些石油……压低油价，同时给委内瑞拉急需的资金”。他将委内瑞拉视作美国“本该拿回的资产”，声称美国曾帮委内瑞拉建成石油产业，被收归国有等同盗窃，此次出兵是要收回美国的财产。

在其叙事中，委内瑞拉不是主权国家，而是美国国家安全外溢风险的源头：毒品、非法移民和失控的南部边境都是威胁，美国有权出手清除。记者追问这种“威胁逻辑”是否意味着别国也可以照样行事（如普京是否可以用同样理由攻打邻国），特朗普并未正面回答，坚持只有美国认定的威胁才算真正威胁。他毫不避讳美国奉行双重标准：美国可以为自己的安全利益采取干预行动，而他国的安全关切则不足为凭。

在对盟友关系的重新定义上，特朗普秉持赤裸裸的交易观和力量诉求。针对跨大西洋联盟，他再次表达了对北约的不满，认为北约对美国“价值很小”，美国一直在“补贴”欧洲安全。他强调，北约对中俄的威慑力全靠美国，欧洲盟友疏于自卫、搭美国便车，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正“失去自我”。因此，美国有资格向欧洲提出额外要求，近期表现为格陵兰问题。采访中，当被问及收购格陵兰岛与北约义务哪个优先时，特朗普意味深长地表示“两者可能存在取舍”，暗示如果丹麦拒绝出让格陵兰，美国可能重新考虑对北约的承诺。甚至当被追问是否可能动用军事力量夺取格陵兰时，他先说“我不会评论”，接着又松口：“如果需要的话有可能，这或许会让北约不高兴”。这些言论无疑在以格陵兰为筹码对欧洲施压。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坦承他对“所有权”的执着很大程度出于个人的心理需求：“从心理上讲，所有权是成功所必需的……租约或条约给不了你这种感觉”。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到目前为止，我对所有事情的判断都是对的”。这番话揭示出特朗普2.0治理风格中强烈的个人因素：国家战略考量往往与他本人的成就感交织在一起，个人意志被提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

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特朗普的态度相较去年有所变化但本质未变。他首次表示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将美国纳入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前提是俄罗斯“不再入侵”乌克兰。他声称“我坚信他们不会再入侵，否则我也不会同意（提供防务承诺）”，语气比过去更进一步。然而他强调，如果真的有多国防务安排，美国的角色仍然将是末位，“欧洲盟友、其他参与国——最后才是美国”。看似对乌克兰做出让步，实则仍在强调美国不当“出头鸟”，要由欧洲担主责，美国退居次要位置。这与采访前一天英法在巴黎峰会上公开承诺出兵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政府始终战略模糊，不愿与欧洲同等表态。

美国试图在不深度卷入的情况下维持对俄乌问题的影响力。特朗普依然自诩为俄乌和平不可或缺的调停人。他警告如果没有他参与，俄罗斯会占领整个乌克兰，泽连斯基手中的底牌只有他。同时，他避免再提战争结束的具体时间表，只说会“尽最大努力”促成和平。相比第一年反复许诺几周内解决战争却屡屡落空，这次他谨慎许多。这种态度转变既是对现实的调整，也是在向国内外表明：美国在他的领导下不当莽撞干预者，而是务实谋利的次要参与者和关键斡旋者并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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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和核武战略

特朗普在专访中对国家安全的阐述延续了他强硬务实的风格。他炫耀了在委内瑞拉行动中美国军力的高效，并顺带贬损前任的军事行动“不像卡特那样直升机到处坠毁，也不像拜登的阿富汗灾难”。他热衷以实际行动展示“特朗普式效率”和美国军事优势，将成功的快速打击当作政绩。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核武器和军控问题时，特朗普表现出惊人的随意和自信。美俄之间仅存的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将于2026年初到期，但他毫不担忧地说：“到期就到期吧，我们会达成更好的协议”，似乎复杂的核军控谈判可以像一场商业交易迅速搞定。对于有报道称，普京续约的条件是要美国在乌克兰让步，特朗普也一概否认，声称“我没听说过，他很想续约”。

特朗普把美俄关系描绘成对方求着续约而由他决定要不要谈，把一切简化为领导人间的个人沟通和判断。他坚信美国核力量优势明显：“我们（核弹头）比他们多，也比他们好”。在他看来，核武毁灭性虽强，但数量差别意义不大，“反正只需要一颗就够了”。他对现有条约限制美国武器颇有微词，认为条约覆盖了许多美国武器，对美方“不公平”。他还表示希望把中国也纳入框架，认为中国应该成为协议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特朗普对待核武与军控的态度是功利且自我中心的。不满意现有规制，就不惜让其失效也要另起炉灶，且深信美国实力足以维持威慑俄罗斯，对规则空窗期可能引发的军备竞赛并不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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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强硬的移民政策

在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2.0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移民问题更强硬的执行和对法治原则的漠视。

面对记者质疑移民执法中出现的误伤平民乃至美国公民死亡等恶性事件时，特朗普虽承认这些事件“令人不安”，也表示“不希望看到这种事发生”，但始终拒绝对ICE的批评。相反，他立刻将话题拉回“大局”：如果不允许ICE采取强硬行动，美国将重蹈边境失控、犯罪横行的覆辙。他为ICE辩护道：“ICE遭受了太多不公对待……他们处理了成千上万的重犯、杀人犯”，并反复强调拜登时期有“大量来自监狱和精神病院的人”流入美国。通过夸大过去的失序，他试图以更大的危机感来淡化眼前执法过当的问题，将个案放在整体安全叙事下相对化。

对于执法中的种族争议，特朗普一方面否认移民打击以族裔为导向，另一方面却公然点名特定族群为威胁源。他声称“很多索马里来的人恨我们的国家……他们抢劫我们国家，偷了数十亿美元”。这种将某移民群体整体妖魔化的言论，与总统应有的克制形成反差，也印证了他长期以来将移民问题安全化、族群化的叙事惯性。

可见，在特朗普2.0的治国理念中，法治和人权议题被重新诠释：法律应服务于安全和秩序，若现行规则阻碍了他认定的国家利益，他会寻求突破；而种族平等问题在他看来已经倒置，主流价值观本身成了对传统多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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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的民主观

特朗普对待司法和选举制度的态度体现出制度承认与例外原则并存的矛盾。一方面，他口头上承认法院在体制中的地位，提到法官“在某些事情上阻止过他”；但又强调总统在国家安全领域拥有更高的裁量权，法官的阻挠“让情况更糟”。在他看来，常规情况下司法可以扮演角色，但一遇到他认定的特殊情况，总统权力应凌驾于司法之上。他多次暗示总统在非常时期“几乎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虽然他没有正式动用过这些权力，但也直言如果最高法院否决了他的关税政策，他自有“其他替代方案”。这表明特朗普已通过人事和政策，将行政权力扩张到几乎不受传统程序限制的程度，制度性制衡对其影响十分有限。

至于民主选举，特朗普一方面声称会“尊重选举结果”，另一方面又坚持美国的选举体系存在“系统性舞弊”问题，尤其抨击邮寄选票制度。当记者追问他未来若竞选失利是否会承认结果时，他并未正面保证，而是再次对制度可靠性提出质疑。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耐人寻味：既表示尊重制度以示姿态，又为将来可能的不利结果埋下不承认的伏笔。

可以说，特朗普2.0的民主观是功利的，表面遵守规则，但随时准备质疑甚至突破规则，以维护个人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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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理念与务实的对华策略

2025与2024年海关和相关税收累积月统计

（来源：POLITICO）

经济议题上，特朗普继续以交易型民族主义者的面貌示人。他吹捧关税为万能工具，宣称其关税政策减少了贸易逆差、为国防提供收入，还提升了国家安全。他声称，没有关税威胁就无法让其他国家让步，“正是由于关税的威胁，他们立刻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团队的分析，虽然美国2025年的关税收入比2024年有大幅增长，但二者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表明关税的增长导致的进口需求下降已经超过了关税上调带来的收入增加。

对华关系方面，特朗普2.0展现出某种务实转向。他声称自己和中国关系良好，称“中国是美国巨大的收入来源”。与第一任期咄咄逼人的对华贸易战不同，这次他在高科技出口问题上采取了折衷策略。他承认允许向中国出口“次顶级”的芯片产品，而非全面封杀尖端技术，“中国无论如何都会自己制造芯片，那我们何不拿到25%的收入？”。

在特朗普眼中，技术首先是一种可交易的资产。只要最终对美国有利可图，他愿意放松部分对华限制以换取经济利益。这种现实主义作风一方面延续了“美国优先”的经济算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特朗普对复杂的国际科技竞争采取了更灵活甚至功利的态度：与其两败俱伤，不如从对手的发展中“分一杯羹”，这与他第一任期强调全面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基调有所区别。

无论是对权力和规则的新阐释，还是对内对外政策的实际操作，“特朗普2.0”的治国理念都围绕一个核心：以总统个人的判断和意志为轴心，国家机器围绕轴心运转。特朗普在访谈尾声坦言，他甚至亲自改造了白宫办公空间，并自信自己仍精力充沛、能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从采访的内容和基调看，决策的正当性在他眼中来源于他对威胁与利益的认定，至于制度和规范则可以随后调整。

这场采访是一次执政方式的公开展示：特朗普通过不断重复其立场，向外界呈现了一个以个人意志凌驾规则之上的强人领袖形象。

03

执政周年：

民调困境与政治脆弱性

这次采访发生在特朗普执政一周年之际，多项民调显示，他正面临第二任期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困境。

1

民调支持率低迷

根据多家机构2026年1月的民调数据，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在38%-41%之间，不支持率在54%-59%之间。

具体而言：马里斯特民调（Marist Poll）显示支持率38%、不支持率56%，净支持率-18，为第二任期最低点；CNN/SSRS民调显示支持率39%；美联社/NORC民调显示支持率40%、不支持率59%；Civiqs追踪民调显示支持率39%、不支持率56%。

对特朗普支持率的民意调查（来源：Civiqs）

特朗普在2025年2月就职初期的支持率曾达到48%左右，此后持续下滑。CNN政治总监大卫·查利安（David Chalian）接受采访时评论道：“就在不到一年前，他的政治评分还处于职业生涯中的最好，这一切已经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所有议题在总体选民中几乎都获得了负面评分，包括经济、移民、外交、政府管理和医疗保健，这与第一任期有所不同。此次民调中，经济问题被视为国家的首要关注点，但仅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经济其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净支持率为-19%。CNN首席数据分析师哈利·恩滕（Harry Enten）指出“57%的人认为特朗普损害了生活成本，而第一任期后只有40%的人这么认为。”

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其就职宣言中的所有议题中几乎都获得负面评价（来源：CNN）

虽然特朗普在共和党基本盘中仍保持着近90%的支持率，但关键摇摆群体出现了大面积流失的情况。独立选民的支持率仅29%，为第二任期最低；35岁以下年轻选民的支持率从就职初期的41%降至30%、拉丁裔选民的支持率从41%降至27%、工薪阶层的支持率仅有36%。查塔姆研究所美国项目副研究员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指出：“公众不认可他处理关键国内挑战的方式，一些核心政策（flagship policies）缺乏支持。”

2

移民议题：从王牌到软肋

随着围绕ICE的争议不断发酵，曾将特朗普送入白宫的移民议题正在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路透社/益普索1月27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仅39%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较2025年2月的50%有所下降，为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点。58%的受访者认为ICE在执法行动中“太过分”，仅26%认为“恰到好处”。

引发民意急转直下的导火索是明尼苏达州的两起ICE枪杀美国公民事件。1月7日，37岁的美国公民蕾妮·古德（Renee Good）在明尼阿波利斯被ICE探员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s）枪杀；两周后，37岁的ICU护士亚历克斯·普蕾蒂（Alex Pretti）在抗议移民执法行动时被边境巡逻探员击毙，是当月第二位被联邦探员射杀的美国公民。普雷蒂之死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月23日，明尼苏达州爆发了自1946年以来美国首次大规模总罢工。抗议者要求立即从明州撤出ICE和边境巡逻探员，废除ICE。

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名为“都会浪潮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的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中，国土安全部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执法行动”，在明州部署了2000名额外的移民官员。古德案发生后，支持废除者的人数首次超过支持保留者的人数。YouGov民调显示，46%的美国成年人支持废除ICE。《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大学调查也发现，虽然多数选民仍支持驱逐非法移民，但52%的人不赞成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策略师马特·怀利（Matt Wyle）警告称，越来越多的选民看到蒙面特工从汽车中拖人、在社区中制造恐慌的视频，共和党可能会在公共安全问题上失去叙事主导权。

对移民官员应如何进行突袭的调查，69%的人认为应减少伤害（来源：路透社）

3

负担能力危机：待解决的经济问题

鼓吹关税政策的同时，特朗普对目前美国热议的“负担能力”（affordability，即生活成本）问题始终避而不谈，只强调自己降低了物价，并承诺将分发给每位公民2000美金。实际上，自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通胀水平实际上有所回升，12月的杂货价格出现了自2022年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特朗普没有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通货膨胀可能会降得更快一些。

2015-2025年通货膨胀增减情况（来源：纽约时报）

负担能力危机关乎进入中产阶级的门槛越来越高，即房价、育儿、大学、医疗费用等重大支出成本的不断上升，其与单纯的“经济”或“通胀”问题都有所不同。因此，尽管数据上股市繁荣、消费者支出水平较高，但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普遍悲观。三分之二的选民表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难以实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77%的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比前一代更难。

在纽约新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将可负担性问题用于自己的竞选核心议题并大获全胜后，民主党人越来越多地将该议题纳入自己的政治叙事中，批评特朗普政府在住房、医疗、食品杂货、育儿和其他家庭开支方面的成本问题，试图在中期选举中赢回更多民众。

选民对教育、住房、医疗保险、食物、交通等项目负担能力的看法

（来源：纽约时报）

但调查也显示，尽管经济氛围偏阴郁，但可能比拜登任期结束时略微有所好转。31%的选民认为经济状况比一年前更好，比2025年4月时增加了10%。同时，共和党对特朗普的支持仍相对稳固，31%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对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负责，而 35%的人则认为是拜登，33%的人则表示两位总统都不应负责。

4

外交政策：公众与总统的分歧

马里斯特民调还反映出公众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深度不满。在军事行动问题上，56%的美国人反对在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69%反对在格陵兰采取军事行动、57%反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61%反对在古巴进行军事行动。7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应获得国会授权，但62%的共和党人认为不需要。

对美国在委内瑞拉行动支持率的民意调查（来源：Marist Poll）

在国际形象问题上，57%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的决策削弱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仅43%认为有所加强。但该问题的党派分歧极为显著，90%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地位被削弱，89%的共和党人认为有所加强，65%的独立选民认为被削弱。特朗普在大选中声称将专注于国内事务，近期越来越多的国际干预使得一些选民对其产生不满。

04

2026中期选举前瞻

1

众议院：共和党防线脆弱

2024年大选后，共和党以220比215的微弱优势控制了众议院，民主党只需净增3席即可夺回多数，形势有利于民主党。资深民主党策略师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预测：“这将是一场大溃败。民主党至少会拿下25个席位，可能高达45个。参议院很可能也会翻盘。”

第一，从历史规律看，中期选举通常是对现任总统的“公投”，自1946年以来，执政党平均在众议院失去约26席。仅有1998年克林顿和2002年小布什为例外，均发生在总统支持率高于60%的情况下。

第二，总统支持率目前处于危险区间。特朗普目前支持率在38%-41%之间，历史数据显示，总统支持率低于45%时，执政党通常遭受重大损失。2010年奥巴马45%支持率时民主党失去63席，1994年克林顿46%时失去52席。

第三，攻守态势有利于民主党。非党派机构库克政治报告（Cook Political Report）本周将18个众议院选区（共和党持有14席，民主党持有4席）的评级向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调整，理由包括特朗普在民调中的不支持率上升，以及民主党在近期特别选举中的连胜。库克政治报告分析师评估：“共和党需要赢得约四分之三的摇摆选区才能保住多数，这并非不可能，但越来越困难。”

参议院预测的全国地图（来源：270 to win）

第四，加州选区重划带来冲击。2025年11月通过的“第50号提案”（Proposition 50）重新划分了加州选区，将增加5个倾向于民主党的联邦众议院选区，抵消了德克萨斯州增加的五个倾向于共和党的席位。但从全国范围内看，密苏里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增加的偏共和党选区以及俄亥俄州的两个席位，共和党仍在整体数量上领先于民主党。具体选情还要结合民调支持率以及大而美法案的政治反噬程度来分析。

2

参议院：民主党处于劣势

目前共和党以53-47控制参议院，2026年将有35个席位改选（包括佛罗里达和俄亥俄的特别选举），其中23席由共和党持有，民主党需净增4席才能夺回多数地位，参议院的情况对共和党相对有利。

第一，今年改选的23个共和党席位中绝大多数位于深红州，民主党缺乏进攻的目标。

第二，防守压力较大。民主党仅有的两个位于特朗普获胜州的席位——佐治亚州和密歇根州均面临激烈挑战。

第三，翻盘的可能性较低。民主党必须同时做到守住所有防守席位，拿下缅因州、北卡罗来纳州，再赢得阿拉斯加州或俄亥俄州才能够赢得多数。任意一环都不能出现差错。

目前来看，缅因州是民主党的最大突破口。现任参议员苏珊·科林斯（Susan Collins）的支持率仅14%，为历史最低；民主党州长简妮特·米尔斯（Janet Mills）的净支持率为这+10%，已成为十分有力的挑战者。北卡罗来纳州因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索姆·提里斯（Thom Tillis）退休而成为开放席位，前民主党州长罗伊·库珀（Roy Cooper）将对阵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沃特利（Michael Whatley），民调显示双方现在势均力敌。阿拉斯加州前民主党众议员玛丽·佩托拉（Mary Peltola）宣布挑战现任参议员丹·苏利文（Dan Sullivan），1月民调显示佩托拉领先7个百分点，可能成为民主党获胜的机会。

特朗普在《纽约时报》专访中展现的超级总统形象与民调数据之间的鸿沟揭示了“特朗普2.0”的核心张力：总统将“强硬”等同于“成功”，将“单边行动”等同于“赢得尊重”，而公众的判断标准却与个人生活的实际改善息息相关。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次《纽约时报》专访和随后的民调数据共同揭示了美国民主体制面临的深层挑战：一位坚信“唯有总统本人的道德和意志才是最高约束”的领导人正在测试制度性制衡的边界。2026年中期选举将成为这场测试的第一个重大节点，选民将通过投票表达他们对这位“超级总统”成绩的认可或否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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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作者 | 杨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