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打赢平型关大捷后，林彪反而更信服毛主席？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协议，陕北的红军三大方面军主力整编为八路军，并开赴敌后，与日军作战。

八路军出征之初，毛主席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分散兵力至敌人侧翼与后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八路军的第一场重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却并未遵循这一模式。

此役中，林彪率领第一一五师主力，预先设伏于日寇侧后，实施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运动战。

当时，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接连溃退，士气低迷，失败主义情绪蔓延。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军队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取得的首场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信心。

更重要的是，它有力驳斥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打击了当时存在的“亡国论”与“恐日病”。

此役之后，八路军在全国民众中的威望显著上升，为后续发动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因为此战，115师师长林彪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抗日名将。

不过，对于此役，内部也存在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其违背了毛主席制定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且部队伤亡较大，而且全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骨干，因而引发不少议论。

但值得注意的是，战役结束次日，毛主席即向前线发出贺电。

数日后，他又向在南京的同志通报：“捷报传遍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

这体现了统帅对前线实战情况的尊重与务实态度。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平型关之战呢？

机械的看，它似乎确实违反了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但是，它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

更为关键的是，不应拘泥于它是否完全符合既定方针，而应将其置于战略方针与前线实践动态互动的过程中去理解，这更具启示意义。

回顾八路军出征时的情形：洛川会议结束后，朱德等将领急返云阳镇筹备誓师。

大会当日暴雨如注，一辆军车深陷泥泞。

最终，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等未来共和国的元帅们，纷纷冒雨推车、垫石。这一场景，成为一段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插曲。

在部队开拔前后，毛主席进行了周密部署。

他派遣周恩来、彭德怀先赴山西与阎锡山会谈，并特意让山西五台籍的徐向前同行，以利用同乡关系开展统战。

当时，阎锡山正面临日军严重压力，其原定的大同决战计划因部队未战先溃而流产，只得将防线收缩至平型关一带。

阎锡山的方案是，布置一个口袋阵，希望八路军协同防守平型关正面。

周恩来与彭德怀当即指出，国民党军惯于被动固守、怯于侧击的战术不足为训。

彭德怀明确表示：“贵军坚守正面，我一一五师可迂回至灵丘、蔚县地区隐蔽待机，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其侧后发起突击。”

这一主动承担侧击任务的提议，正中国民党军作战能力之短板，阎锡山欣然同意。

9月23日，日军趁夜袭击平型关阵地，阎锡山急电求援。

朱德、彭德怀迅速下令第一一五师出动侧击，并将决策同时上报中央与阎锡山，过程果断高效。

平型关战场的地形极利于设伏。关前是一条长约十余公里的狭窄沟谷，一侧崖壁陡峭，难以攀登；另一侧山势较缓，易于隐蔽部署。

林彪实地勘察后，与聂荣臻一致认为，此地是实施伏击的理想战场。

攻击前夜，部队冒雨开进，途中遭遇山洪，个别战士不幸被冲走，第三四四旅一部也被洪水阻滞。

115师主力依然克服困难，于拂晓前全部进入伏击阵地，官兵衣着湿透，坚守于寒冷泥泞之中。

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日寇连战连捷，接连的胜利让日军部队变得无比骄狂。

平型关的日军更是轻敌冒进，以一个大队及辎重纵队，竟不派尖兵搜索、不控两侧高地，以行军队形径直进入峡谷。

待其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八路军突然开火，将敌分割为数段，车辆人马拥堵于狭路之中。

日军虽负隅顽抗，拒不投降，但地形极为不利，终遭歼灭性打击，被歼千余人。

遗憾的是，原定同时出击的国民党军八个团始终按兵不动。

八路军在独立完成伏击歼敌后，试图扩大战果，围歼东跑池之敌，但因友军不予配合，致使该敌突围而去。

战役结束后，林彪在作战总结中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客观承认日军战斗力颇强，“其步兵亦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射击准确，运动隐蔽”。

同时，他明确指出：“我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

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这一认识表明，即便擅长正规战的指挥员，也通过实战深刻体会到，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才是持久制胜的正确战略。

因此，平型关大捷具有双重意义：对外，它是一场鼓舞全国士气的胜利；对内，它是一次代价重大的实战检验。

它既证明了八路军有能力战胜强敌，也以血的代价让全军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必须避免过早与敌进行大规模正面较量，而应坚决地深入敌后，将主力分散于广大民众之中，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辩证色彩。一项战略方针的最终确立与贯彻，并非一蹴而就，时常需要经过实战的检验、反思与调适。

平型关之战，正是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它促成了全军在战略认识上的深化与统一，为随后波澜壮阔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