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接龙背后的沉默：重庆一家长举报家委会3年收10多万元班费！

近日，重庆巴蜀中学桂花园学校一起关于“天价班费”的新闻，在家长圈里激起了巨大波澜。一纸通报，揭示了一个初三班级家委会在两年半时间里，通过群接龙方式，向46个家庭累计收取了18.18万元班费。官方定性为“未严格执行‘一事一收’”，责成清退结余的4700元，并规范管理。

然而，当“18万”这个数字冰冷地出现在通报里时，无数屏幕前的家长感受到的，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窒息与共鸣。这远不止是一个班级的财务管理问题，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教育生态中，一种普遍存在却又难以抗拒的“软性压力”。

“接龙”开始，沉默的螺旋就已转动

根据通报，收费遵循“自愿原则”，以“家长群接龙”方式进行。但每一位身处其中的家长都明白，在名为“家委会”的集体意志面前，“自愿”二字是多么脆弱。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家委会代表（通常是几位最为积极、有时也最具影响力的家长）在群里发布通知，“为给孩子购买更好的学习资料、组织更有意义的班级活动，现需收取本期费用XXX元，请家长接龙。” 接龙序列一旦开启，便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催促。你的沉默，你的迟疑，在一条条“XXX家长已付”的刷屏中，显得格外刺眼。

你不是在对抗某个制度，而是在对抗一种由“多数人”行动营造出的氛围。怕自己的孩子被贴上“不合群”、“斤斤计较”的标签，怕在需要集体协作的场合中被边缘化，更怕这点“不配合”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影响到孩子在校的状态。于是，大多数家长选择了跟随。就像新闻中那位化名刘京的家长，即使家庭困难，感到“不堪重负”，也依然在三年里一次次地完成了接龙。

这就是“沉默的螺旋”——当人们感觉自己的观点属于少数时，会倾向于隐藏它，而看似“多数”的意见则愈发响亮。在家委会主导的收费接龙里，异议的声音从一开始就被消音了。

家委会的“越位”与权力的灰色地带

家委会成立的初衷，是加强家校沟通、协助组织活动、保障学生权益。但在现实中，部分家委会的职能悄然异化，从一个沟通协调的“中间人”，变成了具有一定动员和分配能力的“准行政组织”。

此次事件中，家委会行使了长达两年半的“财政权”，不仅总额巨大，而且涵盖了“学习资料购买、复印以及文体活动等支出”。这些项目边界模糊，何为“必要”？何为“更好”？标准往往由家委会核心成员把握。尽管通报称“每次费用账目明细均公示”，但这种事后公示，对于已经形成的支出和交费压力，又有多少实质的制衡作用？

更值得深思的是学校的角色。通报中提到“对于家庭困难学生，由学校给予每学期750元补助”。这固然是一种补救，但也反衬出，学校对于家委会长期、大额的收费行为，是否存在监管的缺位？是否默认了这种将经济负担转移给家长集体承担的模式？直到家长举报、舆论关注，主管部门才“责成学校督促清退”。这种事后处理，难以抚平过程中积累的焦虑与不公感。

“班费”困局，困住的是对教育公平的朴素信仰

义务教育本应最大程度地保障起点公平，减轻家庭负担。而层出不穷的“班费”争议，恰恰在侵蚀这种公平感。它制造了一种隐形的筛选：能够且愿意配合这种集体支出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或许能获得更丰富的学习资料、更“高大上”的班级活动体验；而那些经济拮据或不愿“随大流”的家庭，则可能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让孩子面临某种程度的区别对待。

当教育资源的获取，哪怕是班级层面的“加成”，开始与家长的经济支付意愿和“配合度”挂钩时，它伤害的不仅是某个家庭，更是公众对教育公平环境的信任。刘京家长的“不堪重负”，是一个个体的呼喊，也代表了众多沉默家长的心声。

重庆渝中区教委表示将“举一反三”、“全面排查”。这无疑是必要的行政步骤。但比排查整改更重要的，是重新审视和厘清家委会的权责边界，建立透明、刚性、前置的监督机制（例如，大额支出前置性征询全体家长匿名意见、设立独立于家委会的财务监督家长代表等），并将“自愿”原则，从形式上的接龙，落实到真正可以毫无压力地选择“不”的自由。

教育，是静待花开的园地，不该成为家长财力与社交压力的角斗场。让班级回归学习的共同体，而非消费的共同体，需要我们每一次对模糊地带说“不”的勇气，也需要制度给予这份勇气以坚实的支撑。

这件事，发生在重庆，但共鸣，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