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对美联储施压的总统

（学之智经济原创）

前一篇文章谈到，特朗普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美联储施压的总统。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传统上限于幕后的博弈在社交媒体上高度公开化、高频化和尖锐化。但他的做法并未（也未能）突破美联储独立性的制度底线。他的行为更像是一场对现有规则耐受度的压力测试，而非颠覆性的制度革命。

自美联储成立以来，追求经济增长与政治声誉的总统与追求长期稳定的技术官僚之间，始终存在着持续的张力。林登·约翰逊曾因加息当面斥责时任主席威廉·马丁；理查德·尼克松为赢得大选，直接向主席阿瑟·伯恩斯施压要求宽松政策。这些历史先例表明，白宫对货币政策的关切和施压是一种结构性现象，而非个人风格的特例。

哈里·杜鲁门vs威廉·马丁（195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以最低成本为战争融资，美联储与财政部达成协议，将长期国债利率固定在2.5%的低水平。战后，杜鲁门政府希望继续维持低利率，以减轻庞大的战争债务负担。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加剧了通胀压力。时任美联储主席马丁（于1951年4月上任）及其同事认为，必须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胀，这意味着必须打破与财政部的固定利率协议。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则坚决反对，并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全力支持。

杜鲁门总统将马丁召至白宫，进行了“非常直率”的谈话，明确要求美联储服从财政部，维持利率不变。在得到否定答案之后，杜鲁门甚至考虑过要求马丁辞职。马丁没有屈服，并公开表达了与财政部的分歧，赢得了国会和媒体的关键支持，使得一场公开的宪政危机迫在眉睫。

在国会的斡旋下，双方于1951年达成了著名的《财政部-联邦储备系统协议》，即 “1951年协议”。协议解除了美联储维持特定低利率的正式义务，允许根据经济状况自主调整货币政策，以实现物价稳定。协议达成后，美联储迅速采取了行动，允许利率上升。这标志着美联储从财政政策的附属品，转变为一个拥有货币政策自主权的独立机构。

此事件被认为是现代美联储独立性的正式诞生时刻。它确立了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责是管理货币与信用以保持经济稳定，而非单纯为政府债务提供廉价融资。马丁也因其在此事中的关键角色，被誉为“美联储独立性的建筑师”。

林登·约翰逊vs威廉·马丁（1965年）

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正全力推行其宏大的“伟大社会”国内改革，并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这两项议程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而维持低利率环境以降低政府融资成本，成为他紧迫的政治需求。然而，当时的经济过热迹象已引发美联储对通胀的担忧。时任美联储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认为必须采取预防性措施，准备提高贴现率。

面对这一威胁，约翰逊总统将马丁召至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私人牧场，进行极限施压。据多位在场人士及历史学家的描述，约翰逊利用高大的体格和惯用的“约翰逊待遇”，对马丁进行了长时间的、面对面的肢体压迫与言语咆哮，试图以个人威吓迫使其屈服。这已远超政策辩论，成为一场对央行负责人意志与机构独立性的直接挑战。

最终，马丁顶住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返回华盛顿后，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于1965年12月投票决定，将贴现率从4%提高至4.5%。这一决定在经济上具有紧缩意义，还向白宫清晰地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权，即便在总统最私密、最激烈的直接干预下，也依然能够保持独立。此举被誉为“牧场独立性宣言” ，成为央行抵御政治压力、维护政策自主权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并被载入中央银行学的教科书。

理查德·尼克松vs阿瑟·伯恩斯（1972年）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为谋求1972年大选连任，迫切需要在大选年营造一个经济繁荣的景象。为此，他进行了一项关键的人事布局，即任命自己的经济顾问、公开支持宽松政策的阿瑟·伯恩斯为美联储主席。此举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直接通过行政权力影响货币政策方向。

伯恩斯上任后，面临来自尼克松持续且露骨的政治施压。这种压力不仅是私下的，有时甚至是公开的，尼克松及其内阁成员不断呼吁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在政治博弈下，伯恩斯领导的美联储最终屈从了。尽管经济已显现过热迹象，美联储仍在1971年至1972年关键的大选周期内，维持了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迟了必要的紧缩行动。

这一决策带来了灾难性的长期后果。人为压低的利率为经济注入了过量的货币，与同期石油危机等因素叠加，共同点燃了美国持续整个1970年代的大通胀之火。物价飞涨，经济陷入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涨困境，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美元信用遭受重创。

这一案例被视为政治周期绑架货币政策导致长期经济恶化的教科书式反面教材。它以惨痛的社会代价证明，当中央银行为短期的政治目标服务，而放弃稳定币值的长期专业职责时，最终将牺牲整个经济的稳定与公众的福祉。正是这一教训，在事后极大地唤醒了学界、政界和市场对维护央行独立性极端重要性的共识，为后来沃尔克以超然立场铁腕抗击通胀铺平了舆论和理念的道路。

罗纳德·里根vs保罗·沃尔克（1980年代初期）

1979年，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时，美国正深陷持续十余年的大通胀泥潭，公众对美元失去信心。为根治这一顽疾，沃尔克做出了载入史册的决断，他彻底转变货币政策框架，将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首要目标，并允许利率自由攀升以遏制通胀预期。这一前所未有的紧缩政策，导致联邦基金利率在1981年一度突破20%的历史峰值。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企业破产激增，来自工商界、劳工团体和国会的批评与政治压力如潮水般涌向美联储。里根政府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等人公开质疑沃尔克的策略。

在此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表现至关重要。尽管他的“经济复兴计划”的核心是减税和刺激增长，短期看与沃尔克的紧缩政策存在矛盾。里根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定力与战略远见，他顶住了政府内外的巨大压力，多次公开并明确地表达对沃尔克及其政策的支持，坚决捍卫美联储的决策独立性。里根明白，若不彻底驯服通胀，任何长期的经济繁荣都无从谈起。

李根总统与沃尔克主席的合作联盟最终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到1984年，通胀率从双位数高点被成功压制至约4%，美国经济在经历短暂而剧烈的阵痛后，开启了长达二十年的“大缓和”增长时期。此案例证明，央行的独立性不仅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在面临巨大社会阻力的至暗时刻，更离不开最高政治权力的明确背书与保护。总统的支持，是美联储能够承受短期政治痛苦、执行必要但不受欢迎的政策的关键政治盾牌。

乔治·布什vs艾伦·格林斯潘（1990-1992年）

1990年至1991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这对于当时正谋求连任的老布什总统构成了严峻的政治挑战。面对低迷的经济数据，老布什总统打破惯例，多次公开并直接向美联储喊话，敦促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复苏。在1992年大选失利后，他更是直言不讳地将败选部分归咎于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抱怨未能更及时、更大幅度地放松货币政策，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政治怨言：“我重新任命了他，但他却让我失望了。”

然而，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面对来自总统的罕见公开施压，并未改变既定的政策节奏。当时的决策核心在于，尽管经济疲软，但美联储判断通胀压力仍未完全消除，过早或过快地降息可能重蹈覆辙，危及刚刚从大通胀中恢复的物价稳定根基。因此，美联储坚持了其基于专业数据模型和长期通胀前景的审慎加息步伐。

这个案例具有标志性意义，它表明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下，即使总统运用最高的公众影响力进行公开呼吁，也难以单凭政治喊话直接扭曲美联储基于专业判断的、复杂的内部决策程序。格林斯潘的“不回应”，并非对总统个人的不敬，而是对美联储使命的忠诚体现。这反过来也强化了一个信号，市场与公众应更多地关注美联储的经济分析，而非政治人物的评论。

历史案例证明美联储的制度韧性远超政治压力

从历史来看，总统的施压产生了复杂但清晰的后果。极端情况下，短期政策可能被扭曲。如尼克松时期，直接的人事任命和持续施压确实能在短期内影响政策走向，并可能造成严重的长期经济后果。但所有案例中，压力更多是通过人事任命和舆论环境施加影响。制度根基未被撼动，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成功改变了美联储独立性的法律基础或核心决策机制。有时候，因政治干预导致的经济恶果，如1970年代大通胀，反而成为了必须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有力论据，教育了后来的政治人物和市场。

回顾历史案例，尽管政治压力周期性出现，但美联储的决策核心与政策连续性得以保持，这归功于其独立性的多重制度“护城河”。首先，法律保障的人事独立性是关键。理事会成员长达14年的交错任期，使得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改组决策层；法律对罢免主席设置了“行为不端”的极高门槛，保护了决策者不因政策分歧被解职。其次，财务独立性使其运营不依赖国会年度拨款，从根源上切断了通过预算施加直接控制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市场与公众将央行独立性视为美元信用的基石，任何公然破坏独立性的企图都会立即引发剧烈的市场震荡和政治反弹，这种极高的破坏成本构成了最有效的约束。因此，只要这些制度根基稳固，来自白宫的压力虽然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的节奏或沟通方式，但难以根本性改变美联储基于专业评估的独立政策方向与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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