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银行界的恐慌时刻:高市早苗若胜选,经济崩溃倒计时启动

文|赵赵 编辑|赵赵

2月8日,当日本选民在投票站做出选择时,东京金融圈正在经历一场集体性的屏息凝神。

不是因为期待,而是因为恐惧。国际金融市场正在给高市早苗贴上一个致命标签——"日本版特拉斯",那个在2022年仅上任45天就因政策引发英国金融崩盘而黯然下台的前首相。

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的警告更加赤裸:"日本政府面临引发资产全面抛售潮的风险,股市、债市、日元三重下跌,甚至可能导致资本外逃。"

这不是危言耸听的预测,而是基于冰冷数字的推演——263%的政府债务占GDP比,122.3万亿日元创纪录的年度预算,以及日元汇率可能自1986年以来首次跌破180大关。

当一个国家的财政悬崖近在咫尺,当国际金融巨鳄准备猎杀这个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时,高市早苗的"政治豪赌"究竟是拯救日本的最后一搏,还是加速崩溃的致命毒药?

要理解日本银行界为何如此恐慌,必须先搞清楚高市早苗到底要做什么。

她的经济学逻辑很简单:大规模财政扩张+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政府主导产业投资,这套被称为"高市经济学"的组合拳本质上是"安倍经济学"的加强版。

问题在于,安倍晋三2012年接手的是一个深陷通缩和增长停滞的日本,他的任务是"创造通胀预期"来激活经济。

而高市早苗面临的则是一个通胀压力已经显现、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瓶颈的日本,她的任务应该是"管理现实通胀"并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同时还要应对远比安倍时期更加沉重的政府债务风险。

用错误的药方治疗完全不同的病症,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更要命的是,高市为了推行这套政策,居然在执政仅三个月就强行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导致2026财年预算案无法按计划在3月底前通过,政府可能需要编制临时预算维持运转。

这种为了政治野心而牺牲经济稳定的做法,已经让市场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数字会说话,而且说的是最残酷的真话。

122.3万亿日元的年度预算创下日本历史新高,比2025年度增加了6.3%,这个数字看似只是一个预算案,实际上是一枚定时炸弹。

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已经高达263%,远超2009-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时期的水平。

在这个高度脆弱的财政基础上,高市政府还选择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这种行为在国际金融市场看来简直是自杀式冲锋。

大和资本市场欧洲区研究主管克里斯·西克拉纳直言不讳:"这场提前大选让投资者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日本的公共财政状况难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更严重的是,高市的财政扩张计划没有明确的财源支撑。

预算案中包括社保费用39.1万亿日元、防卫费提前达到GDP的2%、食品消费税减免或废除,这些都是吞金巨兽,钱从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发行更多国债。

问题是,日本央行已经在2024年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寿险公司、银行类机构及海外投资者对日债的需求也边际回落,谁来买这些国债?

如果没人买,国债收益率就会飙升,政府融资成本就会暴涨,财政压力就会进一步恶化,这就是典型的债务螺旋式崩溃。

更糟糕的是,高市的货币政策立场让这个恶性循环雪上加霜。

与其他竞选人主张逐步加息的立场不同,高市在2025年总裁选举中明确反对加息,虽然她上台后对此避而不谈,但市场已经解读出了信号——她主张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对日本央行加息造成干扰。

这种"大财政+宽松货币"的组合必然要求日元在一定程度上持续贬值,而这正是国际金融市场最担心的"特拉斯时刻"的前兆。

所谓"特拉斯时刻"是指政府推行缺乏财源支撑的大规模财政扩张,导致市场丧失信心,进而引发债券、汇率、股票三杀的金融崩盘。

Simplex Asset Management驻东京基金经理千叶宣伸的预测让人不寒而栗:"若高市早苗在大选中大胜且执意扩大刺激计划,日元兑美元汇率可能会自1986年以来首次跌至180关口。"

180日元兑1美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元贬值超过20%,意味着输入性通胀将进一步加剧,意味着日本海外投资能力被严重削弱,意味着资本外逃可能成为现实。

时间因素正在让这个危机变得更加紧迫。

高市在1月23日强行解散众议院,导致预算审议中断,而新国会最早要到3月才能运作。

留给审议总额122.3万亿日元预算的时间极为紧迫,如果4月1日前预算不能通过,日本将陷入"临时预算"的尴尬。

临时预算的功能高度克制,主要用于公务员工资、基本行政运转、已有法定支出的最低履行,无法支持食品消费税减免等大规模新政。

这意味着高市对选民承诺的"大选大礼包"将面临延期甚至落空的风险,而这种"政治失信"一旦发生,将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

更可怕的是,在缺乏新财源、预算高度紧张的情况下,高市试图提前实现2%防卫费目标的计划,也将面临党内稳健派和财务官僚通过"分期兑现、结构调整"等立法技术进行的渐进化"阉割"。

届时,高市政权将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对外无法兑现承诺导致支持率暴跌,对内无法推进政策导致执政基础动摇,而金融市场则会抓住这个时机发动攻击,引发真正的崩盘。

国际金融巨鳄已经嗅到了血腥味。野村综合研究所、大和资本市场、Simplex Asset Management这些机构不约而同地发出警告,不是因为他们关心日本经济,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做空日本资产的巨大机会。

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高达GDP的263%,当一个首相为了政治私利而牺牲经济稳定,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陷入无解的矛盾时,这就是金融市场梦寐以求的"猎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索罗斯狙击泰铢只用了几个月就让泰国经济崩溃;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时,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让希腊债务占GDP比从120%飙升到180%;现在,日本的债务占GDP比已经是263%,远超任何曾经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

一旦市场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怀疑演变成恐慌性抛售,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更讽刺的是,高市早苗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严重性。

她在记者会上自信满满地说:"我们相信这份预算草案在财政纪律与实现强劲经济之间取得了平衡,同时确保了财政可持续性。"

但市场用脚投票——即便日本国债收益率飙升至历史高位这一情况在通常情况下本应支撑日元汇率,日元依旧一路走弱。

这种"日债收益率与日元汇率相关性消失"的反常现象,恰恰说明市场已经不再相信日本政府的财政纪律和经济前景。

当投资者开始用"抛售"而非"观望"来表达态度时,崩溃往往已经进入倒计时。

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的评价更加直接:"日本政府的举措如同赌徒在输局中加倍下注。"

问题的核心在于,高市早苗推出的政策根本没有触及日本经济的真正病灶。

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清晰可见:产业路线选择失误削弱了国际竞争力,比如在新能源汽车上押注氢燃料却错失锂离子电池这一国际主流机遇;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突出,65岁以上人口占比近三成,不仅导致劳动力短缺,也制约消费市场扩容;社保开支攀升导致财政资金捉襟见肘;更要命的是,高市政府将施政重心置于修宪扩军、挑动邻国关系,在外交上四面树敌,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日本财政分配矛盾凸显,民众迫切期盼改善民生、减轻税负,而高市早苗政府却在修宪扩武路上越走越远,这将严重挤压社会资源、抑制经济增长潜力。"

特别是高市涉及台湾问题的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急剧降温,引发中国赴日航班取消、旅游规模缩减,中方对日本实施军民两用物资的出口限制,这些外交失误在经济层面的反噬效果将在入春后集中显现。

最可怕的不是高市的政策本身,而是她为推行这些政策而采取的政治手段。

为了获得"总统式"的授权、绕过党内大佬的制衡,她以牺牲自民党整体的政党形象和城市选民支持为代价,抛弃了合作二十余年的公明党,对深陷黑金丑闻的原安倍派议员进行"全员特赦",萩生田光一、西村康稔等40余名涉案政客重获党内推荐资格。

这实质上是将"黑金派阀"改造成了"高市近卫军",试图通过挑动邻国矛盾、制造安保焦虑,将民意导向激进的民粹主义,从而对冲公众对"黑金政治"的愤怒。

这种以民粹主义煽动来掩盖经济无能、以政治冒险来转移内部矛盾的做法,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好结果。

1990年代阿根廷总统梅内姆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最终导致2001年的债务违约和经济崩溃;2022年英国首相特拉斯的激进财政政策引发金融市场恐慌,上任45天就被迫辞职。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押韵,而高市早苗正在谱写的,很可能是一首通向崩溃的挽歌。

当美伊代表团在阿曼谈判核问题时,当全世界目光聚焦在中东局势时,日本这个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正在悄然滑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2月8日的投票结果或许会决定高市早苗的政治命运,但更重要的是,它将决定日本经济能否避免一场可能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加惨烈的崩盘。

日本银行界的恐慌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基于冰冷数字和历史教训的理性判断。

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政治野心凌驾于经济稳定之上,当民粹主义煽动取代理性政策制定,当财政纪律被肆意践踏,灾难往往就在不远处。

日元汇率的震荡、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国际投资者的撤离,这些都是危机来临前的征兆。

问题不是崩溃会不会发生,而是它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发生。

高市早苗或许能在2月8日赢得选举,但她能赢得与金融市场的对决吗?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只是日本选民还有机会改写这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