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汗漫：由胡适的一封信谈起

一九三六年，胡适给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的吴健雄，写了一封信。后来，这封信以《致吴健雄》为题，收入各种散文选本。一封信，成为传世文章，是因为信中话超越了私人性，对公众拥有了意义。

此类例子甚多。

西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南北朝吴均的《与朱元思书》（“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魏晋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魏晋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唐朝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这些书信，一概因人性之光辉、修辞之美，流芳千载，让晚生吾辈感念写信人、收信人。

书信，本是两人间的交流，行文就多了朴素、恳切，倘见识不凡、辞藻奇崛，就有了文学的品质。

胡适这封信，朴素、恳切、奇崛不凡，是好文章。

信中，他首先对“龟兔赛跑”这一寓言，作剖析：“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可见，他强调“才”与“力”相统一，一改“不轻言放弃”“目标专一，矢志不移，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骄傲使人落后”等俗言旧论。发前人未发之言，摆脱陈词滥调，一个人的思想，才有了被汲取的价值。

写作，也需要“才”与“力”相统一。“才”，若比作天然矿藏，“力”，就是持之以恒的挖掘，用笔这一台挖掘机，挺进、获取。“才”有大小，“力”有强弱，决定了写作者的命运。“才”，这一精神矿藏，非恒定不变，当一个人不断拓展经验的疆界，就会拥有一座生长中的写作富矿。

胡适在信中，还叮嘱这个年轻女孩，在美国求学，“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也是提醒她，以“力”蓄“才”，方可登高致远。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的风云人物，胡适就是“才”“力”相统一之人，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红学、伦理学等领域，博观约取，卓有建树。他信中这一番话，出自个人经历与心得，就有了不一般的分量，对吴健雄产生深刻影响。后来，她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物理学会会长，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1990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752星，命名为“吴健雄星”。

就写作者而言，“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同样成立。深厚的学养，广阔的视野，跨越知识边界、文体边界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使一个写作者的魂魄与文本，摆脱平庸。刘勰《文心雕龙》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即，广泛涉猎方能触类旁通，精准把握书写对象与世界。

散文写作尤其如此。如果说，小说家能讲曲折的故事，诗人能写充满想象力的句子，即可存身立命，那么，散文家则必须是杂家，除了能讲跌宕起伏的故事、写出不凡句子外，还需要置身现实，以第一人称，负责任地向所处的时代发声。他，应该是小说家、诗人、学者、思想者的合体——博观圆照，方可鞭辟入里。

当下，一个散文家只看散文、写散文，一个小说家只读小说、写小说，一个诗人只读诗、写诗，固然也能自洽，但也可能自闭而不自知，笔力就弱了、萎顿了。

在给吴健雄信的结尾，胡适举了几个中国地质学界领袖的例子，说他们“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写文章、做学问、谋经营，道理莫不如是。

忘记是哪一位物理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物理学问题的解决，在物理学之外。文学问题的解决，同样在文学之外。就文学而为文学，终不会有大出息。

明代曹臣所编撰的《舌华录》，有这样一则文字：“西山先生问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西山由此务读。”

胡适九十年前的一封信，像昨天写罢、今天邮差送来的一样。我读了，就是收信人。

原标题：《夜读 | 汗漫：由胡适的一封信谈起》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吴南瑶 史佳林

本文作者：汗 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