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欧典范到北约逆子，土耳其是如何走上“不疯魔不成活”之路的

1683年9月12日，维也纳城的郊外上演了欧洲当时最大规模的骑兵冲锋。

三千名波兰翼骑兵打头阵，一万五千名东欧和德国轻骑兵紧随其后，向15万奥斯曼帝国军队发起了冲锋，并迅速地撕裂了土耳其人的防线。

维也纳之战

奥斯曼统帅卡拉·穆斯塔法意识到战败已经不可避免，带着少数随从匆忙逃离了战场。

随着维也纳战役的胜利，欧洲人对于奥斯曼军队的神化与恐惧逐渐消退。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较量迎来了历史拐点。

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向欧洲发起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并一步步丧失了在欧洲的领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向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发动了致命一击。最后一个能够整合伊斯兰世界，威胁欧洲文明的穆斯林国家彻底消失了。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任者，土耳其共和国在国父凯末尔的带领下，进行了彻底的世俗化改革，甚至强行驱逐了伊斯兰宗教领袖哈里发，以求全面融入欧洲文明。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然而，即使努力了整整100年，作为世俗化最彻底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仍然迟迟无法为欧洲文明接纳，并且在金融帝国的镰刀之下，一次次陷入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

在这种灾难性的大背景下，一位手腕高超的政治强人雷杰普·埃尔多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 脱伊入欧

1918 年 11 月，根据《穆德洛斯停战协议》，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联合派遣的50000 名士兵开始对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及其属地进行事实上的占领。

作为曾经的东罗马帝国中心，这座古老的城市有另一个名字君士坦丁堡，在460多年前被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破。

如今，攻守之势转换。由于在一战中失败，奥斯曼帝国面临着被欧洲列强瓜分的命运。

1919 年 5 月，希腊军队开始占领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士麦那，激起了当地土耳其人的不满。冲突造成约四百名土耳其平民伤亡。愤怒的民众和退伍士兵开始自发组织游击队，抵抗希腊军队。

希土战争

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派遣高级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前往当地稳定局势。

由于在战争中两次成功阻击协约国登陆，凯末尔被土耳其人视为民族英雄，“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在军队中的威望极高。

然而，凯末尔到达后不仅没有遵照苏丹的命令，平息抵抗运动，反而立刻控制了本地的军队，并与附近的帝国军队取得了联系，串联各地的反抗力量。

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民族独立势力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组建了新的政府，任命凯末尔为政府和军事领袖。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经过两年多的军事斗争，凯末尔率领土耳其国民军将希腊军队全部赶出了国土。英、法等国也被迫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地位。

不过，虽然将欧洲势力驱逐出境，凯末尔却无意恢复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他为国家选择的道路是融入西方秩序。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他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封建苏丹制，将奥斯曼家族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穆罕默德六世驱逐出境。

哈里发不仅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君主，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这种做法相当于意大利将天主教教皇赶出梵蒂冈。

哈里发

凯末尔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激烈反对，甚至远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也发出了强烈抗议。但是，他凭借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以决绝的姿态开始了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

而且，按照欧洲“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标准，即宗教不干涉政治，政治也不干涉宗教，凯末尔在世俗化的道路上比西方走得更加彻底。

他不仅关闭了一切有组织的教团活动，还明令禁止所有女性公职人员佩戴头巾，甚至就连女学生以及接送孩子上学的母亲也不得戴头巾出入校门，乃至一切“不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土耳其传统服饰，以及男子留大胡子的习俗都遭到了严厉打击。

随后，土耳其还通过立法，禁止使用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

这些政策实际上是用政治手段强力干涉宗教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远远超过了世俗主义本身的要求。

凯末尔改革的真实意图是要让土耳其刻意拉开与伊斯兰世界的距离，去除穆斯林的标签，融入欧洲文明。

改革后土耳其街头群众的服饰

激进的改革措施导致土耳其各地的叛乱此起彼伏，但都遭到了凯末尔的铁腕镇压。仅在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叛乱中，就有600多人遭到处决，7000多人监禁。

而且，凯末尔改革对伊斯兰世界整体的影响，超出了对土耳其国内的影响。哈里发制度废弃至今，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能够领袖伊斯兰文明的大国。资源丰富的阿拉伯世界彻底成为西方的战略附庸。

1938 年 11 月 10 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尔马巴切宫去世。土耳其军方在他死后忠实地继承并守卫着凯末尔的政治路线。

此时，在土耳其东北部的里泽省，一个叫做艾哈迈德·埃尔多安的青年光棍，为了生计决定加入海岸警卫队做了一名船员。

多年之后，他凭借着勤奋的表现终于升任队长一职，并迎娶了一位比自己小19岁的当地女子为妻。

49岁时，艾哈迈德终于老来得子，迎来了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这位在贫苦生活中长大的男孩，将高举复兴伊斯兰的旗帜，成为凯末尔主义在百年来最大的挑战者。

2.绝望循环

从伊斯坦布尔坐船，在波光粼粼的马尔马拉海中航行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到一座岩石小岛亚西·艾达。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这里成为11世纪拜占庭帝国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亚西·艾达小岛

60多年前，亚西·艾达上演了在后凯末尔时代对土耳其共和国影响深远的一次政治审判。

1960年5月27日，38 名“年轻军官”组织成员，成功发动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曼德列斯政府，并推举四星上将古尔塞尔为国家元首。

600余名政府各级官员在这座小岛上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任政府总理，曼德雷斯被军政府判处死刑。总统杰拉尔·巴亚尔因78岁高龄逃脱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这是土耳其军方一系列军事政变的开端。从此以后，“西化”的土耳其就出现了一件怪事：每当繁荣发展几年之后，土耳其的经济就会恶化，社会矛盾随之爆发，依靠西式民主程序上台的政府，就会在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被军队推翻。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

在冷战时期，1960年、71年、80年，土耳其军方每逢10年左右就会发动一次军事政变。

巧合的是，二战后也发生了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57年3月起，美国出现了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新情况，引发了二战后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70年代，世界第二次经济危机；80年代，第三次。

而土耳其处于欧美主导经济圈的外围，缺少转嫁经济危机的手段，每一次冲击都会给它带来严重的后果，激化社会矛盾，成为触发军事政变的诱因。

然而，军事政变基本上只是起到了在政治上对选民的愤怒有所交待，并维护自身监国地位和既得利益的作用。军政府上台后也无力改善经济衰退的状况，最后不得不将政权重新交还给文官集团。

在这种治乱循环中，土耳其人对国父凯末尔留下的政治遗产，以及军方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逐渐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被凯末尔压制的传统伊斯兰文化。

年轻的埃尔多安便是其中一员。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13岁时，埃尔多安跟随父亲来到了伊斯坦布尔。由于生活拮据，他会将父亲每个月给的零花钱买明信片、矿泉水、面包圈等，在街头贩卖，赚取更多的生活费。

为了节省学费，他选择了进入一所宗教职业中学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还学习了阿拉伯语。

毕业后，埃尔多安想进入安卡拉大学政治学院学习。但是他失望地发现，安卡拉大学根本不允许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报考。

安卡拉大学

只有通过世俗学校毕业的学生，才能进入大学学习，这是凯末尔留下的政治遗产中的一部分。

埃尔多安人生中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来自遥远历史的恶意和排斥。而且，他敏锐地观察到，越是贫困的底层人，越有更多跟自己类似的感受。

就像他因为贫困所以才选择宗教学校一样，那些被经济发展落下的人，在自由化改革中被忽视的人，往往只能从传统中寻找支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力量。

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股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强大到足以颠覆国父凯末尔为土耳其设计的道路。

谁能抓住这股力量，谁就能获取通往共和国最高权力的机会。

3.纵横捭阖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跟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一样，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似乎打破了十年魔咒。但是，好景不长，90年代后期亚洲陷入金融危机。同一时期，土耳其也再度陷入了经济衰退。

1997年，土耳其军方按照惯例发动了军事政变。但这一次土耳其的经济直接崩溃了，通货膨胀失去了控制，货币里拉变成了废纸。97年，1美元可以兑换10万里拉，到了2001年，可以兑换150万里拉。

愤怒的民意终于积累到了顶点。

反政府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

2002年，在土耳其人对其他主流政党完全失望的情况下，埃尔多安率领新组建一年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狂揽三分之二议会席位，大获全胜。

更加幸运的是，他执政初期正是上一轮经济危机结束，下一轮经济繁荣开启之时。再加上埃尔多安果敢刚毅的治理风格，原本快要崩溃的土耳其经济在他的任期内，开始趋向于稳定。到2013年，土耳其GDP达到了9500亿美元，比起2001年，翻了近五倍。

亮眼的政绩让他的威望和权力超越了历任土耳其总理。

不断失势的军方终于开始感到了恐惧。

2016年，土耳其军方又一次铤而走险，发动政变。

但是这一次，支持埃尔多安的民众直接冲上街头，暴打造反的士兵。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只用了不到一天便戏剧性收场。

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在街头殴打造反的士兵

随后，七万人在大清洗中被逮捕，十五万军队高层、法官、公务员、媒体、宗教人士被革职审查。曾经不可一世的土耳其军方势力被连根拔起。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凯末尔政治遗产寿终正寝。

2017 年，埃尔多安举行全国公投，将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加强了总统的权力，每届任期5年，最多可连任2期。

2018年，埃尔多安成为新体制下的第一任总统，且此前的任期全部清零。土耳其的新时代到来了。

自建国以来，土耳其一直在沿着国父凯末尔规划的道路，热切希望欧洲真正接纳自己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1969年，在欧盟还是欧共体的时候，土耳其就开始了艰难入欧谈判。

直到36年后，欧盟才终于官方正式确认，给予土耳其欧盟候选国地位。而曾经被凯末尔打得惨败的希腊，早在1981年就成为了欧共体中的一员。

北约好进，欧盟难入。因为一旦成为欧盟成员，就等于从欧洲经济圈的外围进入了中心。欧洲就要与8000万土耳其人切实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共担风险。

2019年欧盟议会投票通过冻结土耳其候选国资格

曾几何时，凯末尔将西方文明视作包治百病的救世主。然而，无论土耳其如何努力去除传统标签，欧洲对于接纳一个穆斯林国家始终心怀芥蒂。

西进无望，不如东归。

舔而不得，何不自取？

在国内走向政治巅峰同时，埃尔多安决定重拾伊斯兰文明的历史遗产，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北约成员和穆斯林国家的双重身份，为土耳其争取切实可见的利益。

一方面，由西转东，外交上提出新奥斯曼主义，插手中东事务，力图重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

另一方面，以东制西，或要挟为中东难民放开边境，或示好俄罗斯，威胁拒绝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明目张胆向欧美索取好处。

300多年前的维也纳战役，欧洲人摆脱了对奥斯曼军队的神化与恐惧。

300多年后的今天，奥斯曼的继承者终于打破了对欧洲文明的崇拜与幻想。

历史的轮回再一次回到了最初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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