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给劳改犯上课，一个犯人举手问：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我今年快七十了，这辈子当过几十年老师，教过的学生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大多名字模糊、模样记不清了，唯独1982年那次去劳改农场上课的经历，像刻在骨头里一样，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又酸又热，翻江倒海。那不是普通的课堂，没有明亮的教室、整齐的课桌，台下坐的也不是朝气蓬勃的孩子，而是一群戴着编号、穿着统一囚服的劳改人员，可就是在那样一个压抑又肃穆的地方，一个男人举起手，轻声问我：“老师，你还记得我吗？”一句话，让我当场红了眼，也让我明白了，教育从不是只教给好孩子，那些走偏了路的人，心里也藏着没被温柔对待过的童年，藏着对救赎的渴望。

1982年，我刚三十出头，在县城中学教语文，那时候风气正，各地都在搞“思想教育+文化补习”，劳改农场也联系了我们学校，想请几位老师过去，给服刑人员补文化课、讲点做人的道理，说白了，就是帮他们认认字、醒醒脑，让他们知道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学校领导找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打怵，说不怕是假的，一想到要面对一群犯了错、甚至犯过重罪的人，浑身都不自在，总觉得他们凶、狠、不好接触，可架不住领导劝说，也想着自己是老师，教书育人本就是本分，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愿意听，就该教。

第一次去农场，是农场的车来接的，一路土路颠簸，越走越偏，周围都是高墙、铁丝网，门口有站岗的战士，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进了大教室，其实就是一间宽敞的平房，窗户都装着铁栏杆，台下坐了三四十个人，清一色的灰蓝色囚服，理着寸头，低着头，没人说话，整个屋子静得能听见呼吸声，空气里都是沉闷、自卑，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我站在讲台上，手心全是汗，拿着课本的手都有点抖，原本准备好的开场白，到了嘴边全忘了，只能硬着头皮，从最简单的识字、读课文开始讲。

我以为这些人会不耐烦、会捣乱、会不听讲，可没想到，他们比我教过的任何学生都安静、都认真。没人交头接耳，没人东张西望，每个人都坐得笔直，眼睛盯着黑板，手里攥着半截铅笔，在破旧的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哪怕很多字写得歪歪扭扭，哪怕连简单的句子都读不通顺，也没人偷懒。有年纪大的，五十多岁，眼睛花了，凑得很近看黑板；有年轻的，二十出头，手指粗糙，握笔都费劲，却还是一笔一划跟着写。那一刻，我心里的害怕、抵触，慢慢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疼——他们不是什么青面獠牙的坏人，只是一群走了弯路、犯了错、想重新学点东西的普通人。

那之后，我每周去两次，每次两节课，慢慢和他们熟悉了些。有人会悄悄给我递一杯凉白开，有人会在下课的时候，小声问我一个字怎么读、一句话什么意思，他们说话都低着头，声音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讨好，也带着深深的自卑，仿佛觉得自己不配和老师说话，不配接受教育。我从不戴有色眼镜看他们，就像对待普通学生一样，耐心讲、仔细教，错了就纠正，会了就鼓励，我总觉得，人这辈子谁都可能走错路，错了能改，愿意学，就还有救，就不该被一棍子打死。

就这样上了快两个月的课，那天和往常一样，我讲着课文，解释着字词，台下依旧安安静静。突然，中间位置一个男人慢慢举起了手，他看起来三十岁左右，身形消瘦，脸色有点苍白，举手的动作很慢、很拘谨，像是犹豫了很久、鼓足了天大的勇气。我愣了一下，停下讲课，轻声说：“你有问题？”

他慢慢抬起头，眼睛看着我，眼眶有点红，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这句话一出口，我整个人都懵了，盯着他的脸，仔细打量，脑子里飞速回想，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教过的学生大多是十几岁的孩子，他看着比我小不了几岁，实在没印象。我摇了摇头，如实说：“对不起，我……我记不太清了。”

他低下头，手指攥了攥衣角，沉默了几秒，再抬头时，眼里已经含了泪，声音轻轻的，带着回忆，也带着愧疚：“老师，我是王家沟的，叫陈建军，1970年，你在村小代课，教过我们二年级，我坐最后一排，总逃课，你没骂我，还把自己的窝头分给我吃……”

这话一出来，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尘封了十几年的记忆，瞬间翻涌上来。1970年，我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村里的小学代过一年课，那时候条件苦，教室是土坯房，课桌是土台子，很多孩子家里穷，吃不饱饭，经常有学生逃课去挖野菜、捡柴火。陈建军，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瘦得跟柴火棍似的小男孩，爹走得早，娘改嫁，跟着年迈的奶奶过，穿得破破烂烂，冬天连双棉鞋都没有，总逃课，不是不想学，是家里穷，要帮奶奶干活，还要填饱肚子。我那时候心善，看他可怜，经常把自己带的窝头、红薯分给他，有时候他逃课回来，我也不骂他，就拉着他补功课，跟他说好好读书，以后才能走出大山，才能过好日子。

我记得他那时候眼睛很亮，虽然穷、虽然苦，却很聪明，字写得工整，课文读得也流利，我总觉得这孩子是块好料，只要好好教，能有出息。可代课一年后，我就去了县城中学，再也没回过村小，也没了他的消息，没想到，十几年后，再见面，竟是在这样的地方，他成了服刑的犯人，我成了给他上课的老师。

我站在讲台上，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沧桑、满眼愧疚的男人，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问他：“你……你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低下头，眼泪掉在了囚服上，声音哽咽着说：“奶奶走了，没人管我，年纪小不懂事，跟着村里的混子瞎混，偷东西、打架，后来越走越偏，犯了抢劫罪，判了十年。进来之后，我天天后悔，天天想你当年跟我说的话，想你给我的窝头，想我要是好好读书，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听说有老师来上课，我天天盼着，没想到真的是你……”

整个教室安安静静，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没人说话，我能听见有人偷偷抹眼泪的声音。那时候我才明白，这些坐在台下的人，不是天生的坏人，很多人是年少失教、家境贫寒、无人引导，一步错步步错，被生活推着，走进了泥潭。他们心里不是没有善，不是没有对美好的向往，只是在最需要有人拉一把、教一把的时候，没人伸手，没人指路，最后迷了路，毁了自己。

那节课，我没再讲课本上的内容，就站在讲台上，跟陈建军，也跟所有人说了很多心里话。我说我不怪他，年少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破罐子破摔，可怕的是放弃自己；我说人这辈子，不管跌到多深的谷底，只要愿意抬头、愿意改、愿意学，就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说我依然把他当学生，只要他好好改造，好好学文化，出去之后，踏踏实实做人，好好过日子，就不算晚。

陈建军一直低着头，眼泪不停地掉，不停地点头，嘴里反复说着：“老师，我改，我一定改，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从那以后，陈建军成了班里最用功的人，每次上课都坐第一排，笔记记得最认真，下课总是追着我问问题，还主动帮其他不认字的犯人补习。他眼里的光，又慢慢回来了，像当年那个瘦小男孩一样，有了希望，有了奔头。我每次去上课，都会多跟他说几句话，鼓励他，给他讲外面的变化，讲好好做人的道理，我知道，一句话、一点温暖、一份不放弃的信任，对他来说，就是黑暗里的光，就是活下去、改好的勇气。

后来我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别的学校，再也没去过那个劳改农场，也没了陈建军的消息，可我总惦记着他，惦记着那一群渴望被救赎、渴望重新做人的人。我常常想，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是只教出成绩好的学生，不是只培养出有出息的人才，而是在有人迷路的时候，伸手拉一把；在有人堕落的时候，开口劝一句；在有人放弃自己的时候，告诉他，你还能变好，你还有未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教过无数学生，有考上名校的，有事业有成的，有风光无限的，可我最惦记、最难忘的，还是1982年那个举手问我“老师，你还记得我吗”的陈建军，还是那间装着铁栏杆的教室，还是那群低着头、认真写字的服刑人员。他们让我明白，人心本善，没有谁天生就该被唾弃，没有谁永远不可救药，一点善意、一份耐心、一次不抛弃不放弃，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辈子，就能让一个走偏的人，重新走回正路。

我总盼着，陈建军早就刑满释放了，早就改好了，早就过上了踏踏实实的日子，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再也不碰歪路，再也不做错事。

这辈子当老师，我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1982年的那堂课，那句“老师，你还记得我吗”，让我懂了为人师者最珍贵的本分——不放弃任何一个渴望变好的人，就是教育最大的功德。

时光走了几十年，很多事都淡了，可那份触动，那份温暖，那份对人性的相信，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