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是一九七八年，北京城上空的风向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对于卸下重担的汪东兴而言，日子过出了新滋味。
就在这年擦黑的时候，景山公园大门口，碰上了一桩看似芝麻绿豆大的琐事。
搁平常大爷身上，这顶多算个生活小插曲；可落在他头上，直接演变成了一场关乎“底线”的硬仗。
那天刚撂下饭碗，他领着秘书去溜达。
刚想迈进园子，就被拦住了。
拦路的是个愣头青门卫，理由那是相当硬气：“同志，刚下来的新规矩，跟着的人得买票。”
这里头其实藏着个弯弯绕。
门卫眼尖，认出了这位是国家功臣，他进门自然不用掏钱。
可秘书呢？
按墙上贴的那张纸，没跑，得买。
这一挡，直接把当年的“官场名堂”给挡在大伙眼皮底下了。
公园头头听见信儿，火急火燎跑过来，汗珠子直往下掉，嘴里的话那是相当“圆滑”：“汪老，误会误会，您是老前辈，这位同志虽说该买票，但这…
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白，这页就把揭过去，大伙装个瞎子，直接进得了。
换做旁人，顺坡下驴也就完了。
毕竟，给个台阶下那是人情。
可汪东兴当场就在心里盘了一本账。
这账算的不是那两毛钱的门票，而是算在这个“规矩”二字上。
他那会儿的反应大得很，甚至可以说是火冒三丈。
咋回事？
就因为那个头头说了句“这是上面的规定，咱们照章办事”，一下子捅到了他的肺管子。
汪东兴心里的理儿是：要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干了一辈子，最后就是为了进个公园还能分出个三六九等，那当年的血岂不是白流了？
这一连串动作，不是为了摆谱，而是真就在“较劲”。
他正用自己的法子，想拽住某种正在往下滑溜的东西。
接下来的茬儿更有意思。
那头头还在那儿和稀泥，说什么“老同志不用排队”，汪东兴反手就做个决定：排队。
不光自己老老实实排，还招呼大伙一起排。
队伍里有个挎着菜篮子的大妈不认识这尊神，纳闷这老头一大把岁数咋还跟年轻人一样挤着买票。
汪东兴回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毛主席教导过我们，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这话听着轻飘飘，可当时在场的人，恐怕没几个能真咂摸出里面的滋味。
紧接着，他从那个旧得掉皮的夹子里抽出两张一块钱。
这一下直接把公园头头整蒙圈了。
头头脑子里转的是怎么“照顾”老前辈，汪东兴脑子里琢磨的是老前辈怎么“带头”守规矩。
票买到手，事儿还没完。
他仔仔细细把副券撕下来塞进箱子，紧接着凭着干了一辈子的职业敏感度，当场给那头头上一课。
他手指头戳着票根说：“你们这票印得有毛病。
得像公交车票似的，印上号。”
为什么要印号？
为了好统计人数？
那是给外人看的面子。
里子是——防着有人倒手卖票，防着有人搞猫腻。
瞧瞧，这就是职业病。
哪怕退居二线了，他在管理漏洞上的鼻子还是灵得很。
公园头头只能像鸡啄米似地点头，心里头却叫苦连天：这门票平日里一半都是送人情的，真要编了号，那以后还怎么做顺水人情？
这事到这儿，才算开了个头。
真正的硬茬子，碰在几天后。
汪东兴那是雷打不动，天天排队。
直到有天，他撞见了老战友，周志明。
这一场遭遇，简直就是两个时代的火星撞地球。
周志明瞅见老汪在人堆里排队，头一个反应是乐了：“老汪！
你还真买票啊？”
在这位老战友眼里，混到他们这份上，还要排队买票，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周志明直接大步流星走到队伍最前头，冲窗口挥挥手就要拿票，还吆喝着要“请”汪东兴。
这会儿，摆在汪东兴跟前就两条路：
路子A：顺水推舟。
都是老伙计，给个面子，一块溜达进去，扯扯闲篇。
路子B：当众拆台。
死磕原则，让老战友下不来台。
绝大多数人在这种场面上，肯定选A。
毕竟，谁乐意得罪几十年的老交情？
可偏偏汪东兴选了B。
他脚底像生了根，一动不动，冷冰冰地吐出俩字：“排队。”
周志明指着窗口上贴的“离退休干部优先”，觉得老汪简直是脑子进了水。
两人挪步到老槐树底下，周志明递过来一根烟，汪东兴摆手说早戒了。
紧接着，汪东兴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太行山那会儿发的誓。
“当年你拍着胸脯说，最恨那些骑在老百姓脖子上拉屎撒尿的官老爷。
现在呢？
你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号人。”
这话，太扎心了。
直接把“功臣”那层光鲜亮丽的皮给扒了，露出了里面已经发馊的瓤。
周志明急眼了，脸涨成猪肝色，搬出了那套最常见的挡箭牌：“咱们流血流汗干了一辈子…
那意思明摆着：我拿脑袋换来的好日子，享受点特权咋了？
这难道不是该得的补偿吗？
汪东兴没跟他吵吵，只是提了一个名字：李政委。
那个在朝鲜战场上把命丢了的“小李子”。
李政委闭眼前留下的最后一句遗言是：“等胜利了，一定要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
这话一撂出来，原本还气势汹汹的周志明，彻底瘪了茄子。
这就是汪东兴的“杀手锏”。
他不是跟你讲大道理，他是拿死人压活人。
他在质问：那些埋在地下的兄弟没享受到这些福分，活下来的人凭啥心安理得地在这儿摆谱？
这场嘴仗的结局，是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重新溜回到了队伍尾巴上。
这回，周志明自己掏腰包买了票。
打那以后，这成了景山公园一道稀罕景儿。
菊花展排起长龙，工作人员特意开了个新窗口给老干部，结果被一位拄着拐棍的老人（一看就是受了汪东兴影响的伙计）大声给顶了回去：“不用！
我们排队！”
到了年关底下，新来的园长想请汪东兴当个“义务监督员”。
这其实是个挺机灵的主意。
既然你这么爱管闲事，那就给你个正经名分。
谁知汪东兴一口回绝。
他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头。”
园长的回答也漂亮：“正因为您是普通老人，才更合适。
您教会了我们要脸面，真正的尊重不是靠特权，而是靠平等。”
这回，汪东兴没再驳回。
他望着远处疯跑的孩子，点了点头。
故事的最后，汪东兴弯腰捡起地上的废纸，顺手扔进垃圾箱，然后招呼老战友周志明：“走，买票看花展去。”
两个老人的背影慢慢融进了人海里。
回过头再咂摸这件往事，你会发现，汪东兴在一九七八年死磕的，绝不仅仅是那几张门票钱。
他是在跟一种几乎挡不住的“组织熵增”对着干。
当一个摊子铺大了、赢了，里头的人难免会生出“变现”的念头——拿过去的功劳换现在的特权。
周志明代表的，就是这种顺理成章的“兑换思维”。
而汪东兴代表的，则是一种近乎执拗的“清零思维”——功劳是过去的，在规矩跟前，今天的我和平头百姓必须归零。
这种坚持，在当时瞅着可能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有点像个“刺头”。
可恰恰是这种“刺头”，守住了那个时代最后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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