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套利：当医保基金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唐僧肉”

作者：高恒

2026年2月4日，湖北省宣布成立由省纪委监委、省卫健委、省公安厅、省医保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媒体报道的精神病医院“违规收治患者、涉嫌套取医保资金”问题开展深入调查。这项决定源自《新京报》记者的卧底调查，报道揭露，襄阳、宜昌等地部分精神病医院通过“免费住院、免费接送”等手段广泛招揽病人，甚至把完全正常的人、护工、保安都纳入住院名单，一场系统化的医保套利游戏浮出水面。

令人震惊的不只是骗保行为本身，更是这种“灰色商业模式”的成熟与规模。报道中提到，一名病人住院九十天花费一万余元，这笔钱从医保基金而来，顺势进了精神病医院的腰包。在襄阳这样一家地级市，“二十多家精神病医院开得跟牛肉面馆一样多”，说明这一运作早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已形成规模的行业潜规则，那又得有多少“虚假病人”套取多少医保基金。

这套逻辑看似荒诞，却环环相扣。首先是病人资格“降门槛”。只要愿意住院，“酒精依赖”甚至“就是来养老”都可以成为收治理由。部分精神病医院更进一步，直接伪造病历，令“正常人”顺利入院。

南方周末发文评论称：为了骗取医保基金，或是为了“免费养老”，又或是为了“销售提成”，精神病医院、“主动精神病”的“病人”及其家属，上下游的“销售人员”，都能从这笔生意里分得一杯羹，形成分食医保基金这块“唐僧肉”的共犯结构。为绕开监管，精神病医院还发明了“假出院”“不让出院”“反复入院”的对策，可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

医疗本应是信任与救治的场所，然而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精神病医院异化为逐利机器，靠伪病人、假服务换取真资金。这背后并非只有医院一家得利。从下乡“揽客”的营销人员，到为了免费养老送亲属入院的家庭成员，围绕医保基金形成了一个“利益共谋体”。这场游戏中，真正的精神病人可能得不到有效治疗，正常人也可能被剥夺自由与尊严，而整个医保体系更因资金被大量侵占而濒临公信力危机。

精神病医院为何成为骗保的“高发地”？从制度设计角度看，精神疾病的诊疗过程高度主观化，评估标准模糊，治疗手段多为非药物性的行为干预、心理疗法等“软服务”，极难通过客观手段进行监管。这使得其比其他科室更容易“合法伪装”，骗保更“无痕”。在过往的医保审计中，检查单据、药品耗材、手术记录等都是稽查重点，而精神病院的“治疗过程”多为主观记录和抽象评估，很难追责。据《新京报》报道，记者卧底中发现一些病人的收费中有高达六千余元的“心理治疗、行为矫正”费用，但却根本没有做过相关治疗。

这并非首次出现医疗机构集体骗保事件。过去几年中，国家医保局曾多次披露“假病人挂床”“住院吃喝拿钱”等骗保手段。2024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司法解释，明确将“挂床住院”“虚开检查单”等医疗领域的非法行为定性为诈骗罪。

面对这样的困境，治理之道必须更加系统化与前置化。首先，医保支付机制应提升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尤其针对精神类疾病设立更加清晰的入院标准和治疗记录审核机制。其次，应打通医保系统与民政、公安、卫生监管等多部门信息共享通道，实现对“异常入院”“集中报销”等行为的实时预警。再次，在地方层面，应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机制，防止监管与被监管者形成默契共谋。

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疯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被社会建构的异己感”。当下，这一社会建构正在被经济利益重新编排。当精神病的定义和治疗可以被操作、被定价，甚至被量产，它就不再是医疗命题，而成了利润模型。在这种情形下，“文明”本身也正在被嘲弄。公众期待的，不只是一次调查结果的公布，而是真正将医保基金的每一分钱，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